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来，亚历山大·别洛夫已经在敌后建立起一个目标明确、组织稳固的情报网。
建立这类组织，要求情报人员不仅具备组织才能，精明强干，熟悉业务，还要精通人学。因为捉摸人的心理特点如有微小的差错，其后果就象扫雷工兵疏忽出错一样。导致工兵死亡的原因很多，但确定究竟是其中哪一个原因引起了爆炸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凡能说明这场惨祸真象的一切痕迹都不存在了。
近来，瓦利司令部的间谍破坏行动连连遭到失败。这说明约翰·魏斯及其冒着生命危险发展过来的那些合作者工作得相当顺手。
希姆莱派一些反间谍老手到瓦利司令部来调查原因，于是这里的局面骤然变得危险和紧张起来。无论是司令部的长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面临着一种威胁。瓦利司令部一切有关人员——无论是长官还是间谍学校教员、警卫人员、学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仔细的审查。一切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下。魏斯同自己人接触越来越困难。危险时时在窥伺着他们，也在窥伺着魏斯自己。
情况变得如此复杂，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魏斯费尽心血在瓦利司令部建立的秘密系统，是应该把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应该暂时停止活动呢？
当然，也可以完全潜伏下来，静静等待，直到反间谍人员停止调查。时间一长，他们会逐渐泄劲，放松警惕，到那时候反间谍小组就不再监视某个“犯错误”的对象而去注意别的人了。
也有另外的办法可以摆脱目前的处境：寻找机会转移到另外的场所，继续活动。
魏斯选了后一条路。
他命令祖鲍夫及其国际小组积极行动起来。祖鲍夫利用布丽基达把小组里的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分别安排到她的熟人家里当仆役。这些人白天老老实实地当厨师，扫院子，干花匠活，晚上则在祖鲍夫率领下采取暴力行动。根据魏斯的建议，他们把一部分行动诡称是一个叫做莱姆的秘密突击队员同盟干的，扬言这是向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复仇，因为该同盟的领导人被处决了。
至于军用列车及弹药燃料仓库被炸，则是匿名的行动。
在瓦利司令部指挥人员会议上——柏林来的保安局人员也参加了——作了如下推测：可能敌方侦察人员已探明瓦利司令部的驻地，并对它布置了监视。军事谍报局人员、瓦利司令部领导人自己是这样设想的。但保安局代表却认为，这更象是零星的波兰抵抗小组干的一部分恐怖行动。
经过长时间争议，最后还是决定将瓦利司令部迁往柯尼希斯贝格地区。
保安局的调查委员们对瓦利司令部及其所辖间谍学校的规章制度表示满意。他们与军事情报局人员共同签署了一份调查记录，附在给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的报告中，当时希姆莱对瓦利司令部的状况正深感不安。
尽管希姆莱对卡纳里斯十分反感，很想暗算一下这位海军上将，但在这个事件上帝国利益还是高于一切。
由于魏斯及其情报网开展的活动，军事情报局人员不得不离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华沙市郊别墅区，迁移到多石多风、气候潮湿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一迁移带来的后果还不只是个人生活上的不便。重新部署瓦利司令部的整个系统需要相当时间。实际上这等于使一个最重要的德军谍报机关长期失去战斗能力。
这一间歇给瓦利司令部正常工作带来的危害相当于一次巨大的破坏活动，损失严重，难以估计。
随着司令部人员和财产的转移，魏斯在军事情报局内撒下的情报网内的工作人员，那些经过他挑选和训练的人也都一个不少地转到了新地方。这对魏斯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了。这些苏联人，魏斯的助手，将在新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管瓦利司令部是在华沙近郊环境舒适的森林里，还是在柯尼希斯贝格地区多石的土地上，苏联情报机关都能随时了解它那混凝土暗室中酝酿着的一切阴谋。现在，瓦利司令部驻地的围墙已不是木墙，而是高不可攀的钢筋混凝土墙。这也不打紧，在围墙里边有我们的人，有苏维埃人。
瓦利司令部的技术实验室里有个名叫彼得·希梅尔的化学技师。他在这里已工作了一个多月，是一位制造密写墨水的专家，同时负责指导学员使用这种墨水。
他是国家社会党老党员，上过前线，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负了重伤，出院后被安排到军事情报局系统工作。
他为人古板，沉默寡言，然而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荣膺的两枚铁十字章——一级、二级各一枚，足以说明问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全家在苏联海军航空兵轰炸柯尼希斯贝格时遇难，因此大家都能理解他的忧郁和孤僻。
