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部署在卑斯麦大街的直属于华特·舒伦堡的特别行动组的成员变动很大。有些组员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了，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一些新组员。
现在，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接替古斯塔夫担任特别行动组领导职务。费尔格弗身材修长，面孔削瘦，总是露着呆板冷漠而又彬彬有礼的笑容。
费尔格弗是舒伦堡的大学同学，当年曾经挺身而出维护过他的名誉。当时，有个同学对费尔格弗说，舒伦堡是个特务，在保安局任职。费尔格弗勃然大怒，立即提出同这个同学决斗。他勇猛异常，一剑刺中了对手的面颊，赢得了这场决斗。
大学毕业后，费尔格弗在波恩开了个律师事务所，但他受理的第一件诉讼案就没有办好；他不是为他的委托人辩护，而是象个检察官那样指控委托人。他受理的第二个案子还是照样没有办好。这并不是偶然的。费尔格弗有一种权力欲，而律师这个职业却要求他在国家法律威严面前随机应变，左躲右闪。他无意去当检察官，因为他担心那些受到惩处的人会对他报复，他知道，这种事是常有的。
华特·舒伦堡当上保安局第六处处长以后，便让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在这个处的秘密调查科工作。
调查科经常收到各种报告。这些报告都是秘密监视保安局第六处搞外国情报的间谍和间谍头子工作的特务送来的。根据这些报告，费尔格弗可以对间谍或间谍头子作出秘密判决。判决由专门任命的人员执行，而执行的方式方法由他们自行选择。
这是支配别人命运的一种真正的权力，一种生杀大权，况且无须同被告及其辩护人辩论。
把出批漏的特务叫到调查科来是十分罕见的。不过，这既不是审问，也不是审查。费尔格弗一般是在某个舒适讲究的秘密接头处会见特务。他亲切地接待客人，落落大方地同客人侃侃而谈。
为了促使死刑犯讲出实话，费尔格弗常常对帝国的统治者提出尖锐的意见，而其他任何人都会因此被立即绞死。他断言，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人来说，不存在一般通用的法规。他们了解有产者政权的全部内幕，这使他们有权自视为特殊阶层。对他们来说，也不存在良心、名誉之类的繁琐偏见，这些都是为了使人循规蹈矩而臆造出来的玩艺儿。在达到目的之后，费尔格弗非常文雅地对讲了实话的特务表示谢意，感谢同他进行了一席令人愉快的谈话，并同他紧紧握手。只要客人一下楼，他就走到窗口，如果是在白天，他就拉上窗帘，如果是在夜里，他就把罩着粉红色灯罩的台灯放到窗台上。
在外面等待他的暗导的工作人员迎候下来的特务。其余的一切就属于他们极小范围的专门任务了。
费尔格弗自我卖弄的“根本无道德论”是所有法西斯头子所共同信奉的。
华特·舒伦堡的亲信之一威廉·霍特尔回忆往事时就曾经公开赞扬过法西斯头子海德里希，虽然他对海德里希的评价过甚其词，是肉麻的吹捧，但这种评价仍然有助于认清其他法西斯头子的真面目。
非常了解海德里希的霍特尔在谈到他时说：“毫无疑问，不仅就国家社会主义而言，而且就极权国家的整个概念而言，他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历史上他完全可以同切扎尔·博尔希相提并论。
“他们二位都彻底蔑视一切道德准则，同样都是权力迷，同样头脑冷静，心如铁石，同样贪恋功名。
“……他不仅没有基督教的任何道德准则，而且也排除了一般人那种起码的本能感情。他的上帝不是国家，而是权力——个人的权力。这曾经是悄撒时代的人的特征，当时权力就是目的，权力就是目的本身，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思想这种东西，他从不考虑思想的正确性或者思想的价值，而仅仅把思想看作用以统治群众的一种手段。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掌握权力和行使权力。真理和仁慈对他没有内在涵义，它们只不过是应该用来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可取的。
“政治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的阶梯。在他看来，为某个行动本身是否正确而进行争论是十分愚蠢的，因此，他从来绝不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
“结果，此人一生不知杀害了多少人，其中有他不喜欢的人，有希望得到权力的竟争者，有反对他的人以及他认为不值得信任的人。此外，他还搞了无数和暗杀勾当同样卑鄙龌龊的阴谋，其用心往往更为险恶。
“在海德里希的心目中，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不论是谁，只要妨碍他取得权力，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消灭之。他取得权力只是为了他自己。他渴望满足的只是本人的权力欲。”
集中在海德里希手中的秘密档案是第三帝国统治者最不放心的一批文件。
