军事情报局军官在公务时间和非公务时间的言谈举止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与一般德军部队不同的地方。公务时并不十分讲究军礼军仪，下班后就更随便了。这里的士兵多数招自知识界，他们懂得庄重与轻化的界限。
同级军官无论公暇一律直呼姓名，以“你”相称。对将军或任将军职务的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称呼军衔，并加
“先生”二字；但在公务时间以第三人称称呼。公务之余，特别是对已经见过面的长官，又不在正式谈话的场合，则用第二人称。谍报员对所有的军官只称军衔，不提姓氏，也不用“先生”。谍报局人员见面时手搭帽沿行军礼，而不象安全局、党卫队和盖世太保那样平举着胳膊行党礼。
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老牌职业间谍，由于长期从事这种工作，屁股上都磨出了茧子。他们当中头脑机灵些的，已经及时投靠保安局、盖世太保，或成为卡纳里斯的亲信，稳稳当当地在柏林使职。另一些人年轻时就当过秘密警察。第三类人（他们是多数）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每个人都是分工很细的本行专家。他们确信谍报局永远会受到德国执政者的器重，自认为是一个特殊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气氛。
因此，约翰·魏斯这个新人在他们中间出现，顿时引起了猜疑和不信任，这倒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牵涉到某些伦理问题的缘故。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必须遵循军官教养的规范，还要遵循一种职业道德规约，那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直言不讳。
最卑鄙的伎俩，最凶残的目的，都用文雅的职业术语粉饰起来，用经院式的冷静态度加以探讨。乃至有些于过刑事警察的人，熟知惯犯和娼妓的行话切口，不敢在这里使用此类丰富语汇，而是力求作出科学的表述。
说来奇怪，这种温文而雅的气氛倒没有使魏斯感到难以完成任务，反而为他提供了方便。
他有丰富的知识，他了解德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读过自然科学家和古代史学家、法学家的著作以及希特勒上台前出版的各种书籍，这些足以显示他不同于那班俗不可耐的纳粹分子，显得他足智多谋，见多识广，不落后于时代潮流。
刚刚结识新同事，魏斯便让他们明白，他身上的“德意志保守主义”是长期生活在帝国境外的波罗的海地区所造成的。在那里，眷恋祖国的感情只能表现为缅怀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创造成果。他的这种表白给人留下了极为真实的印象。
魏斯觉得还必须说明一下，还在他远离祖国时，新秩序的德国在他心目中已是非常崇高而富有浪漫色彩的了。他觉得自己对帝国负有义务，因此，无论现在分配他什么工作，他将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同时也希望经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同人们不吝赐教帮助，本人愿以种种效劳作为报答。
魏斯的谦逊与随和很有利于消除别人对他的成见。他那助乐于助人的态度也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此外，他荣膺奖章，并对别人提起过他认识盖世太保和安全局的某些要人，使大伙不敢怠慢他。显然，这个厚道的小伙子可不是一个到处求人帮忙和庇护的傻小子。他属于那种渴望在职务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干无把握之事的人。
魏斯在建校初期表现出来的机敏能干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他兢兢业业致力于文陵工作，研究了全部个人档案，独出心裁地编制了一套索引卡片，用不同颜色区别每个招收来的学员的可靠程度。这套卡片为上司提供了很大方便，使他们能对形形色色新学员的情况迅速理出一个头绪。
一旦对某学员的评价有了改变，颜色标志也很好办，只消把另一种颜色的小方块夹到某张卡片上就行了。