这个彼得·希梅尔真名叫彼得鲁斯·马图索夫，他板着脸孔，三言两语向魏斯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并交给他一封总部的短函。
原来，马图索夫在战争初期和一批白俄罗斯肃反人员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活跃在敌后。后来他调到游击队司令部工作，指挥一支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住了一个时期医院。伤好后参军入伍，在一所收容德国伤病战俘的医院里当看护兵。他懂德语，看守德国官兵比较方便。作为一个志愿去敌后工作的人，他还借此了解到一些需要了解的情况。
这样，他不仅提高了医疗技能，也增长了情报工作才于。这时他选中了一名履历适当的德国战俘作为他的原型。
后来马图索夫被送过战线、通过秘密接头点进入瓦利司令部担任上述职务。
马图索夫逐渐熟悉工作之后，魏斯便看出，如果有朝一日他要把职务——不是在瓦利司令部担任的职务，而是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应当执行的任务——移交给旁人的话，那么马图索夫将是一个最可靠的人。彼得·希梅尔完全能够胜任已晋升为中尉的约翰·魏斯所承担的全部职责。
显然，帝国顾问冯·克留格已经在电话里和盖德及兰斯道夫谈过约翰·魏斯的事。
正当瓦利司令部全体人员热火朝天地忙着搬迁时，魏斯却接到一项命令，要他到帝国顾问指定的几个集中营去出一趟差。
亚历山大·别洛夫已经完全进入约翰·魏斯的角色，这一决定真叫他感到委屈。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魏斯大为恼火；居然没有一个上司对他的出差提出异议，也没有谁为军事情报局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约翰·魏斯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军事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在瓦利司令部困难的时刻离去而感到惋惜。
正因为如此，魏斯在兰斯道夫面前便明显流露出敬而远之的态度，脸上总带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他对自己这种委屈的情绪简直有点沾沾自喜，而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他们分明对他不公平，因此他可以指望在将来得到补偿。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在职务的提升方面毫无好处的出差却突然给了他几天的自由。想找到埃莉扎，没有这几天时间是不行的。
魏斯从不同渠道搞来的情报都说明不了埃莉扎为什么被捕，但他从中知道了她被囚在哪个监狱。
这座监狱很远，在一个山区的古城堡里。古堡的高墙内有一幢不大的现代化钢筋水泥建筑。这里专门囚禁特别重要的政治犯，通常只有一、二十名犯人，因此警卫队的人数也不多。
一些有声望的德国历史学家认为，纯正的贵族气质是代代相传的，一个出身低贱的人，无论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如何得天独厚，也不可能具备这种高贵的气质。他们说，真正的贵族气质是一目了然的。
也许魏斯不知道这些学者的理论有何根据，也许他没有那么渊博的学问来跟他们辩论这个问题，但是眼下他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变成一个傲慢自大、头脑迟钝、不明事理、刚愎自用的普鲁土人。作为一个高傲已极的普鲁士人，他在一些问题上的无知将被别人看成是故弄玄虚，而不是由于他对自己碰上的某些事情（魏斯知道会碰上的）毫无了解。
魏斯提出了营救埃莉扎的方案，和祖鲍夫一起作了仔细研究。为了让祖鲍夫相信这个方案万无一失，他可费了不少精神，最后不得不采用强硬手段，宁肯让自己的威信受一些损失。起初，祖鲍夫把他的方案称作胆小怕事的可怜花招，说只有那种假仁假义的人，那种即使为了营救命在旦夕的同志也不敢公开直接地冒一次险的人才于这种事。
“肃反人员的小聪明教会您瞎编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祖鲍夫说。“这不是战斗行动，而是电影剧本！”
争论激烈时。他还举出捷尔任斯基的权威性例子，说他无所畏惧，深入虎穴，只身去见那些发动暴乱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至此祖鲍夫仍不满足，还说魏斯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情报人员，是摇笔杆子的，而不是战士。
然而祖鲍夫终于还是让了步。魏斯好言相劝无效，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做说服工作。他站起来板着面孔说：“少尉同志，我命令您……”
祖鲍夫只得服从了。
