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德国间谍学校及其某些分校于1941年10月间建立，直接受代号叫“瓦利司令部”的东线间谍破坏机关管辖。该校校址在华沙东郊二十一公里处，靠近罗姆别尔托沃居民点和米洛斯诺火车站，座落在苏列尤奥维克镇的帕德列夫斯基街上。那儿有“瓦利司令部”的一个分部及其功率强大的电台。
间谍司令部分部和学校办公处占据了原妇女养老院的一幢白色四层楼房。间谍人员的宿舍和教室则安排在松林里一些式样相同的木屋中。学校和“瓦利司令部”分部之间隔着一条帕德列夫斯基街。活动间谍和无线电报务间谍的宿舍都筑有围墙。德军警卫队官兵的驻地离这儿不远，在原先属于皮苏茨基的一幢别墅里和两所小学内。
强功率电台的六根天线竿耸立在四周。如果从飞机上俯视整个这块地方，只有间谍司令部的高大楼房及其红砖屋顶显得十分突出而惹人注目，其他房子则很不显眼。
司令部以北三十米的一幢木屋里住着从战俘中挑选出来的工人：司机，裁缝，鞋匠；食品仓库和杂物仓库也设在那里。院子围着木栅。院里靠近木屋的地方，有一座不大的平房是仓库，里面贮存着战俘的私人物品及派往苏联后方的破坏人员的备用衣物。往西一点还有几幢房子，那就是学校本部了。
高大的松树之间，三幢绿色木屋座西朝东排列成“ ”字形。南边木屋的三个房间能住五十人，是无线电报务间谍的宿舍。
北边木屋的两个房间用作活动间谍的宿舍，可容三十人；第三间是课堂。
正中木屋的三个房间都是无线电报务员的教室，每室可容十人上课。
这些木屋旁边还有一幢两层楼的石砌房子，第二层上有一个专门为派往苏联的间谍伪造证件的作坊，一切必需的戳子、印章及照片均可在这里制造。
司令部楼有三个入口，南面临街的是正门，两旁有白色圆柱，进门后经过警卫室分别到厨房和院子。院子里也有门通到厨房。在这道门旁边有一座板棚，里面放着野战炊事用具。人们通常走第三个门，就是院子角上的那道门，可以通到西边的一幢红砖楼房。楼房的底层是厨房和营房，第二层是仓库，第三层是军官和二级下土的住宅。
间谍司令部所在的白色楼房里有一些军官上班。第一层和第二层各有十二间办公室，门上挂着办公人姓名。第三层的侧楼里是广播站。楼上还有一个能坐一百五十名观众的大厅。
“瓦利一处”建立了特别分队，专门向派往苏军后方的特务提供假证件。该分队共有四、五名德国人（雕板匠、板画匠）及谍报局物色来的一名熟悉苏联民事文牍和军事文件的俄罗斯族战俘。
特别分队负责收集和研制各种奖章和印章。勋章以及护照、党证等难做的证件，则从柏林领取。
此外，特别分队还负责指导间谍熟悉苏联境内办理和发放证件的手续。
仓库、缝纫作坊和皮鞋作坊则向派往苏联的间谍提供制服、装具及便服。
“瓦利二处”领导在苏军部队中及苏军后方的暗杀破坏活动。它在苏列尤奥维克地方即皮苏茨基别墅一带设有一些存放炸药、枪支和破坏器材的仓库。“瓦利三处”领导反间谍活动；负责同苏联被占领区内德军各军、师后方的苏联特工、游击队及反法西斯地下活动作斗争。
“瓦利司令部”辖有一支四至六架飞机组成的特别航空队，专门向苏联空投特务。
“瓦利司令部”附属华沙学校负责从苏军战俘中培训熟练特务，它是一所中央示范学校。因此它有义务向德国间谍机关人员介绍建立间谍学校和训练特务的方法、它的战地邮政号码是57219。
德国间谍机关十分重视华沙学校挑选特务的工作。招募之前，谍报局的代表先在战俘营发现适合人选，亲自对其作全面了解，并通过集中营内的暗探收集他们的情况。
一般不告诉被招募人员今后做什么工作，等到了间谍学校后才通知他们。他们在那里领到捷克或法国的战利品服装，同时以代号取代真名。
兰斯道夫被安顿在“瓦利司令部”的一个房间里，享受着兵营条件下最舒适的待遇。地板上和沙发上都铺着毛茸茸的毯子，透过立柜玻璃可以看见英法两种文字的五颜六色的书脊，屋角有两个落地式柱灯，这一切，特别是到处插上的鲜花，使房间里显得十分安适。魏斯正在汇报，他毕恭毕敬地望着兰斯道夫干瘪的面孔，但他不看后者那抿紧的薄嘴唇、尖细的鼻子、刮得发青的塌陷的双颊和秃得很厉害的鼓鼓的脑门，而是在观察这位上司因年老变得暗淡却仍然很有精神的暴眼睛里的表情变化。
魏斯进屋时，兰斯道夫枕着手躺在沙发床上动也不动。他穿着睡衣和英国驼绒暖披风，脚上是一双瑞典毛皮便鞋。上面的灯关了，只有一盏落地柱灯亮晃晃地照着魏斯的脸。魏斯马上明白，兰斯道夫叫他坐在灯柱下面的椅子上不是没有道理的。灯光强烈刺眼，但他不想挪动椅子。
“对于老牌间谍兰斯道夫来说，这种接待方式够俗气的了。”魏斯心里想。
