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格里茨少校跟自己的司机魏斯分手时多少有些惋惜，但也不反对他调升为军事情报局工作人员而成为自己的新同僚。虽然如此，少校觉得还是要警告一下魏斯：“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绝不是你的推论。结论我们自己会做。干特工这一行就是凭记忆。”他教训了几句之后就不再打官腔了：“有时要敢于装成胆小鬼。危险的任务总是交给勇敢分子去于，领奖的倒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
施泰因格里茨至今未谋到称心如意的职务，仍在执行临时性的视察任务，总有怀才不遇之感。
魏斯一上任迪特里希就一本正经地通知他，司令部有一名俄语译员马斯洛夫先生，虽是沙俄上校，仍要对其多加提防，因为一部分流亡白俄怀有民族主义情绪，对德军战胜俄国并不满意。
间谍学校的指挥人员、教员和指导尚未到齐，住房几乎都空着。魏斯满可以选一个好些的房间，但是他想，谦让总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于是就住进了较差的一间。他作这种选择还有其他考虑。这个房间是在走廊尽头，紧挨着贮藏室和一个暂时空着的厨房。通往阁楼的梯子也近在咫尺，必要时不仅能利用这几间空房，而且有个退路可以登上屋顶。
按照迪特里希的讲法，“为了达到在课余时间同学员接近的目的”，魏斯应当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因为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国人穿着便衣比穿着战胜国军服更容易同人谈心。
魏斯考虑他如何与新同僚们相处，决定一开始就和他们平起平坐，至少也得让人感到他是个严肃而有自尊心的人。要让他们知道，他对俄国有所了解，井渴望大大充实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日后要成为俄国问题专家而不仅是一名译员，有朝一日还想在莫斯科省总督靡下寻个体面差事。
他还打算模仿普鲁士贵族冯·迪特里希的举止风度，作为心理上的武装。在那些人中间，无论贵族还是仆役，盛行的是冷若冰霜、矫揉造作的寒暄客套，彼此以空洞庸俗的言词相敷衍。对贵族来说，这是擅长辞令和富有教养的表现，也是同交谈者保持有利距离的一种手法。
说实话，魏斯宁愿同性格乏味、沉默寡言、孤僻可疑的人物接触，而不想跟那些喋喋不休、过分直率的家伙来往。
同兰斯道夫相处也使魏斯获益匪浅。兰斯道夫同德国其他出色的行家里手、间谍专家一样，虚荣心极重，巴不得设计出一套亘古未有的行动方案，以奸诈诡满的高超手段胜过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件，从而在特工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公认的间谍大师，在秘密战争的史册上名垂千古。
兰斯道夫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个奥妙无穷的行动计划上，深信这个计划有朝一日会使他名扬天下。夜阑人静时他才感到心里舒畅，因为这时方能摆脱日间的繁琐事务，美滋滋地静心考虑一下这一计划的各种方案和巧妙步骤，预先品尝一下将要摘取的胜利之果。但这只是在夜间。白天，由于厄运的驱使，他却不得不于一些卑微的工作。不消说兰斯道夫认为，派他来为大规模间谍破坏活动物色战俘，就好象命令一名前线指挥官离开部队到大后方训练新兵一样，都是没有出息的差事。
其实，只要上级有意，他兰斯道夫是关有可为的。“帝国陆军部心理实验室”，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建立的“高级侦察学校”，轮训高级特工的柏林郊区“业务进修班”，这些地方才是他发挥专长和标新立异的场所。世界上许多间谍都知道他这位特工大师的著作。
他在这里只能干一些大材小用、劳而无功的粗活。兰斯道夫早就发现，对欧洲各国采用的战略在对俄战争中是行不通的。
欧洲诸国实际上已被征服过两次。它们先是不知不觉被德国的总体间谍活动所征服。德国间谍四处渗透，甚至打进了统治集团上层。然后德军把许多集团军捏成一只铁拳，闪电突击，把这些早已被叛卖活动腐蚀得千孔百疮的国家打倒在自己脚下。