瓦利司令部的雕刻师巴巴什金及时给魏斯做好了必要的证件。他干得很匆忙，因为司令部的技术部门马上要随汽车队转移到柯尼希斯贝格去。
祖鲍夫小组的集合地点选在距监狱四十公里的一处茂密的山林里。这是按照地图确定下来的。
祖鲍夫必须在夜间率领全组人员，携带装具、武器和军服到达那里。他还必须搞到一些集中营囚犯穿的衣服，特别是盖世太保逮捕重要犯人时使用的手铐和脚镣。
魏斯应单独到达集合地点。
他客客气气地送走了祖鲍夫，自己也动身上路。给他开车的是个叫做普达舍克的捷克人，瘦高个儿，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是这个人在夜酒馆里相当成功地当过一名丑角力士。这是魏斯通过埃莉扎为他安排的职业，当时那位扮演卓别林的演员已被盖世太保处决了。他之所以丢掉了性命，是因为有时在刹那间装出元首模样，加以丑化。
普达舍克曾是捷克著名的十项全能运动员，不仅身上肌肉发达，连脸也结实得象个铁疙瘩。他善于控制自己的脸部，能让两顿的肌肉象强壮的二头肌那样鼓起来。他玩起地滚球来一点也不费劲，只是稍稍低着头，不时反一眨眼睛。
魏斯发展普达舍克还颇费过一番脑筋呢。当时普达舍克为了弄清魏斯是否真是苏联情报员，曾要求他把苏联所有著名运动员的名字—一回忆出来。
后来普达舍克相信了，对魏斯欣然从命。他感到十分幸福，那张抑郁不乐的脸上增添了一种骄傲的神情。照他的说法：这回可要叫法西斯心惊肉跳了。后来果然如此。魏斯把他介绍给祖鲍夫后，他们就开始在一起战斗。据祖鲍夫反映，普达舍克在每次行动中都胸有成竹，象一位行家，仿佛他是在体育场上和对手较量，而且早就料定对方不是他的对手。
有一回魏斯责备普达舍克太冒失。这位捷克人忧郁地说：“即使我被打死，按得分来说我也赢了。”同时扳扳着青筋磷磷的细长指头，—一列举他和祖鲍夫夜袭时给敌人造成的损失。
一个德国军官，不带任何警卫，乘坐敞篷小汽车在波兰公路上行驶，这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魏斯知道，波兰游击队，苏联行动小组以及逃亡战俘自动组织的队伍是决不会放过这种猎物的。
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普达舍克。
后者问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你呢？”
普达舍克忧伤地点点头：“有生以来也没有象这样害怕过！要是咱们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那可太惨了！”
为了保险些，他们决定穿便服前往。普达舍克甚至提议从波兰地下工作者那里搞些证件来，但时间不许可了。
幸而一切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指定地点。
祖鲍夫的人隐蔽在一条灌木丛生的山沟里。他把卡车也开进了山沟，这辆车是他们从离城相当远的一个补给基地上偷出来的。卡车挡上了一圈胶合板，和监狱里的带篷汽车一模一样。
包括祖鲍夫在内的八个人都穿党卫队制服。其余的人穿集中营条纹号衣，脚下是系带子的木底鞋，胸前缝着一块布，上面写着“K”字，即“战俘”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祖鲍夫就地用推剪给他们剪了发，有的剪光半边脑袋，有的从当中推出一道沟，有的则理成光头。这是因为每个集中营都用各自的方式给囚犯留下标志。
大家都在忙着，有人用墨汁在臂上写集中营囚犯的号码，有人朝脸上抹泥土。普达舍克也干起来。他把有些人怎么弄也不显瘦的脸化装得非常成功。
“囚犯”化装占去了不少时间，这当儿魏斯换上一套专门为他准备的上尉制服。
他觉得这套制服很合适，穿上身仪表堂堂。那种普鲁士武功世家的傲慢派头，那种对周围人冷冰冰的蔑视目光，都显得非常自然。现在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不禁会感到别扭和反感……
四周荆棘丛生。满地是灰白色的碎石。仿佛从长满苔藓的峭壁下挤压出来的一道山泉发出温暖的水声。狭谷里一片幽暗。头顶上的夜空闪烁着柔和的星光。
聚集在这里的战士不少是初次见面。他们是为了执行任务才会合到一起，任务完成后就要各奔东西，或许永无再见之日，因为情报系统的人员实行严格的专业化，各有各的分工和岗位。当然，还有一个更为简单而自然的原因使人们不能重逢，那就是战斗中会有牺牲。
倘若有谁不知道他们是为何聚到一起，可能会觉得这些人一个个都十分得意，因为一张张差别很大的面孔上都显得非常兴奋。然而他们兴奋绝非是因为对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不了解或估计不足。相反，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是极为困难的，说不定在场的人一个也不能生还。
这里的人对悄悄徘徊在身边的死神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是孤独的。最后时刻的意义就在于默默地经受住一切。要隐姓埋名，不向敌人暴露身份。要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而牺牲：无名无性，无亲无故，出身不详。
隐姓埋名地死去，这是一个侦察员最崇高也是最难建立的功勋。对此必须有充分准备。必须在敌人夺去你的生命之前忘掉自我，把记忆中的一切都毁掉。不等敌人杀死你本人，你就在心中杀死对于自己的记忆，这样，即使在万分痛苦的情况下你也想不起自己是什么人。