魏斯编制的卡片不算正式卡片，仅供内部工作中使用。正式卡片的规格要复杂得多。魏斯又请人给自己那套卡片补拍了一套学员照片。这笔钱无法报销，只好自己掏腰包。魏斯居然还搞到了第二套照片。可以说，这是凭着他的精明劲儿得来的一份酬劳，一件战利品。当然，魏斯觉得应该当着摄影师的面把多出的那套相片裹在旧报纸里销毁掉。这很好办。他在旧报纸里裹的不是学员照片，而是类似照相纸的一叠光滑硬纸。
这么一来，魏斯就不必再次扮演画师的角色，采取上一回的有效办法向总部提供鉴别材料了。
他决定把收藏照片的秘密点设在跟他关系最好的哈根中尉的房间里。他想了想，就用胶布把那包照片粘在盥洗池上方的大镜子背后。
这一切意味着，身为间谍破坏中心“瓦利司令部”译员兼教官的约翰·魏斯，在新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夜，深坑一般沉寂。窗外黑的象一滩冰凉发粘的烂泥。连警犬也训练得从不吠叫，它们不声不响地向人扑去。
衣架上挂着魏斯的制服和便服。
他躺在床上，瞧着自己的这几件德国服装，好象还穿在身上似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最近睡得不好。但无论如何应当有充足的睡眠。
一支枪如果老是顶着火，扳机的弹簧会松劲，钢的弹力减弱了，子弹就要卡壳。
长期紧张，钢铁尚且疲乏，何况人呢？
“瓦利司令部”全体人员几乎都过着一种有条不素和讲究卫生的生活。军官大多是中年人，特别注意保重身体。他们节制饮食，睡前独自到操场上路阳路跄，见到谁只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这叫做漫步聊天。
只有上班时才谈公务。公余时间谈论公事是奇怪的，也是不礼貌的。这些人认为，他们所选择的行当就是供职，仅此而已。在这种人头脑里，也件只有小圈子的思想感情比别人浓厚些。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们习惯于对受训的特工采取学究式态度：纪律至上。他们的训练方法积数十年丰富经验，并且为受训特工在许多国家的活动所证实。有些人还以教育家自居，洋洋得意地谈起他们某个弟子的某次行动业已载入德国谍报史册。
军事情报局的一些老军官习惯于用西欧的材料来训练间谍，他们招收的对象往往身居要职，或在商界举足轻重，当然，这种地位有时是依靠间谍机关才得到的。现在这些老牌间谍认为委托他们从战俘中培养特务，不过是一桩大材小用、轻视他们专业技能的微不足道的差事。
他们翻阅这些未来要当间谍的战俘的档案，埋怨这些人中间没有谁在本国身居要职或担任高级军官。从他们的职业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下等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这些人不能在国内获得高官厚禄，显然皆是平庸之辈，不具备成为职业间谍的必要条件。这些人没有培养前途，不适于长期潜伏，不能凭借个人本领打入对间谍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苏联机关。
他们读到这些人在自传中列举的苏维埃政权给本人带来的种种灾难和损害，不禁耸耸肩膀，觉得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在任何条件下，即使他对现存制度抱敌视的态度，也能找到千百条出路而免遭沉沦。
有个绰号叫“一撮毛”的学员，过去的刑事犯，细数他违犯过哪些刑律，共判过多少年监禁以及每次被捕的经过。这个人被认为没有培养前途，因为他总是单枪匠马地干，即缺乏组织才能。欧洲所有出名的职业罪犯早就学会了分工合作，有极其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哈根开导魏斯：“请留心，约翰，俄国人大多不讲究实际，缺乏起码的生活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指出过这个特点，布尔什维克却把它发展得过了头。我们在这里向他们传授一点职业知识。下一步再培养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工作需要。这些人应该摒弃一切道德观念。我的意思是，他们过去有许多框框，例如祖国、义务、荣誉等等，现在他们要从这些框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个国家的人被雇来为另一个国家眼务，必须摆脱本民族的感情和狭隘的政治观念，才能忠诚无比地为自身的利益，为个人而效力。