但俄国不存在进行总体间谍活动的条件。无论是战前还是交战之初，德国间谍在俄国均遭失败，虽然东方战线被看作是整个德国间谍系统的主攻方向。
德国间谍机关甚至无法在苏联拼凑起一支类似“第五纵队”的势力，只好走上谎报敌情的道路。为了证实希特勒关于“俄国不堪一击”的论调，它不惜迎合上意，编造事实。这一类情报帮助希特勒击败了谢克特将军派系。谢克特将军早在1920年就警告说：“如果德国对俄开战，那将是一场无望的战争。”假情报还大量用来为宣传服务，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敌方力量的真实情况。
兰斯道夫知道这个底细，所以他认为兴师动众地从战俘中培训间谍只是一项无足轻重的辅助措施。
俄国和欧洲各战败国迎然不同。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欧洲各国早已建立了“第五纵队”并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而在俄国，胜利只能靠德国军队来赢得。
兰斯道夫预计破坏小组不可能从当地居民中得到人员补充，因而倾向于尽量多收些学员。也可以说，学校要培训的不是组织者，而是对上司唯命是从的愚饨执行者。这些人之所以顺从，一方面是害怕被处决，同时又不敢投奔自己的同胞，知道俄国人不会饶恕他们的背叛行为。
冯·迪特里希不赞同兰斯道夫的怀疑论点。他认为招募来的人员中有的能成为高级间谍打入苏联政权机构，很希望约翰·魏斯协助他发现这种人才。迪特里希一反常态，对魏斯变得宽容起来，而魏斯当然不难猜出其中究竟。至于兰斯道夫的态度为何这样冷淡，魏斯则迷惑不解。
一辆辆带篷卡车，车门加了铁栅，车窗遮上帆布，在苍茫的暮色中把他们一个个、一对对，偶尔是一小批地送到这个地方来。负责押送的党卫队人员都一言不发，脸色象卵石那样呆板阴沉。他们仅被告知，在发现有公开逃跑的企图时才可向这些人开枪。卡车经过层层检查，驶入营地，警卫人员签收一名或数名来员之后，党卫队便立即返回。
来员的第一个要求是上厕所，因为一路上，往往时间很长，一概不许下车。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被送往何处和为什么，心里直犯纳闷，一个个愁眉苦脸，焦虑不安。
被挑选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数已证实在集中营里有叛变行为，都是些“卡波”、警探或奸细。某些战俘为表白自己与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而主动提供的情况也受到了重视。招募之前，通过集中营的特工和管理人员对这些人逐一作了全面的调查。如果有人出生在德占区，盖世太保就根据掳获的当地档案进行审查，并向当地居民询问此人情况。
新来的人严禁彼此交谈。手拿棍棒、脖子上挂着冲锋枪的卫兵坐在关押他们的木屋的中央，严密监视他们是否保持沉默。
他们每人被单独领去办理手续。
约翰·魏斯的工作不仅是当译员。迪特里希还吩咐他作初步突袭式反间谍审汛工作，分析对象提供的情况是否同实，审查他们是否说谎，是否具备应有的心理素质。
从审讯时起，各人便不准道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违者立即严惩，同时给每人起一个绰号。
“喂！”魏斯命令道，“回答要迅速干脆。”
他同这类人打交道时，马上露出一副据傲冷酷、蔑视一切的“雅利安人脸孔”，演技堪称上乘。不过他这一次倒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早已不习惯独立思考，所以一言不发。他那厚而长的嘴唇上渗出了汗水，秃顶上也汗洋洋的。
魏斯用肯定的语气问：“这么说，叫‘秃头’喽？”
这个人仍然不作声，只是点了点头。
魏斯转身对文书说：“写上‘秃头’。”他幸灾乐祸地想：“这宝货，再加上这么个暴露特征的绰号！”
魏斯从一开始就有长远打算，他尽量给学员起一些说明特征的绰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办到了。
他叫“秃头”坐到墙根前的板凳上，墙上挂着块白床单。谍报局特别处的一名士兵，象监狱摄影师那样，把“莱卡”相机对准“秃头”的正面，然后又拍了侧面象。
魏斯细心观察“秃头”。照相时他想露出笑容。