而现在可太好啦！这回是和自己的同志一道，肩并肩地进行一场公开的战斗。他们兴奋地盼着这场战斗快些到来。
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也是手执武器，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在同敌人的猛烈拚杀中倒下。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
他们都是在敌后搞秘密工作的，身边没有手枪，就连铅笔刀也没有。他们需要把自己伪装成对占领者服服帖帖，愿效劳犬马之劳的奉公守法的顺民。
他们认为，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无权放弃夺取胜利的最后机会。他们被折磨得渐渐失去理智时，仍能机敏地对付刽子手们愚蠢的逼供，同保安局审讯人员，同盖世太保或军事情报局反间谍人员决战到底。他们常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认为服毒自杀有损自己的尊严，认为这跟投降相差无几，是意志薄弱，是对最后的机会丧失信心，而最后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一定会使你最终摆脱敌人严密的侦讯。
这就是苏联侦察员在斗争中遵循的崇高道德原则。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但这成了他们的一条精神准则。战斗到底，当一个无名战士，他们的名字就叫无名氏。
那些隐姓埋名而被处决的人博得了战友们深深的尊敬。谈到这种人，大家会说：他牺牲得象个肃反人员。意思是他什么也没有泄露，无名无姓地死在刑讯室里。敌人未能得知他的名字。对敌人来说，他叫无名氏。
自甘默默无闻——对于具备这种高尚品德的人来说，这就犹如选取保加利亚杰出革命家瓦西里·列夫斯基的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如果我胜了，这是全民的胜利；如果我败了，这是个人的失败。”
这句话反映出敌后情报工作的实质。这句话说明了敌后情报人员的功勋……
魏斯望着隐藏在灌木丛里的同志们。他们把上农铺在地上，仔细擦拭着手枪和冲锋枪，检查着每一发子弹。他们把武器暗藏在囚服里，让人从外边看不出来。体格健壮的人盘算着怎样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为此作了种种准备。有人在帆布手套里放了铅屑，有人在蒸熟的芜菁里塞进螺栓，有人把一卷留声机发条磨得象刮脸刀那样锋利，有人把三角刮刀似的织针插在粗糙的裤缝里。
魏斯在和军事情报局的同僚们交往中，早已养成一种我行我素的派头。他很清楚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每一个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能说。和他们打交道并不费劲，他好象是下意识地做着这一切。而和某个战友碰头时，为了节约时间，遵照秘密工作原则，他只说与任务有关的话，听取回答时也只听那些与任务直接有关的事。
但是现在，他忽然置身于如此众多的亲人中间，心里觉得又高兴又慌乱。是啊，什么躲躲藏藏，节约每一秒钟时间，象扳起的手枪机头那样绷紧神经，这些长期养成的习惯现在统统都突然不需要了，这怎么能不叫人心慌意乱呢。
他带着凄苦的微笑徘徊在战士中间，党卫队制服下的那张脸变得认不出来了。约翰·魏斯不见了，山沟里只有一个不知何故穿上德国军官制服的萨沙·别洛夫。他走来走去，心情激动，就象一个业余戏剧演员等在边幕后面那样不知所措，他担心，大家也在为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这样的一个俄罗斯人，能够扮演德国法西斯分子约翰·魏斯吗？他的外貌上并没有足以演好这个角色的特征。也许大伙儿都在想：让这位相貌憨厚，眼神沉郁的别洛夫扮演一个固执任性，傲慢专横的德国军官可不那么容易。而别洛夫却在想：这些同志身上的工人作派与押解兵那种僵硬呆板的姿态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至于那些身穿带条囚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两眼炯炯有神，露出一副调皮相，故意把带条的圆形囚帽歪戴在耳边，扣在头顶上，哪象是集中营的犯人？显然是假扮的。他们缺少行将被处死的人常有的那种萎靡不振的神态，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们身穿可怕的条纹囚服，却自由自在地躺在灌木丛里，就象在家里穿着睡衣似的。
但是，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又表现出他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们彼此不问：“你是谁？”“从哪儿来？”没有一个人为无关的事多费口舌。他们虽然是在休息，但并不随地乱坐，而是俩人一组，井然有序。每一对战士都有明确的任务，人人都清楚战斗打响后自己该如何行动。各个细小的环节都考虑到了，包括情况变化后应当采取的各种替代方案，或者万一行动失败必须撤退和隐蔽时，由谁来掩护战斗小组，把装满炸药的防毒面具滤毒罐引爆等等。