“我们在欧洲各国招罗的优秀间谍，对自己的使命都能有上述认识。可是这些俄国佬却在那里悲悲切切，夜不能眠，坐立不安。倒不是他们害怕空投到敌后会陷入险境。不是害怕这个。他们是在寻找自我辩解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他们是万般无奈，好汉不吃眼前亏，作为战败者不得已而为胜利者效劳！
“您还会发现，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打听奖励方面的事。起初我觉得可疑，后来明白了，这些人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过去，不能清醒现实地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清楚他们今天的处境比关在集中营里的同胞要优越得多。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一个正常人在类似情况下会自然产生的那些想法。他们既同意调出集中营，就是被我们救活了性命，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已丧失了生命的所有权，就象破产者丧失产权一样。我们把生命还给他们，把财产还给他们，只保留了一个权利，就是合理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生命。”
“您尝试过向他们灌输这些道理吗？”魏斯问道。
哈根若有所思地说：“试过。同一个人作过这样的谈话。但我觉得，他听我讲话就象基督徒在听多神教徒讲话一样。”
“对不起，我不明白，”魏斯心下早已明白，只是想核实一下哈根的话。“他们大多数是不信神的。”
“我说‘基督徒’是打个比方，指一种狂热的信仰。”
“那个人是谁？”
“记不清了，”哈根支吾过去，又煞有介事地说：“这说明，就连我们这里也能碰到一些少见的不合适的分子。”
“恕我直言，”魏斯说，“他们当中也有对苏维埃制度深恶痛绝的佼佼者。”
“您是说从别琴、布来登福特、诺库伦预备学校来的那些人吗？”
魏斯点点头。
哈根又沉吟起来。
“白俄当中最有用的要算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最有效的爆破武器，有利于我们奴役他们的民族。英国人惯用分而治之法就证明了这个道理。其实，这些民族主义分子都是狂热的幻想家。”
“为什么是幻想家？”
“因为，“哈根以教训的口气说。“我们只是在占领区暂且利用一下民族主义分子。要用他们去分化敌人，削弱敌人的团结。等到将来对各民族国家实行日尔曼化和殖民化，民族主义分子就没有立足之地。即使把这些国家视为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或者于脆任其充当仆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容不得民族主义分子。
“这同样适用于保皇党，以及那些想借助德国军队在俄国复辟克伦斯基式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分子。”
“为什么就不能复辟？”
“因为，”哈根悻悻地说，“多民族的苏联是由尝到这种联盟甜头的民族拼凑而成。这些民族一向以它们共同的经济力量来标志各自的实力地位，它们利用总体经济的优势，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享有平等权利。”
“此话怎讲？”
“就是说，即使把它们分割成许多小块，也禁不住它们要恢复一统的愿望，想阻止这种愿望无异于抽刀断水。”
“还有什么途径呢？”
“我认为，”哈根断然说，“我们给这个国家选择的途径就是唯一的途径。从前有人觉得，元首处理某些问题过于生硬，现在我们深信：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施行极端暴力，才能为帝国保住这些领土。要大量消灭人口，最坚决地消灭人口。把剩下来的人作为辅助劳力使用，并且限制生育，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大洪水了。”他开导魏斯：“年轻的朋友，您要明白：长期生活在苏维埃制度的影响下，靠吃它的果实长大的民族，就同母狼喂大的洛摩罗斯和瑞摩斯①一样。