魏斯命令道：“坐正！’
“秃头”的脸顿时变成泥塑木雕一般。
“秃头”填完表格，工工整整签了字，然后开始写个人简历。他挖空心思地写了很久，还不时提出问题：“这个要不要写，比如我每次把他们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名字都涂掉了？”他以信赖的口气说：“法院好几次要追究我，我这个人生来机灵，每一次都能脱身。”
他履行了一切手续，就在自愿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的保证书上签字画押，工工整整地留下了姓名，然后用食指在一个专用的绒面滚子上按上印泥，按在名字下面。他擦净指头，舒了口气说：“好，办完了，现在干净了。”
“谁？”魏斯厉声问。
“呵，说的是指头，”“秃头”吓得缩成一团，嘟哝道，“我只是说指头。”
所有入学的人都要办完这些手续。从最初接触他们的这个时候起，就能觉察出他们每个人的一些特征。
一些人样子放肆，歇斯底里地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也许是为了掩盖良心上的痛苦，或者是故作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不能自拔的亡命之徒。
另一些人双目无神，萎靡不振，内心空虚，神智不清，唯命是从。
第三种人样子很机灵，他们郑重其事地打听学校的生活条件如何。还有一些人悄悄提到自己在集中营里立过功，担心他们的叛卖行为被人忽略，把他们同其他人混为一谈。
也能见到一些大模大样的人，他们总想说几句德语，并宣称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死敌。这些人填写履历表时，总是强调他们并非受伤被围，而是自愿投诚。他们都在自传中详细写明双亲在革命前有何财产。在回答“曾否参加工会”这个问题时，总是写上：“曾被迫参加。”
有个属于“放肆”类的人，身材墩实，宽肩膀，高颧骨，目光灵活，不等提问就急忙给自己取了个绰号：“树皮鞋。”
魏斯翻了翻他的履历表，“军中职务”一栏填的是“埋葬队战士”。战争初期是没有埋葬队的。“职业”一栏写的是“鞋匠”
魏斯提议说：“我们这儿有一些作坊，就把你编进去吧。”
“树皮鞋”显得局促不安，但他找到了立足的理由，面露喜色，嘿嘿一笑，委屈地说：“又不是招我来当鞋匠的——我已经立过当特工的字据了。干吗要降低职务呢？。
“树皮鞋”的自传写得文理通顺，虽然他一再说自己只上过三年小学。
魏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认为不到时候不宜对某人予以过多的注意。
俘虏在受审、填表和写自传时表现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尽量多谈自己，另一些人则相反，只限于对基本问题作简略的面答，谈到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下的生活时，则竭力回避使用侮辱性字眼。
魏斯对后一类的一个人加以斥责，那人郁闷地答道：“我已经立了合作的字据，还要我怎么样呢？”
魏斯说：“你应该对苏维埃制度作出政治评价。”
“为什么？”
“为的是，如果你想逃过去，或者你写的自传一旦落入苏联当局手中，他们会毫不留情地绞死你。”
“请放心，没有这个也会给绞死的。”
“这么说，你情愿在那边被处死而不是在这边？”
“我情愿什么是很清楚的，不然也不会到这儿来。”
“你在集中营是什么人？”
“是人。”
“我问，”魏斯厉声说，“你为我们立过什么功？”
“呵，立功？……”被审讯的这个人重复了一遍，似乎刚刚听懂问的是什么。“功劳倒谈不上，平平常常。有个家伙把坑道口指给我看，我把他打翻在地，不让他煽动其他人逃跑。”
“说不定这个人是我们安插的‘兔子’呢，”魏斯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问：“而你把他打死了？”
对方脸色陡变，但他控制住自己。
“盖世太保找到我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撩起衬衫露出身上的伤疤：“瞧吧，这是戳子——审查过了。”
举止持重的人中间有个年纪不轻的秃子，肚皮下塌，操着一副指挥员的男中音嗓门。他详尽地向魏斯交代了他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