拂晓，一个身穿盖世太保制服的自行车队士兵骑着摩托车将一封密件送交了监狱长。这封公文及其中关于接收囚犯的命令，都是事先在瓦利司令部下属的证件伪造所里伪造的。
同时趁着天色未明，一名战士开始守候在监狱同外界联络的电缆沟里。他并不剪断电缆，只造成短路，扰乱通话，使双方无法在电话里交谈。
黄昏，行动小组登上卡车，严格遵照押解犯人的规矩各就各位。
祖鲍夫身穿党卫队制服坐进了魏斯的汽车。
跳伞运动员梅霍夫，身穿盖世太保制服，坐在司机普达舍克旁边，他负责装扮魏斯的警卫员。
梅霍夫是个经验丰富的爆破手。他说自己耳朵不好是由于他干的工作声音太响。他还说，他现在看有声电影和无声电影都是一回事。要是能活到战后，他就得象个老头子那样在胸前挂个助听器了。不过梅霍夫是言过其实了，其实在需要的时候，他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低垂的浓云仿佛被立陡的峭崖刺穿，下起了倾盆大雨。四周天昏地暗。沉重，密集的雨滴落在湖面上，扬起了一片水雾。
道路婉蜒在多石的陡坡间。魏斯的小汽车超过卡车，前面很快现出了那座破败凄凉的古堡的轮廓。
堡外的警卫见魏斯出示军事情报局证件，立即让车开了进去。驶过沉重的古老石门，他们进入城堡内院，到了第二道围墙，这是一道混凝土墙，上有高压电网、汽车在铁门边被拦住。门卫只准两位军官——魏斯和祖鲍夫从远离大门的一道小门进入守卫室。
卫兵让他们在守卫室里稍候。
一名值勤的党卫队一等兵进来，仔细检查了证件，要他们再等会儿，拿着证件出去了。
没等多久，一等兵带着两名卫兵又回来了J他请军官先生去警卫队长的住所，住所就在办公室旁边。
监狱长，这里的人称呼他警卫队长先生，是个瘦高个儿，但却垂着个大肚子。他从桌后欠欠身子，作个手势请军官坐在对面的两张雕花靠背的老式安乐椅上。
他面前放着魏斯派人送来的命令，还有值勤一等兵拿给他的来人的证件。
“先生们，请讲吧，”监狱长说，发愁地望望悬在两条瘦腿之间的大肚子，小心翼翼地摸了它几下。
魏斯说：“唔？”他蛮横地望着监狱长那双浑浊的眼睛问道：“看来，您这儿没有厕所吧？”
“有，我吩咐他们送您去。”
“我不想去，”魏斯说。“不过我们象是打搅了您的清静吧？您不必客气、我们有时间。”魏斯随口对祖鲍夫说：“我们可以给警卫队长这点面子，是吧？”
“命令不大合乎规定，”监狱长说，用一只发黄的手把公文朝魏斯面前推了推，公文上有蓝铅笔划的几条粗线。
魏斯冷笑一声，根本不看命令：“警卫队长先生，奉告您，本人不是司令部文书，没有必要来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公文不合规定呀，”监狱长不肯让步。他那枯瘦的脸上出现了固执的表情。“不接到合乎规定的文件，我不能收留您的犯人。再说，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呀。”
“您不能收留？”魏斯追问了一句。
监狱长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抵。
“好极了，”魏斯笑嘻嘻地说，“您的拒绝使我们非常满意。”他站起身，迅速地一点头：“告辞了，警卫队长先生。”
“就走吗？也许赏光喝杯酒吧？”
“也好，”魏斯宽厚地说，“不过，我得先给我们的人下个命令，监督他们执行以后才行。”好象要使对方放心，他又说：“只要几分钟就够了。”
“到底是什么事？”监狱长问。
“什么事？”魏斯诧异地反问道，“把那帮家伙在贵机关的围墙外执行枪决。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可不想把他们再运回去。”
“请等一等，”监狱长荒了，“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枪决？”
“我接到的命令是把犯人押送到贵处。我送到了。既然您不愿接收他们，那很好，我给您留下他们的尸体，这样就不会占用您的牢房了。请您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魏斯说罢就朝门口走去。
“上尉先生！”监狱长的嗓音都打颤了。“我本想和指挥部联系一下，核实一遍命令，可是通讯线路精透了。”他把电话机朝魏斯推了推。“不信您可以试试。”
魏斯厌烦地说：“我并不怀疑，监狱长先生，您这儿连通讯联系也是一团糟。您放心，我会把这一点报告指挥部的。”
“我已经派通讯兵去检查线路了。”监狱长说，然后又请求道；“军官先生们，请耐心地等一等。”
魏斯用嘲笑的口气问他：“监狱长先生，我能向您提个请求吗？解决这批犯人用不了二十分钟。其实，缩短您的犯人留在这里的时间，这是我们对您的一番好意。”
“好吧，”监狱长把已经走到门口的魏斯拦住了，“把您的犯人带到院子里来。”他命令那个一等兵：“你去安排！”
“犯人是您的，可不是我们的，”魏斯纠正了他的说法，然后转身对祖鲍夫说：“费心去向我们的人下达这个命令。监狱长先生以为我们的人要服从他的一等兵而不是自己的军官。”
祖鲍夫和一等兵一起走出办公室。
“听我说，”监狱长用和解的口气说，“什么事情都有严格章程。对你们军事情报局来说，消灭一、二十名犯人倒……·”他抿起嘴唇，那模样仿佛要吹去袖子上的一根绒毛。
“可是对我们监狱管理人员来说，每一名犯人就意味着一大堆报表。犯人死亡都要在表格中填写清楚，而且必须经过医生的证实。”