【①罗马神话中一对孪生兄弟，出生后弃于河中，被狼救起、乳大后，洛摩罗斯为罗马王——译者】
“母很可以杀死，但狼奶已经吃了。有些人落到我们手里，就把这只母狼叫作野兽，大声疾呼要杀死它，还凶狠地折磨那些至今认狼为母的人。这种人只能得到个别人的支持，而得不到一个民族的支持。”
“我们到底依靠谁呢？”
哈根芜尔一笑，这一笑表示他有着过人的推理能力。
“就依靠那些民族主义分子，鼓励他们的民族分立主义和复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还有一类人可以依靠，他们在这里参与过处决本国同胞，只能死心塌地跟我们干一辈子。以上两种人就是我们要加以训练的材料。”
从哈根的议论中，很难确定什么是他自己的真实思想，什么是两面派的职业惯伎，即不管和谁谈话，自然而然要钻对方的空子。这一切增加了魏斯对同僚的了解，使他看清了他们在谈话时窥探对方心理的迂回手法。
尽管哈根有谨小慎微的职业习惯作为防护，魏斯仍能透过这层地甲发现他身上的弱点。哈根喜欢标榜自己。
哈根以谍报理论家自诩，认为他的求知好学乃是谍报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政权的巩固取决于特务系统密布的程度。特务系统渗透不到的地方会对现存制度构成威胁。这种观点不过是日本总体间谍理论的翻版，是赫斯在日本作过一番研究后成功地移植到第三帝国来的。
哈根是个老花眼，把手伸得远远地拿着几页稿子，向魏斯高声朗读他挑出来的几段话。他那肌肉松弛的苍白的脸变得十分庄重，有点象尼禄王的雕像，不过不是大理石的，而是蜡像。
哈根拿腔捏调地朗诵道：“无所不知即无所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即稳操胜券。
“这是绝对和普遍的真理。就象为了使低等生物服从于人这个高等生物，必须采用饥饿的办法作为抑制本能的调节器，以及各种灵活有力的手段来引起疼痛感一样；只有可靠的密探系统才能让执政者了解他们治下的那个社会的隐患，保证他们的江山代代相传。”
魏斯故作天真地问：“啊，元首不是没有继承人吗？”
“是的，”哈根说，“元首具有极高的政治热情，他为此作了一切牺牲。”
魏斯故意认真地说：“您的著作揭示了我们工作的深度，从意想不到的角度作了阐述，真令我惊叹。”又谦逊地说：“可惜我才疏学浅，不能对您的高见作出充分的评价。”
哈根见对方老实，又这么赞扬他，很受感动；就说：“我要助您一臂之力，我的藏书可供您使用。”
借阅哈根的书，并同他讨论其中内容，这使魏斯对法西斯间谍的种种手法有了进一步了解。
苏联战俘间谍学校筹建期间，希特勒的谍报头目们下达了特别指令，责成这些学校的领导、教员和教宫在工作中必须赢得学员的充分信任。对待学员要和气、严格、公正，给他们留下人道和高度文明的印象。要使学员们相信，德国人只不过扮演中间人角色，协助流亡的反苏中心将苏联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应向学员灌输以下思想：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儿女，但这个国家是新秩序的国家；他们的行动是自觉自愿的，德国人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生活，只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种皮鞭加点心、刽子手加糖果贩、狼狗加狐狸的两面战术魏斯早已熟悉。他曾根据特别档案室提供的落网间谍的悔过书与供词，研究过帝国主义谍报机关的那一套卑鄙伎俩，对它们有步骤地给自己间谍设下的种种陷阱知之甚详。魏斯觉得，目睹这班猎捕惊弓之鸟的家伙假仁假义地施展其阴谋诡计，就象每日每时看着刽子手们在行刑前向死囚争献殷勤一样。
哈根是怎样同一个眼神呆滞、脸孔青紫而浮肿的人“谈心”的呢？
这个代号叫“戈加”的人，在集中营里拒绝从一名判处绞刑的犯人脚下踢去凳子。德国人也要绞死他，他还是不肯。
这时，脖子上套着绞索的那个人厉声说：“别和我作对儿！自己找死等于替他们效劳。”他请求道：“别沉不住气，同志！”
于是“戈加”做了那个人认为有利于反法西斯斗争因而也是不合情理之事。但因犯们不肯宽恕“戈加”。“戈加”的身体渐渐坏了，最后堕落为“卡波”。现在成了这里的学员。