兰斯道夫似乎没有细听魏斯的汇报，脸上的表情冷冷淡淡，不时还要对报告挪榆几句，说他这个二等兵太幼稚，过奖了迪特里希上尉的所作所为，以及上面的聪明才智和纸上谈兵的计划。这一切同样显得俗不可耐。但是当魏斯借迪特里希的名义提出一些想法来试探兰斯道夫的反应时，后者从未打断过他的话。
魏斯说：迪特里希上尉具有细致而深刻的观察力，他正确地认为，轻易变节的俄国战俘以后同样会轻易地背叛德国。他们的胆怯和卑鄙是靠不住的、这种战俘未必能训练成赴汤蹈火的间谍。完全指望这种人不过是图省事，而图省事是不见得都能达到目的的。
“那你的意见呢？”兰斯道夫没精打采、不紧不慢地打断他说。
“我？我没有意见。我只说说我听到的。”
魏斯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思索，怎样才能使兰斯道夫相信，除了盖世太保推荐的人员外，谍报局本身应该为侦察破坏学校挑选适宜的战俘。这样魏斯才好选择他需要的人入学，才好着手那一项亟需为祖国去做的危险的工作：阻止谍报局特务逞凶肆虐，拯救那些尚愿投入斗争和立功赎罪的人。
他含糊其辞地试探道：“迪特里希说过，有些犯人害怕别的犯人报复，只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才不敢向我们靠拢。这正是一种特殊的伪装手法，这种伪装需要智慧、沉着和韧性，也就是一个特工所应具备的那些品质。”
兰斯道夫马上抬起头，盯了魏斯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倒有点意思，至少不是老生常谈……”他沉吟起来，但不愿表露这个看法引起了他的兴趣，就疲倦地合上白眼睑，埋怨道：“气候多变，忽冷忽热，弄得我浑身无力。人到了我这个年岁，对各种天气都很敏感。”说着怕冷似地抽一下肩膀，懒洋洋地靠到枕头上，心中忧虑不安。
前几天他亲自审讯过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被俘苏联军官。俘虏身体瘦弱，但仪容庄重，脸上的表情坚定而安详，灰白色的眸子从满是皱纹的眼睑下射出锐利的目光，很是惹人注意。军官是从医院送到兰斯道夫这里来的。为了能把他运走，医生才匆忙给伤口缝了几针。输血和输液暂时恢复了他消耗殆尽的体力；他极度虚弱，快要死了。俘虏以超人的毅力表现出罕见的镇静，怎么也看不出一昼夜前他还躺在手术台上。
他没有拒绝兰斯道夫递过去的一小杯自兰地和一支香烟。
他泰然自若，不卑不亢，他的尊严哪怕有一点装腔作势，便可以看成是厚颜无耻。
他断然拒绝提供任何情况，耸耸肩膀冷笑道：“我觉得，比您年轻力壮的审讯员都被我折腾得够跄，虽然他们让我领教了盖世太保的全部解数。也许您想采用什么特别的方法？那就请吧。”
兰斯道夫看看表。
“再过四十分钟就枪毙您。”又彬彬有礼地说：“我对您以诚相见，因为我是个军官，很看重别人的勇敢，不管他是谁。”
“噢，原来如此！”俘虏冷笑一声，挑衅地问：“您不认为这象是投降吗？”
“谁投降？”
“当然是您！”
“不必逞勇了。”
“为什么？”
“不管怎么说，死亡是唯一值得严肃对待的事情。”
“嗬！您好发抽象的议论。”
“那么您呢？”
俘虏军官朝译员瞥了一眼，问兰斯道夫：“您大概想让他兴高采烈地向贵部下谈论您的庸俗见解吧？”
“谈论您的见解，”兰斯道夫生气地辩驳道。“正是谈论您的见解。为国捐躯，还有比这个更俗气的吗！”
“这么说，”军官说，“将来我们审讯您的时候，您一定能去掉这种俗气喽。”
“您相信有冥世的生活吗？”
“就算是吧，不过我相信我们的人将来会审判您的。”
“此话当真？如果您谈谈有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点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得了！得了！”军官厉声地连连说。“幼稚可笑的手法……”
“就算这样吧。”兰斯道夫又看了看表，指着表盘问道：“果真值得吗？或许您再考虑一下吧？”他以谅解的口吻许愿说：“我可以答应您。即使告诉一些不重要的情况也行。我很乐意保全您的性命。”
“为了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情绪颇佳，不愿意扫兴。”
“你工作太粗了，”军官责备道，又轻蔑地说：“老一套。”
兰斯道夫提醒他：“只剩十分钟了！”
“也许您的表慢了？”军官说罢两手撑在桌上，想站起来。
译员把一直握在手里的枪举起来。