此人是一名正规军军官，从眼役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多年担任原职，没有晋升也未受奖。他以为战争会开辟广阔的仕途，就放开胆子干起来：命令他指挥的部队从防御阵地跃起，不适时宜地投入肉搏战。所有的战士都牺牲在敌人炮火下，只有他一人活命。他知道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就投降了。
“顺便提一下，”这个正规军军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被俘过，德国人的仁慈我是终生难忘。”
“当时你就是军官吗？”
“虽然免役，但我志愿入伍，不过授给我准尉军衔的报告已经呈交团部。”
在这批背叛祖国的人当中，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变节行径能受到德国人的格外重视，竭力想从译员嘴里打听到他们将受何种待遇，而最关心的是他们执行任务之后（倘若能生还的话）是否可以加人德国国籍，或者至少能在占领区谋个一官半职。
有些人提出这类问题时态度认真，表现出很大的关注。但也有另一种人，魏斯隐约地觉出，他们提出这类问题只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真的在邀功请赏，其实却打算在德国人面前隐瞒某些情况。
魏斯从早到晚做着这种审讯工作。木屋里充满了消毒剂的气味、汗湿的鞋袜的臭味以及没有洗澡的人体发出来的刺鼻馊味。
瞧着这些人的眼睛最叫人难受。一种人的眼睛睁得很大，象在绝望地无声地哭泣，两个瞳孔有如凝着黑血的洞穿的伤口。这种无声痛哭的眼睛往往属于那些摆脱不了自杀结局的人。
另一种人的眼睛眯缝着，细如刀片，对人对己冷酷无情，露出不顾一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神情。
第三种人的眼睛狡 ，转来转去，捉摸不定，内藏奸诈。
还有一种死气沉沉的眼睛，目光呆滞不动，这种人已无生趣，只是随波逐流地苟延残喘而已。
也有一种闪出白光的眼睛，两个黑乎乎的瞳孔就象对准着目标的手枪枪口。子弹已经用完，但他暗暗希望还能剩下一粒，最后的一粒，他拿不定主意：在最后时刻把它留给自己呢还是射向敌人？……
有羊眼一样发白的眼睛，看一切东西都用同样的目光，那是冷漠的家畜式的目光。
有热病般闪闪发亮的眼睛，这种人就象说胡话的伤寒病人，不知道时间，不知道自己，分不出真假，觉得一切事物连同他自身的存在都虚妄不可信。
有不动声色、毫无表情的眼睛，仿佛不是由血肉组成，而是一对玻璃圆球，其作用仅仅为了不空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窝叫人看着害怕。
但也有凝注而警觉的眼睛，象埋伏着的狙击手那样老是眯缝着。这种人明白，他开枪不只是杀伤敌人，同时也会暴露自己，枪声会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所以在扣动扳机之前必须静心地权衡一切。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魏斯的感觉罢了。他很希望从自己经手的学员中发现一些怀有秘密意图的人，也就是经过最严峻的考验而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的人。
对招收来的人作了粗略的体格检查。这倒不是要了解他们的体质状况，而是为了德方人员预防传染病。此外，如果在谁身上发现许多作战留下的伤疤，就会引起怀疑，要对他进行复审，弄清楚是在何种情况下负伤，是否英勇作战所致，可否构成罪证。所有疑点均记入他的卡片。
有的人骨瘦如柴，皮肤上的累累伤痕如同古代文字，记载着是哪些刑具把他们逼上绝路，带到了这里。
有的人皮肤松弛，样子反常，他们在集中营里享受食物优待。他们怕人发现，总是偷偷地狼吞虎咽，因为这种额外食物是他们叛变行为的不容抵赖的证据。为了得到这点食物，为了减免苦役，他们当了叛徒，成天躲在单身囚室里，就象野兽蛰伏在洞穴中一样，他们的身边不断扔进来受刑后奄奄待毙的囚犯，充满了血腥气味。
魏斯必须细心观察，记住各种各样的人，捕捉住他们的特征并加以分类。但他目前还不敢说发现了什么可以依靠的支撑点，一切还很渺茫。