哈根和颜悦色地向这个两眼失神的人解释道：要是共产党不在战俘中间建立地下组织，而战俘也遵守营规的混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在集中营设置警卫，也不必实行惩罚制度，因为这一切都违背了德国人固有的同情心理，给执法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违法者肉体上所受的痛苦。
“至于限制囚犯的口粮，原因也很简单。德国肩负着养活苏联战俘的使命。但是占领区的苏联人实行怠工，使德国得不到足够的粮食来供应战俘。所以，苏军战俘在集中营里饿死，应由占领区的苏联人负责。”
哈根喂喂细语，同情地瞧着“戈加”那双失神的眼睛。
“戈加”坐在哈根面前的凳子上，上身挺直，保持“立正”姿式，两手老老实实搁在膝盖上，烟蒂快烧到嘴唇他也没有觉察。他的脸上神情淡漠，只是右脚——也许就用它踢去处绞刑的同志脚下的凳子——不停地颤抖着。
哈根作出笑脸，俯身对“戈加”说：“俄国人民很好嘛，纯朴善良，创造了不少优美歌曲，都是勤劳的庄稼汉。我们很喜欢俄国人民，所以要帮助你们达到目的，让俄国重新变成舒适安宁的家园。”他奉承道：“你们有过两位仁慈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们都是德国人。啊，她们是多么关怀俄国人民！老百姓叫她们‘大娘’，也就是‘妈妈’。真是太好了！”哈根把眼睛朝上一翻，换成一种严肃自责的口吻说：“当然，我们德国人也对你们不起，没有能及时向全世界揭露马克思思想的罪恶。你们成了这种思想的牺牲品。我们对马克思生在德国负有责任，所以要拯救别的民族免遭他的思想毒害。英勇无畏的士兵们正在协助我们。”
他关切地问“戈加”：“你都明白了吗？”
“戈加”霍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是！”
魏斯发现他那失神的眼睛里刹那间闪出一丝凶光和嘲笑的神气，很快又黯淡下去。
“戈加”走后，哈根请魏斯打开办公室的气窗，嫌恶地说：“这些畜生身上都有一股狗味儿。”
他自鸣得意地问魏斯：“看到了吗？这东西听见我说他们种族的好话就感动得要命。我们应当熟悉他们的历史和风俗。这会使他们高兴，唤起他们庄稼汉的正常本能。”
学校的领导、教员和教官，人人想方设法，力求更好地执行关于赢得学员信任的秘密指令。
魏斯觉得这道阴险的指令堵死了他接近学员的路径，使他也陷进了圈套。既然领导、教员和教官都遵照指令假惺惺笼络学员，那么魏斯所需要的那种人迟早会对德国人产生极度不信任的心理。对魏斯来说，这个办法是不可取的。尚存一点自由渴望的人会把魏斯的一切意图看作圈套。
是否向他物色的人暗示一下，德国人的友好态度全是诡计呢？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必须预先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行。可是德国人都在竭力这样干，那些选中的对象又怎能区别他的诚意和他的同僚们的意图呢？
魏斯擅长扮演各种角色。经过事先的训练，他迫使自己改扮成德国人，成为地道的德国人，同时又保持本性不变。他不断提高演技，孜孜不倦地从周围人身上搜集和汲取各种细微特征，揣度交往对象的心理状态，不假思索地、准确地谈论他们那一套大道理，使之成为护身的铠甲和官冕堂皇的思想外壳。所有这些他都能做得维妙维肖。但是，他却无法窥视那些祖国叛徒的灵魂深处，无法设身处地仔细了解他们在目前处境下还残留着多少人性，而什么品质已经丧失殆尽。
他能设想，一个受尽折磨、吓破了胆的懦夫怎样在绝望的时刻“光棍不吃眼前亏”，向敌人作出最初的让步，卷进了漩涡的第一圈，然后愈陷愈深，终于被逐渐缩小的水圈卷入水底而遭灭顶。
应当理解这种人，应当找到规劝的方法，使他们耻于懦怯，恢复勇气，萌生希望，相信立功赎罪之后可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但也要估计到，走上这条堕落之路的人为数不少。除了懦弱分子外，还有另一种人，今天变本加厉地干着新的、更为卑劣的叛卖活动。这种胆小鬼听信法西斯分子的虚诺假愿，轻易上钩，有恃无恐，指望在宰割祖国的盗匪勾当中充当一名死心塌地的帮凶。他们相信，每一块被宰割的土地将在日尔曼帝国的荫庇下成为与世隔绝的古老宗法制保护区，德国会把这些农业民族区作为自己的原料产地而加以监管和关怀。
魏斯无法了解这种人，不能理解他们。尤其是从间谍预备学校来的人员，都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中心的培养。他们梦想把自己的民族拖回到古老宗法制时代，让百姓们俯首贴耳，过那“民族独立”的恬适的茅屋生活。为此他们不惜毁灭本族人民，因为它加入了苏联各民族大家庭——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又不能忽视，除了这些把敌人的观点刻骨铭心的家伙，还有一些人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将这些观点用作保护色和自卫手队