兰斯道夫对俘虏说：“请别性急嘛。”他语气中出现了奉承的调子：“这么说，您以为我们会让您英勇就义？您太天真了。您的审讯记录早已写好，在最后一页上复制了您的签名。我们要把您的供词发给您的一些同事们看，即使他们无意为我们效劳，我们也要保留他们的性命，还要协助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越狱逃走并穿过火线。您的祖国就会知道您已经叛变，我们假造的叛变。”兰斯道夫往沙发椅的靠背上一仰，冷酷地、恨恨地说：“您以为我们会干脆把您作为俘虏军官枪毙掉吗？我们要把您作为人消灭掉。”
俘虏面如死灰，太阳穴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嘴唇咬得发白。
兰斯道夫瞧着他，满意地说：“喏，我早就想过，对您这种人体罚是无效的。我们一定会照我刚才向您讲的那么去办，这一点想您不至于怀疑吧？”
军官一言不发。他的瞳孔在缩小，呼吸急促起来，脖子上鼓起了青筋。他费了很大劲把那条好腿搁到被打折的另一条腿上，晃动了几下，突然沉声问道：“喂？”
“‘喂’什么？”兰斯道夫厉声说。
“四十分钟过去了。”
“我再给您十分钟。”兰斯道夫慢慢打开文件夹，不慌不忙取出几张照片（那是一个妇女和几个小孩的照片），递给军官。
“这些脸孔您熟悉吧？”他预先告诉军官：“她们将为您感到羞耻。您将成为她们终生耻辱的根源。”
军官贪婪地看着照片，他的眼睛忽闪着放出了光彩。这时他向椅背上一靠，舒了口气：
“她们决不相信！”他得意地重复道：“决不会相信的！”说着试图一下子站起来。
兰斯道夫用膝盖顶了一下桌子下面的按钮。
两名卫兵冲进来，扑向俘虏。
军官用胳肘猛撞一个卫兵的脸部，同时闪开了另一个卫兵。
译员沉不住气——一声枪响……
尸体抬走后，兰斯道夫气恼地对译员说：“您转告一下施泰因格里茨少校，我不认为他的主意适用于这种场合。显然这个军官享有牢固的声誉，对他采用这种办法毫无意义。”
直到下班前兰斯道夫一直觉得好象有人揭了他的丑，侮辱了他而没有受到惩罚。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而使他更加不快的是，他想到他不得不破天荒地使用一些缺乏实用主义观念的人来建立间谍队伍。实用主义是兰斯道夫熟悉的东西，并且向来被他视为招募工作的牢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青年时代的兰斯道夫就同一名法国军官进行过友好合作。他们互换机密文件，这使他俩在各自选中的职业舞台上——德军参谋部和法军参谋部里得以平步青云。应当说，他俩从未互相欺骗，没有损害过军官的荣誉，没有尔虞我诈，因为他们互换的情报具有同等价值。在随后这整整一生中，兰斯道夫从未想过他当初的行为有什么不端。大胆而冒险吗？是的，这一点他同意，但仅仅如此而已。
兰斯道夫老是想起那个苏联军官，这使他非常恼火。他觉得自己受了骗。倒不是那个军官欺骗了他，不是的。过去他对那个民族的概念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不战胜那个民族；第三帝国就不能巩固地生存。这些年来兰斯道夫第一次感到信心不足。不过他自慰自解地把这个归咎于工作疲劳、上了年纪以及好些日子以前同卡纳里斯的一次谈话所引起的不安。
元首已经好几次对卡纳里斯表示不满，认为唯独在苏联这个国家里未能有效建立起“第五纵队”。卡纳里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兰斯道夫。兰斯道夫甚至不敢向他报告，奥尔沙监狱里的犯人曾参加过奥尔沙市郊的保卫战。只有极少数犯人跑到德国方面来。德国人的进攻被击退后，犯人们重新被送回监狱。苏军师长坚决要求批准他用这些犯人单独组建一个支队。兰斯道夫获悉后，下令把叛逃过来的某些犯人派回这个支队进行破坏活动，但苏联士兵，不久前的犯人，不声不响地用钢盔把他们闷死了。
这件事出乎兰斯道夫所料，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来源已经断定，俄国自从没收富裕农民的土地及推行殃及多人的镇压措施以来，国内便形成了建立别动队进行广泛破坏活动的良好土壤。
虽然柏林有过明确指示。在物色间谍时应首先注意俘虏履历表上的哪些情况，但这些指示往往与俄国人在受审时的表现大相径庭，这使谍报局人员处境十分尴尬。
因此，兰斯道夫把这个机灵的二等兵的话细细斟酌了一番，决定特许谍报局第一处工作人员从没有公开叛变行为的集中营俘虏中为间谍学校挑选学员，并可单独行动而无须同盖世太保商量。
当然，他认为不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魏斯。