希特勒早就看透了海德里希，发现他同自己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对他很不放心，于是便派他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海德里希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太上皇。当海德里希被捷克斯洛伐克抵抗战士打死后，就连他的卫队的主要官员都没有受到惩处。希特勒只满足于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把利迪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杀场，并使这个国家淹没在血泊之中。继海德里希之后的希姆莱同前任在志趣和作风方面很相近。不过，希特勒认为，希姆莱具有担任这类职务的十分难得的才能：几乎是病态地贪生怕死。
希姆莱的健康状况欠佳，他从未离开过保健医生和自己的亲信中最受信任的按摩师。
希姆莱在私生活方面避免毫无节制，这并不是碍于道德观念，而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健康。
希姆莱对希特勒怀有一种恐惧感，因此在他面前总是那么一副厚颜无耻的奴才相。就连在元首随员当中获得“奴性十足的凯特尔”绰号的凯特尔都说，每逢希姆莱受到严厉训斥之后走出元首办公室时，总使人感到特别厌恶，这时他就把一杯水递到这位党卫队首脑女性般的、精心保养的、瑟瑟发抖的手中。
正是希姆莱这种奴才般的胆怯使元首确信，他选中的这个人比海德里希对他更加忠实。
不过，随机应变的希姆莱一方面象眼镜蛇一般狡猾灵活（他的外表甚至都很象这种软体爬行动物），在元首面前奴颜婢膝，一方面他也继承了自己前任的许多特点，他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海德里希的主要助手。
多年来，希姆莱已习惯于屈从更加强有力的人物，而海德里希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希姆莱在当了第三帝国保安局局长之后，却成了比海德里希更加可怕的人物。他非常害怕引起元首的不满，因此他工作的唯一方针就是力求预先料到元首有什么打算。因而他有时就表现得象个十足的迫害狂，就连希特勒有时也不能不对自己的主要助手过于仓促行事表示惊奇。
通常希姆莱为了使元首无法反驳，他总是引用元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或者演说中的引文来证明自己正确，好象他是据此才签署判决书的。
元首喜欢这样的人，这种人善于收集他无意中说出的每一句话，并能郑重宣布他的话就是新法律的不可更改的条文。希姆莱就看透了元首的这个弱点。
但是，希姆莱同希特勒的交往越多，从希特勒身上发现他从前的首长海德里希的那种特点（也就是他本人的特点）就越多。于是希姆莱便逐渐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可告人的妒忌心：原来他本人是能够成为帝国的第一号人物的。本来就不该让他充当第二号角色。
希姆莱最宠信华特·舒伦堡。希姆莱只是在完全确信这个青年人具有始终不渝的、坚定的行为准则之后，才开始信任他的。舒伦堡工作不是为了德国，不是为了第三帝国，不是为了纳粹党，甚至不是为了元首。他工作只是为了某一个人，他对此人寄托着自己的全部希望。他勤勤恳恳、忠贞不二地为此人卖命，工作出类拔本。为了嘉奖他的无限忠诚，此人给了他应有的一份权力。
在他看来，此人便是希姆莱。
作为一个相当高明的政客，舒伦堡对希姆莱的长处评价不高，对他的卑鄙品质却了如指掌。不过，他明白，现在担任第三帝国保安局局长职务的是未来新元首的候选人。此人掌握着控制帝国的全部秘密机构，而独裁政权整个制度的巩固就有赖于秘密机构的错综复杂和无孔不人的体系及其镇压力量。
舒伦堡早在1939年便跟一小伙同僚同英国情报机关有了接触。当时，他们伪装反对现政权的德国军官同英国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鉴于英国官方人士对他们密谋反对希特勒一事很感兴趣，于是他便产生了打入英国政府最高阶层的想法。希特勒赞同这种想法，而英国同行则向舒伦堡保证，一位官方高级代表最近将从英国前往荷兰同他会晤。希特勒也已知道此事。
11月8日，在贝格勃劳凯勒假造的谋害元首的炸弹爆炸案发生前几小时，海德里希突然下令停止同英国间谍机关举行的秘密谈判。英国联络军官被绑架并被押送德国。
行动计划顺利完成了。德国宣传机器把希特勒吹得神乎其神，说他得到上帝的亲自庇护，说英国人是制造这一空前罪行的罪魁祸首，并使荷兰大为出丑。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激起德国人的狂热去实现早已预谋的战争计划的一个前奏而巳。
但是，舒伦堡建立的这类“功劳”早已成为过去。
在苏军的一连串打击下，法西斯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盟国军队已经登陆。德国的头子们（其中也包括希特勒本人）迫不及待地竞相同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秘密外交交易、每个头子都自封为新帝国的首脑，都保证把对苏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都要求英美两国给予支持。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德国将采取哪种方式向西方投降；德国应该让出它的哪一部分战利品。