学员上课要写一篇作文，题为：《为什么我与苏维埃政权为敌》。
这篇作文一方面算作向敌人出卖灵魂的支票和保证书，另一方面又可提供研究资料。据此能够判断，作者的叛变行为同他的祖国观有多少联系。
尽管这种文字读起来叫人恶心，魏斯还是花费了好多时间。他聚精会神地分析每一句话，发现其中隐晦的含义、思想的棱角，以及为了不侮辱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而采取的支吾搪塞手法。魏斯还尽力辨别，哪些话是言不由衷，装聋作哑，暗含着对故国残存的一点依恋。别的译员不如魏斯那样情熟俄语，不能完全明了作文中某些隐秘的内容，不能象魏斯那样揭示出字里行向的真实思想，领会其中的寓意、双关和暗含的讽刺。
因丧失自身财产而产生的隐隐仇恨和希望这财产失而复得的念头搀和在一起，这种心理在德国译员们看来，不过是奴才对主子劫掠的财物厚着脸皮想分一杯羹罢了。他们把这样的人列为异想天开分子。
学校鼓励每个人用反苏宣传的陈词滥调替自己装点门面。允许学员们自称德军秘密同盟军。其实他们不过是放到敌船上的一批黑耗子，只能在船舱里乱咬一气罢了。
军事情报局人员根据作文中的自白研究间谍的心理状态，象公务员那么卖力地统计有多少条明确或含糊的反苏言论，计算结果对学员有利，就打上及格分数，否则要求重写一篇。
魏斯自己也有一本账。他记下某些学员的代号。在他们的作文里出现了模棱两可的语句、大写字母开头的“祖国”一词以及其他微妙含义。这些也许是含沙射影，也许是没有改掉的积习所致。
怀有隐隐仇恨的人并不特别想证实他们甘愿服从强者的意志。魏斯向兰斯道夫汇报情况时，着重指出写这一类作文的人都唱一个调子。魏斯谨慎地暗示说，这种人不可信赖，他怀疑他们是否真诚，因为他们老是机械地重复那几句反苏的话。
兰斯道夫夸奖魏斯很有眼力。
哈根起草了一个向苏联境内派遣破坏人员的战术力案，提议同时派遣两组人员，分工如下：甲组直接执行任务，乙组实行平行监视，甲组完不成任务时，乙组将其消灭。
魏斯写了一份同样内容的呈文，他的建议和哈根的方案毫无二致。但是不久他又向兰斯道夫递交了另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他的前一份报告是错误的。
魏斯首先提出经济方面的理由，例如运输工具的耗损，燃料、武器装备和通信器材的耗费等。其次他考虑到不好向柏林汇报。如果每执行一次任务都要派遣双倍人数的特工，而只有半数人的活动产生效果，那么学校的工作效率只能事倍功半。再者，既然元首提倡总体间谍战，就应遵照这个原则大批派遣间谍。这方面的潜力还相当大，即使受到一点损失，也不致背离宏旨——元首的指示。
兰斯道夫采纳了魏斯自我批评的意见，同时扣下了哈根的报告，认为后者提出的战术只能在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时采用。
这样，魏斯提前作好了准备，一旦将来有人专门去监督特工的活动并受权在必要时处死他们，那就会使派遣小组行动瘫痪。魏斯还向兰斯道夫灌输一个思想：应当预计到某些小组完不成任务，它们的失利也无关大局，因为派遣小组的数量将会逐渐增加。
魏斯努力这样做，因为在目前处境下他依然坚信：战俘中叛徒毕竟是极少数，谍报局物色所需人员时不仅招来一小撮叛徒，也会收进一批依然忠于祖国的苏联战俘。如果告知集中营地下组织，它们也会派人打入间谍学校为国立功。
魏斯不惜宣扬起种族论来。他要让同僚相信，劣等民族的人根本不能胜任艰巨的间谍使命，智力低下、头脑简单乃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
魏斯安慰哈根说，即使几个小组失利或投敌，也能麻痹俄国人的警惕性，在一段时间内为其他小组的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哈根赞同魏斯的意见，称之为投掷诱饵战术。他甚至说，这种战术是特别行动的一个新创造，既有大批人手可供使用，又不必象在西欧战场那样为他们的效力支付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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