这些天魏斯焦虑不安，心烦意乱。面对这个没完没了的堕落分子的行列，他感到绝望，他怀疑自己能否克眼一切困难。摆脱那个使人灰心丧气的念头：想不到在他的同胞中间，过去竟有这样一班人在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工作着！
魏斯和他同辈的许多青年一样，一向认为只存在着阶级敌人，他们都有一套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斗争中经过了多次的识别，就象胎记那么明显。是的，这里有些人正是具备了上述明显的特征。这种人很好办，由于一目了然，就不必苦苦地去研究他们叛变的原因。但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却不能简单地划进一个框子里去。
就是说，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里体现出由一些精神因素构成的某种隐秘东西。钢铁般的信念同自私自利是互不相容的。人一旦屈从环境便要丧失意志，终于无法抵林逆境而走上叛变的道路。
还有所谓情急智生，狗急跳墙。人在困境中忽然想到一条可耻而又可怜的出路，也就顾不得他找到的这条路会把自己引向深渊。
一个人初次向敌人让步之后，往往会感到郁闷、绝望，失去反抗能力，而一旦踏进了泥坑，他便会愈陷愈深。
如果能弄清楚，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哪些纯洁的源泉汲取斗争力量，那么却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湖害人心的毒剂是怎样地对一些人无可奈何，而对另一些人产生致命的后果。
这些人既已决心背叛祖国，就是自绝于祖国。他们亲笔签名证实了这个决心，如同在自己的最终判决书上画押一样。
看来一切都很清楚，现在魏斯的事情只是采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去执行那份已由叛徒们画押具结的判决，而且早一天执行，就能使苏联人民少受敌人利用叛徒造成的危害。
但他有没有权利对他经手的所有人都宣布同一判决呢？不行，必须进行一次“预审”，通过对这些人心灵的考查来作出预审结论，因为在目前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更为可靠的材料。他应当这么做，他深信：不管这些人的灵魂如何颓丧、战栗，只要还残存着祖国的一小片血肉，就可以指望它战胜人体上一切业已发黑的坏死部分。
魏斯也应当在这里，在疯狂的敌人中间为自己找到同盟者。他知道这项工作要求他付出全部精力，不亚于去建立丰功伟绩。
他留心观察从他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在他们身上寻找支撑点，这种支撑点往往是虚假的，靠不住的。一旦有所发现，就要象扩大桥头进攻基地那样扩大它，把人争取过来。倘若这个人决心去建立功勋，他就有权成为魏斯的战友。
至于那些不可救药和不能立功赎罪的人，事情就简单得多——不过是技术问题而已。魏斯仔细考虑过他要采用的各一种技术手段。他精通专业技术，熟悉特工行动艺术及适合当前情况的谍报工作组织方法。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作战：家里收到他的建议后，同行专家就会不辞劳苦地精心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魏斯总在考虑他应当有怎样的表现。要让“瓦利司令部”的同僚器重他勤于职守，又不会招致他们的忌妒，要使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相当能干，他的才干主要体现在兢兢业业地办事上。这样一方面可赢得同事们的好感，另一方面他又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执行主要任务。没有这种护身甲他就无法登上战场。不用说，这需要魏斯付出多大的智慧和精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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