当天兰斯道夫就任命二等兵魏斯为“瓦利司令部”分队译员，尽管他知道二等兵的俄语知识有缺陷，不懂得苏维埃术语的微妙含义，不熟悉苏联现代俄语的许多新词搭配。
对一个从白俄流亡者那儿学会俄语的波罗的海德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事。魏斯同其他译员交往时，十分警惕自己的谈吐，说话前总要考虑用什么俄语词才恰当。这是一项繁重的智力活动，需要有高度的精确性，这一点也象其他许多必须随时警觉的情况一样，对魏斯来说是生命攸关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史上的夸张的笔调记载着实施各种紧急行动方案的总结报告。可以说，这种报告不外乎是剽窃之作，只消洗去其中的血迹和污秽，就成为一部老生常谈的诈骗案小说。区别仅仅在于，这种报告里的人物完全丧失了生动的想象力，不过是一班盲目执行别人意图的卑微角色而已。
例如，1940年1月法西斯帝国的领导人认为，同法国进行的“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战争应当告一段落。于是一名德国飞行员奉命在一个多雾天气把飞机降落到比利时领土上。飞行员执行了命令。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包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又在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之有效的“施里芬计划”，准备入侵比利时。
英法军队的统帅轻信了这个井不高明的骗局。于是德国人在色当地区实施突破，遂使盟军陷入圈套。关于这一类惊心动魄的行动，各国间谍史上都有描述，读起来引人入胜。但是约翰·魏斯肩负的使命既不象节日焰火般绚丽夺目，也不是一局胸有成竹的快速棋赛，而是对信念和道德观的坚定性的重大考验，考验他是否对那些被夺去了祖国和荣誉、良心上沾有血污的人也不丧失信心，这些就是他所面临的、等待着他去完成的工作。
他必须克服许多不可思议的困难，犹如一个人必须去说服刚刚抬下火线、躺在战地医院手术台上抽搐的伤员立即归队作战，或者耐心规劝那些开枪打伤自己的逃兵马上去建功立业。
约翰·魏斯要同一些交战失利的受害者，未能捐躯沙场而对光明前途失去了信心的人打交道。
这些人的光明日于已在战场上被破坏，被枪杀，被蹂躏。在那里，阵亡将士的尸体血淋淋地站在被战火毁坏的土地上；在那里，到处是一堆堆炸毁烧焦的坦克遗骸，破裂的钢甲上长满了灰暗的水锈；在那里，到处是一门门炮管向上扭弯的大炮，它们是用最后一枚手榴弹塞进滚烫的炮口炸坏的；在那里，堑壕就是坟墓，一个个掩蔽部缠绕在炸断的铁丝网的灰色丛刺下，仿佛累累的荒 ；在那里，地下布满了地雷，有如一条条蜷曲的毒蛇，空中飘浮着充满一氧化碳的湿雾和三硝基甲苯的臭味，一切东西都蒙上了炸药爆炸后落下来的一层粘乎乎的黑烟；在那里，树木被炮弹击倒，到处矗立着高高的树桩；在那里，溶雪变成一滩滩橙黄的锈水，弹片狼藉，满目焦土。
战之后，日月无光。
战斗失利的厄运使一些人成为敌人的生俘，他们的日子从此黯然失色。
希特勒战俘营及其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宗旨，是消灭每个人身上的一切人性。集中营还负责从肉体上大批消灭囚犯，这项任务业已纳人帝国经济计划。为此，德国一些财力最雄厚的公司按期向集中营提供相应的技术设备。
魏斯反复思索着他在许多战俘营的见闻，心情缘乱而痛苦。他知道，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不愿丧失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人格，在战俘营里暗暗地进行着斗争。但是，在德国侦察破坏学校里和他打交道的这些人当中，却没有什么高尚纯洁、意志坚强的人。
入学的形形色色的人，大部分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社会渣滓，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节、贪生怕死。魏斯心想，同样处在扼杀一切人性的条件下，另一些战俘却能保持苏维埃人的本质和尊严，默默无闻地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这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战俘争取生存并非为了苟活，而是为了发扬苏维埃人至死不屈的精神，井以一死来证实他们的不朽。