这些日子，舒伦堡一直同希姆莱形影不离，一面鼓励和催促他作出取代希特勒的决定，一面代表这位未来的新元首在斯德哥尔摩同英美两国的秘密外交代表举行谈判。舒伦堡还把其中的某些代表带到希姆莱在赫恩里亨的总部，在那里他们可以绝对安全地同党卫队首脑讨价还价。
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党卫队少将舒伦堡需要一批能忠实、可靠、迅速完成他所提出的任何任务的人。
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必须从直属于华特·舒伦堡的特别行动组中选拔若干人。
约翰·魏斯在狱中表现坚定，这证明他对舒伦堡绝对忠诚。然而，费尔格弗并不急于作出最后决定。他越是感到魏斯合意，就越对魏斯的沉着和良好的表现持怀疑态度。费尔格弗有一个基本信条：一个人金玉其外，往往败絮其中。他的经验证明：一个人越卑鄙无耻，他就越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各种表面的礼节和道德准则。
一天晚上，费尔格弗邀请魏斯在汪泽湖的小船上同他见面。
后来在魏斯划船时，他问魏斯当过水手没有。
魏斯说，他从前在里加住过，常常随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出海。
费尔格弗轻蔑地说：“他是党卫队中校、很有办法的粮店老板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的侄子吧？我想，他在党卫队中搞总务工作发了一笔大财。”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是个老党员，”魏斯说。
“所以他才发了那么一大笔财，成了富翁！”
“他生活很俭朴。”
“他住在哪里？”
“住在自己的私人公馆里。”
“您去过他那独门独院的新居吗？”
“我只踉海因里希要好。”
“不必要。选择朋友不能凭个人的好恶，而要看他在帝国中的地位。”
“不过，我岂敢提出要和元首交朋友，”魏斯微笑着说。
费尔格弗哈哈大笑，但他的眼神仍然是冷漠的。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道：“您坐牢的时候，真的准备为舒伦堡献出生命吗？”
“那么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魏斯反问了一句，“我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背叛他。”
“您说得很对，”费尔格弗表示赞许，“其实，您知道，那些自封为英雄的人是不能使我相信的。这总有点儿反常。还有个问题：您认识哈克吗？”
“认识。”
“您能谈谈他的情况吗？”
“他是个胡涂虫。”
“能详细谈谈吗？”
“若是您知道他的什么别的情况，那就请吧！……”
“您究竟对他有多少了解？”
“我想，不如您。”
“嘿，不见得吧！”费尔格弗生气地说。“有这么一回事儿：哈克供出，他曾经表示愿意让您取走保险柜里保存的档案。”
“‘供出’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审问过他吗？”魏斯问道。
“现在我要审问您。”
“审问什么？。
“为什么您拒绝从他那里取走档案？难道您知道档案关系到什么人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拒绝取走，”魏斯答道。
“再确切些，”费尔格弗说。
“假如我把档案拿到手，我早就被人干掉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错，”费尔格弗肯定地说。
“这就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
“那您为什么不报告呢？”
“向谁报告？”
“向首长。”
“如果舒伦堡不想用任何人都不该知道的有关元首的某些材料引火烧身的话，那他会怎样处理我呢？只有干掉我。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若是他想了解档案呢？”
“那么他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件事呢？即便如此，他也会干掉我的。”
“听我说！”费尔格弗的嗓门提高了。“我很喜欢您，您简直是个聪明的胆小鬼。”
魏斯肯定地说：“无需讳言。干我们这一行，保住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不去预料将来叫你干什么，而是干现在叫你干的事情。”
“妙极了，”费尔格弗轻松地说，“不过，您也许还是有所要求吧？”
“也象大家一样，”魏斯叹了口气，“但愿向我发号施令的人越少越好，而听我发号施令的越多越好。”
“好极了！”费尔格弗十分高兴，“您简直是发明了一个使每个人都能受到鼓舞的万能公式。”接着他又提高嗓门，有点装腔作势地说：“一个人只有行使支配别人的权力，才能认清自已的身份。而杀人，这也是权力本身的一种体现。”
“太好了！”魏斯说。“可以认为，您这是帮助元首在撰写《我的奋斗》。”
“这本书写得很糟糕，书中没有完美地运用丰富多采的德语。”
“这是党的圣经。”
“您不要钻我的空子，”费尔格弗用讥笑的口吻说，
“用词隐晦只能使政治文献的涵义含胡不清，而政治文献的每一句话都应准确明了，精辟透彻，象子弹一样射入人的头脑。”