“我理解您的难处，”魏斯体谅地说。他向监狱长建议：“您还是去看看这些犯人吧。我想有些人要在您这儿关上一些日子。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案卷会有专人送来的。”
“我说怎么没有人事卡片呢，想必正是这个缘故，”监狱长说。
他披上一件黑漆布的短斗篷，彬彬有礼地把魏斯让在前面，陪着客人顺一条螺旋形铁楼梯走到监狱的内院。这时卡车正载着“犯人”驶进院子里来。
十几名监狱警卫站在离汽车远一点的地方。
身穿党卫队制眼的战斗小组成员，虎视眈眈地在汽车旁一字排开。他们端着冲锋枪，解开了手枪皮套，那副样子，仿佛根本不把监狱警卫放在眼里，认为押解犯人完全是他们的事。
犯人们顺着从车帮上放下来的铁梯下到院子的石板地上。两个盖着布袋子的人躺在担架上，由几名犯人抬下车放在一边。
魏斯漫不经心地朝担架那边点点头，好象要让监狱长放心：“噢，这两个都还活着。您知道，他们患的是脱肛症。”
“对，”监狱长说，“我知道：这是泻药的功效。我们也采用这种办法。”
雨还在下着。沉重的雨点滴滴嗒嗒地敲打着监狱院子的石块地面，溅起了一片水雾。
雨水从押送兵的钢盔上哗哗地流下来。犯人们在暴雨中瑟缩着身子。他们不是想躲雨，而是在保护衣服下面的武器以免淋湿。有几个人怕冷似的把手揣在怀里。他们不是冻僵了手，而是让手保持干燥，免得拿枪时打滑。
魏斯对犯人们的异常表现作了解释：“一路上，他们有些人的手指头什么的，让我手下的小伙子给打坏了。当时我想：这下子他们只能在地上爬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还能用后爪站着呢。”
“他们反抗了？”监狱长问。
魏斯耸耸肩，冷笑说：“要是那样，哼，就不必跑那么远的道把他们弄到这儿来了。”
“您的这些小伙子可真威风，”监狱长看到士兵们的样子夸赞了一句。
“凭良心说，他们累得够呛，”魏斯说，“现在保安局的工作就象在前线一样，任务太重了。”说罢懒洋洋地问道：“我们回屋去吧了。”
“好，”监狱长说，“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这儿挨浇。”随后他向一个驼背溜肩、刀条脸上支着一只鹰钩鼻子的人招招手。
回到办公室，监狱长把这个人介绍给魏斯：“施瓦尔堡先生，我的主要副手。”他又特意加以说明：“他很有股子韧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顽固的人落到他手里，也得象金丝雀似的叫个不停。”
施瓦尔堡朝魏斯微微一笑，好象自己是个听惯了众人捧场的名角儿。他谦逊地对魏斯说：“上尉先生，只要您费心说出犯人的号码，我就拿他开刀。我还想知道一下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受的初刑。我们在方式方法上尽量避免重复。”他意味深长地说；“为了确定对犯人施什么刑罚，我总是仔细考虑他受初刑时的一切情况。因为新的、没有尝过的手段总是最有效的。”
“很好，”魏斯说，“我看你们这儿一切都井井有条，”说着，他把手伸向图囊，图囊旁边就是手枪套。
不能再迟疑了。魏斯突然抽出手枪，朝跟在后面的施瓦尔堡的下颚上猛力一击，接着把枪对准监狱长，又向昏倒在地的施瓦尔堡的太阳穴踢了一脚。魏斯缴了监狱长的械，命令他把施瓦尔堡拖进洗澡间。监狱长看来是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傻了，老老实实拽起失掉知觉的助手朝走廊走去。魏斯在洗澡间里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迅速结果了这两个人。他很快搜查了他们的衣袋，拿到了所有的钥匙。他锁上门，四顾无人，把枪插进衣袋，顺着螺旋楼梯来到院子里。
大雨依然沉重地敲打着石板地面。犯人已经不在了。战士们分散在院子里，仿佛各自在找躲雨的地方。
只有纪律严明的监狱警卫仍然冒雨站在墙边。
祖鲍夫走过来。魏斯大声对他说：“中尉先生，也许您要向警卫队长告别吧？”说着把他从施瓦尔堡身上搜来的一串钥匙塞给了祖鲍夫。
梅霍夫重重地跨着步子跟随祖鲍夫去了。
魏斯点上一支烟，他要让祖鲍夫和梅霍夫有充分时间离开，并带领战斗小组在里面的牢房开始行动。
魏斯深深吸了几口烟，忽然把烟蒂一摔，发出口令。“各就各位！”自己随即趴到地上。
四名战士跟着他卧倒在地。其余的战土向莫名其妙呆立在墙边的监狱警卫开了火。
魏斯见这里的情况正象预想的那样，就向牢房奔去。这时监狱走廊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几名卫兵的尸体旁躺着我们的牺牲了的同志：他们是用隐藏在条纹囚服里的武器首先投入搏斗的。
按原定计划，牢门暂不打开。必须等两个小组分别解决了监狱内外的卫兵之后才能放出犯人。
魏斯又来到院子里。这里的战斗也结束了。牺牲了三个同志。魏斯命令普达舍克负责指挥院子剩下来的人。
应该看看监牢里面的情况。不出魏斯所料，祖鲍夫违反了劫狱计划。
牢门大开。
魏斯心头火起，一时大意，竟用德语朝犯人们高喊：“回到牢房去！”
因为这句话，他差一点送了命。放出来的犯人发了疯似的向他扑来，要不是他们体衰力弱，肯定会把他当场掐死。
应该珍惜每一分钟。魏斯心里虽然不忍，但还是坚定地指挥着这些受尽了折磨的人。只有铁面无情地按照计划行事，让他们冷静下来，才是唯一明智的办法。为了拯救这些人的性命，他显得官气十足，甚至很粗暴。
他给每个人发了证件和标明逃亡路线的地形图，督促他们脱下囚服，换上堆在卡车上的一套套便服。