前一类人则是腐肉一堆。
魏斯心中燃起了对那班行尸走肉的憎恨。
他应当抑制住自己的仇恨，但又不能对失足者产生宽恕怜悯之情。
他不止一次想起捷尔任斯基说过的话：“只有对每个人的某种具体不幸抱有同情心的人，才能同情社会的不幸……”
当然，这些变节分子中间，一定有一些逆来顺受、缺乏抵抗勇气的一般不幸者。可是魏斯怎能去同情这样的软骨头呢？！
然而，对于那些虽已丧失一切，但还抱着一线希望，还有可能回到祖国怀抱的人们，祖国的盾牌就不能给予一些遮护吗？祖国把盾牌交给了他，约翰·魏斯。此时此地运用盾牌要比运用惩罚之剑困难得多。但他必须学会这种本领，不能将那种被打倒在地，但还能拉起来的人永远交给敌人。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去挽救悬挂在深渊上的人，使之免于粉身碎骨呢？！
别洛夭在特种专业学校钻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各种深奥学问时，坚信他获得的知识将是今后斗争的可靠工具，深信这些知识会帮助他揭露“假想敌人”的阴谋诡计，而这个“假想敌人”早就在公开宣扬“无限暴力。论，声称地球不过是高举卐字旗帜的征服者的流动奖品而已。
别洛夫这一代苏联青年，心灵受到过西班牙事件的激励。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主义支队对弗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精锐部队的悲壮战斗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激发了他们献身反法西斯斗争、战胜和埋葬法西斯主义的决心。
亚历山大·别洛夫放弃了科学事业，选择了一条英勇献身的道路，而他本来是能在利涅夫院士的精心指导下取得某种成就的。为了达到预定目标，他象清教徒那样刻苦锻炼自己。他严于律己，他也不能原谅那些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紧要时刻由于种种缘故而放松斗志的人。
这种独特见解的形成，是由于他对一个肃反工作者应具备怎样的品质有着自己的看法。沉着镇静以及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克服了自身性格中那种被他视为涣散因素的心理状态。他把自己紧缩成一只拳头，使一切服从于一个明确的意向——尽量出色地履行对祖国承担的义务。
是的，在此以前别洛夫认为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但他不久将去法西斯间谍破坏机构“瓦利司令部”任职，这件事倒弄得他不安起来。
现在他要去打交道的人不是希特勒分子，而是希特勒分子的帮凶，这些人过去是他的同胞。他们身上长满了肉眼看不见的卑鄙懦怯的烂疮。怎样透过这层烂疮去窥视别人的心灵，怎样耐心而不带成见地去检查一下他们的内脏是否溃烂，或者只是象一个人伤口上的淤血那样仅仅外表发黑呢？只有迫使他们重新参加他们业已放弃的斗争，他们才能恢复对于生活的信念。
魏斯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代，想起了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的那些争论。当时他真幼稚，竟然武断地说，挖掘伤残心灵的肮脏阴暗面不过是嗜痴成僻的无谓折磨！这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有某种意义，在当代人身上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现在他却不得不去挖掘一些人的肮脏灵魂，并且要辨认出它们，将它们从敌人紧紧抓着的手中夺取过来，拯救出来！这时他感到他的另一项任务——阻止敌人利用祖国叛徒——倒比较容易执行了。他觉得他在这方面满有办法，眼下条件也具备，而且总部一定会帮他妥善安排，制定一个严密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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