然后，他来到办公室，打算查看一下机密档案，梅霍夫已经把保险柜炸开了。就在这时，祖鲍夫抱着埃莉扎进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姑娘放到沙发上。施瓦尔堡把她单独关在一间停死尸的冰窖里，同志们在那里找到了她。
姑娘昏迷不醒，毫无生气。
魏斯叫人把监狱长和施瓦尔堡的尸体从洗澡间里扔出去。
他们把澡盆放满热水，把埃莉扎浸进水里。
普达舍克用刀子撬开姑娘紧咬的牙关，用军用水壶往她的嘴里灌了点酒。
祖鲍夫站在一旁，面色苍白，双手抖个不停，制服和裤子上满是血迹。
“你受伤了？”魏斯问。
“暂时还没有感觉，”祖鲍夫说着把双手伸到水中，开始搓揉姑娘的双脚。
澡盆里的水被血染红了……
“唔，你们走开吧！”梅霍夫挥挥手说，“还是让我亲自来。你们在这儿只能碍事。”
在办公室里，祖鲍夫一边拧着湿漉漉的袖子，一边忿忿地对魏斯说：“你对监狱长和那个刽子手太客气了。真没料到你是这样的人！”
“到底怎么了？”魏斯奇怪地问。
“你对他们高抬贵手！”
“怎么高抬贵手？”魏斯朝两具死尸瞟了一眼，“你看那是什么？”
祖鲍夫仍不罢休：“你让他们死得太便宜了。你没看见埃莉扎躺在冰窖里，躺在死尸上的那副样子。她冻僵了，才爬到尸体上去。尸体总比冰块暖和些，所以她就爬上去了。”
“你不要发火，”魏斯说。
“你是冷血动物，象青蛙一样，”祖鲍夫说。
“看，又来了！”
“我可没有装模作样的天才，我带我的小组走就是了。”
“亏你想得出！”魏斯厉声说。随后又问他：“你脑袋上挨了家伙吗？怎么变糊涂了？”
“要是她醒不过来……你和你的那套秘密工作都滚开吧。让我自己去对付他们。”
“神经病！”魏斯鄙夷地说。
“你明白吗？他们把她放在死人中间，要活活地冻死她。”
梅霍夫跑了进来。
“快去呀，还活着……”他满脸是汗，笑逐颜开。
洗澡间里很热，笼罩着一片蒸气。
埃莉扎盖着军大衣躺在浴缸里。梅霍夫把监狱长那件花花绿绿的浴衣垫在她头底下。
“你们看，”梅霍夫夸耀地说，“她醒过来了！”
埃莉扎头发湿漉漉的，看起来象个男孩子。她鬓角塌陷；脸颊消瘦，皮肤上泛出潮红。
埃莉扎撇动肿胀的嘴唇笑了笑，露出一口歪歪斜斜、残缺不全的牙齿。她抬起细瘦、苍白，象剥了皮的干树枝似的手臂，想伸给祖鲍夫和魏斯。
祖鲍夫跪在她面前，低头哭了起来。
埃莉扎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她的嘴被打坏了，讲话很困难，一有气流通过残缺的牙齿就会引起钻心的疼痛。埃莉扎的脸痛得变了形，她只好不吭声了。
梅霍夫朝她弯下身子，又把军用水壶凑在她嘴上。
魏斯疑惑地望望梅霍夫。
梅霍夫抱歉地垂下眼睛，解释道：“她现在醉得很厉害。我给她灌了不少酒。没关系，这样她会好受些。”
“祖鲍夫，”埃莉扎把一只手搭在他圆圆的后脑勺上。“我等了你多久啊，可你始终也没有来”她悲戚地说：“当然，这是为了布丽基达的缘故。去她的吧。让她在家里等着你吧。反正我是不放你走了。你不要说话。我为咱俩的事一切都想好了。我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实现。你向来就听从我，对吗？就连布丽基达的事也是听了我的。”
埃莉扎想坐起来。梅霍夫按住她的肩膀，同时用眼睛向门口示意。
魏斯把祖鲍夫领到办公室里，让他坐在椅子上。
祖鲍夫喘着粗气。他的制服上又渗出了血迹。
魏斯帮他脱了上衣，为他包扎好伤口—一手榴弹的碎片擦伤了他的手臂和腰部——然后问他：“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自己是个下流胚！”祖鲍夫随口答道。他怒冲冲地看着魏斯：“我失掉了这么好的姑娘，就是因为您！由于布丽基达，她不会原谅我了。”
“得了得了！”魏斯疲倦地说。“别蒙我了，您自己差点送了命，还在胡说八道，而且是在目前的场合下。埃莉扎喝醉了，可是您呢？”他挥挥手，查哨去了。
一切都很顺利。打死的监狱警卫已经被换上囚服，拖到冰窖里去了。
监狱长的汽车用来运送犯人，一次送走几个，送到预定地点后立即返回，再送别的人。
梅霍夫来到院子里报告魏斯，埃莉扎已经暖和过来，现在睡着了。他担心地说：“敌人不仅敲掉了她的牙齿，看来还吊打过她——手脚都受了重伤，不能行动。让她先睡会儿，然后我把她裹上毯子，放在摩托车里，全速行驶，送到目的地去。你考虑一下，给她写个证明，碰到情况好拿出来应付巡逻岗哨。”
办公室里有现成的监狱公文用纸、图章和戳子。魏斯用打字机打了一份命令，内容是：监狱女看守某某因病去党卫队医院治疗。伪造监狱长的签字就不那么复杂了。
半夜，梅霍夫用毯子裹着身体虚弱、昏昏沉沉的埃莉扎，把她抱到院子里，放在摩托车的挂斗里。
魏斯问：“要不要把祖鲍夫叫来，让他们道个别？”
“不，”梅霍夫说，“不必了。为什么还要折磨他们呢？往后他俩的麻烦事儿多着呢！”说着用手掌在眉毛边比划了一下。梅霍夫脚下一踩发动了摩托，恶狠狠地大声说：“要是发生什么意外，我决不会把她活着留给敌人！……请放心吧！”他的眼睛朝放在车里的几包炸药瞥了瞥。
“你可不能操之过急，”魏斯说。
“放心吧，”梅霍夫答应下来，又夸口说：“我这人历来谨慎，要不早就活不到今天了。”他点点头告了别。
摩托车拐个弯，从大门当中半开着的一扇小门驶出去。值勤的战士马上把锁锁在沉重的钢梁上。
埃莉扎刚才的面容深深地印进了魏斯的脑海。她仰靠在摩托车的黑漆布靠垫上，显得是那么消瘦，那么憔悴和苍白。受尽了种种苦难之后，脸上只剩下了一种疲惫的表情。她的浅色头发梳得很平整，不象先前那样俗气地蓬得老高，染得火红。她那可爱、纯朴、极度疲乏的面容就跟大病初愈的病人的面容一样。
梅霍夫握着车把，粗壮的手臂上布满了青紫的伤痕，宽大的靴筒里插着几个冲锋枪备用弹匣，没有扣上的工具皮包里露出一个炸药包，它的威力超过了反坦克地雷。
应该相信，梅霍夫能够把埃莉扎安全送到目的地。以后她将被送过战线，那时候就不再有联络员埃莉扎了。她会变成谁呢？列娜、丽莎、娜佳、娜斯佳、克秀莎还是卡秋莎？
有朝一日他们在街头相遇，也许会擦肩而过，彼此认不出来。是啊，这种事情也是可能的……
祖鲍夫听说埃莉扎走了，没有能和她道别，感到万分痛苦。他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魏斯身上，因为魏斯竟认为无需把埃莉扎走的事告诉他一声。
“算了，”魏斯平静地说，“你别缠着她了。”
“就因为我娶了个德国女人吗？”
“不，不是为这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题在于，”魏斯说：“你认为似乎只有你一个人不怕死．所以你总是去找死。”
“那么我应该怕死吗？我这人就是爽快，”祖鲍夫恶狠狠地说，“遇上战斗机会，我就一心一意地i象个士兵那样作战，”他用不屑的口气加上一句：“要不是，不是你那套外交手腕，我早就……”
“早就送命了，”魏斯把话接了过来，并且严厉地告诉他；“你记住：要是布丽基达在最近又当了寡妇，那就是说，因为你的过失，我们一个最好的‘避风港’丧失了。”
“你知道，对死人是不能处罚的！”
“这个人暂时还没有死，还可以批评他。本来命令你指挥监狱里面的战斗，可是你一马当先去冲大门。简直象个足球运动员！这次又要带着伤回去见布丽基达，把脸也弄破了。”
“这是我和她的私事，”祖鲍夫顶了一句。“家务。”
“不对，”魏斯说，“你的脸弄成什么模样，并不是你俩的私事，而是我的事。弄得不好你就不会象现在这么漂亮了。”
“啊哈，原来如此，”祖鲍夫没好气地打断了他，“你只不过需要我当个花花公子？”
“不是我需要，是布丽基达需要，”魏斯说。
“她并不是爱我的外表，”祖鲍夫认真地说，“而是象个有情有义的人那样爱我。不然的话，我对埃莉扎也就问心无愧多了，一切事情也都好办了。”
“算了，”魏斯站起来，“不要感情用事了。”他命令祖鲍夫：“过十分钟你溜号吧！”
“干吗我先溜？”祖鲍夫生气了。
“因为，”魏斯干脆地说，“全组人里面，谁在敌后的位置最重要，谁就第一批离开。”
“那么该你第一个走。”
“对，”魏斯说，“我随第一批人走。”
“在我之后走吗？”
“正是在你之后。”
“你对我的评价未免过高了！”祖鲍夫冷笑一声。“但是我的谦虚却不允许我同意你的意见。”
“五分钟内你必须离开，”魏斯说。
“那你呢？”
“我和瓦济查迟一步走，我们还要销毁档案。不必担心，不会耽搁太久的。”
瓦济查象普达舍克一样，长得又高又瘦，所不同的是，他头发乌黑，皮肤黝黑，眼睛也是黑的。他出生在南斯拉夫。在祖鲍夫的战友中，他是最不要命的一个。因此魏斯尽量不放松他，直到最后还把他带在身边。
有一次，瓦济查为了逃出集中营，掐死一个卫兵，把尸体抛在高压线上，用试体当作绝缘体，翻过了铁丝网。
法西斯匪徒在伏伊伏丁那的集市广场上把瓦济查的父亲和两个哥哥砍掉脑袋，把尸体吊在柱子上，胸前挂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游击队”。
十七岁那年，瓦济查第一次被关进集中营。这倒不是因为他学会了用铁锥从背后刺杀敌人，而是因为他在德军食品铺里偷了块面包。
瓦济查多次越狱都被抓了回去。
他最后一次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跑。当时托夫父子公司还没有在那里办起焚化场，囚犯尸体不实行火化，而是在集中营外面挖坑掩埋。夜里，瓦济查藏进整整齐齐垛在院子里的尸体中间。早晨他和死人一块被扔上卡车。埋葬队到场之前，他从坑里逃走了。
在埃莉扎的帮助下，瓦济查在一家旅店的餐厅里找了个活儿。因为他懂意大利语，就冒充意大利人。埃莉扎好不容易才说服这个眼睛象黑玛瑙般闪着复仇火焰的精瘦而有力的年轻人，让他在自己的新职位上为人和气一些。
为了有把握些，埃莉扎甚至把他领到天主教堂，让他发誓。瓦济查老老实实对着十字架发了誓。他们从教堂出来后，瓦济查却愁眉苦脸地说，他不是天主教徒，根本不信上帝，他有一个哥哥甚至还是共产党员。
“你就照共产党员的样子对我宣誓吧，”埃莉扎说。
瓦济查难过地把双手一摊：“我不是党员……”
“那就为了纪念你的父兄发个誓。”
瓦济查沉吟了一下，悲痛地说：“不，我不能。”但是他看到埃莉扎脸上失望的神情，只好答应下来：“好吧，我不去招筹到餐厅里来的人就是。”
撤离前，魏斯和瓦济查登上哨兵隙望台，观察周围的动静。他们眺望着那空寂的大道，隐隐约约的山影和辽阔的星空。
“看，多美啊！”魏斯情不自禁地说。
瓦济查忧郁地摇摇头。
“你没到过南斯拉夫，你不知道什么美，什么不美。”
但是魏斯看见瓦济查那小小的鼻孔在贪婪地吸着山间清新的空气，他的眼睛愁慢地望着那些锯齿形的峰影。魏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下去，没有去反驳他。
黎明时魏斯已到达华沙。他来到军事情报局，科里的人交给他一份前往维尔纽斯的命令。他将从该地军事情报局行动队长官那里接受下一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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