“说得对，”魏斯表示同意，“您非常善于使用铿锵有力的词句。”
“若不是我和华特有着多年的交情，我早就施展出我的理论家的才能了。”
“罗森堡怎么样？”
费尔格弗皱了皱眉头。
“戈培尔有一次说了句很俏皮的话：‘在我们的纲领中，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捉鸟的笼子。’不过，我认为罗森堡滥用社会主义术语也太过分了，因此，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使德国的企业主和金融家不敢接近我们。”
“那么现在呢？”
“您也知道，企业和金融寡头同‘七月二十日密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不过，帝国武装和军工部长斯佩尔对他们参与密谋一事严禁进行调查，这显然是经元首同意的。不管怎么样，国家的军事经济掌握在他们手中，而这可以影响整个国家。”
小船靠岸了，魏斯伯费尔格弗跌入水中，扶着他，帮他上了码头。
他们来到岸上时，魏斯问道：“您对我还有什么要问的？”
“对不起，”费尔格弗不无歉意地说，“同您度过这段时光，我真感到高兴。”
“不，”魏斯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时光，我们现在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
“好，”费尔格弗说，“现在我对您没有任何怀疑了。”
“我想知道的也只是这一点，”魏斯心满意足地说。“您可以相信，您的洞察力这一次并没有欺骗您。”
原来，魏斯在费尔格弗监督下执行的“高级秘密”使命既不需要特殊的本领，也不需要特别花力气。
他的任务是监视一些人，就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在给他指定的建筑物附近的一段马路和大街上，以及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口，不能出现他事先不知道其特征的陌生人。或者，他必须在某个地点等候，一直到他事先知道车号的一辆汽车驶过为止，然后将这一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一位秘密短讯员。
不难看出，他也同样受到监视。他仿佛置身于一座大监狱之中，已经失去了自由。他在非常认真执行的只不过是事先给他规定好的任务。
不久，魏斯奉命出差去斯德哥尔摩，但他的任务仍然同过去一样。他成了驯服的、不停运转的监视机构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舒伦堡让他的秘密组织中最有经验的一些特务参加了这个机构。
即使暂时脱离这个机构很短一段时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全部零件一环扣一环地、丝毫不差地连结在一起，以致出现一个微小的差错都会马上引起一连串的警报信号。凡是有意无意犯了错误的特务或被怀疑违犯工作守则的特务都要立即被撤职。惩处往往是立刻就地执行的。为此，象其他人一样，也给魏斯发了一只无声手枪。
在魏斯看来，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处境等于要他的命。他想方设法同自己人取得联系，但毫无结果，这把他弄得疲惫不堪。在绝望中，他仍然认为他会在斯德哥尔摩某处获悉苏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消息。然而，他还得象过去一样守候在可恶的电话亭附近。只有在须要通报瑞典王侄伯纳多特伯爵业已从自己的官邸动身前来会晤希姆莱的特使的消息时，他才能使用这部电话机。这位特使很可能就是舒伦堡本人。
魏斯知道，伯爵担任的职务不光是瑞典红十字会会长，他还是属于摩根财团托拉斯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经理。也许，他不仅同美国实业界人士有联系；而且也同美国统治集团有联系，此人正代表他们同希特勒分子举行秘密谈判。
魏斯的任务是保证希姆莱的特使的安全，使之摆脱监视，因为斯德哥尔摩到处都有里宾特洛甫、卡尔顿布伦纳、鲍曼、戈培尔乃至元首本人的代理人。魏斯参加的保安局第六处特别行动组同样也在监视这些代理人。
魏斯所执行的监视任务突然被取消了。他奉命前往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所公馆，任务是向集聚在那里的现已转入地下的盖世太保、党卫队军官和著名纳粹分子传授秘密活动的方法。过去，在同迪特里希一道执行兰斯道夫交给的任务时，他曾经研究过这种方法。
魏斯在规定时间来到指定地点，互通暗号之后，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四壁镶着深色橡木壁板，壁上挂着各种徽章、猎人的战利品和古老的武器。大厅里集聚了一大群人，不仅有中年人，而且还有冲锋队员模样的青年人。在给魏斯事先准备的讲台旁边有一个专用托架，上面放着用各种木块铝饰的希特勒像。希特勒像的两旁排列着铁制三角架，上面是一只只的点燃的火炬。
亚历山大·别洛夫在大学时代算不上一个高明的演说家。他在讲台上看着同学们一张张面孔，总感到不好意思：他想到的，同学们也会想到，他知道的，同学们也知道，完全用不着他去教训人家。所以在讲台上，他总是十分腼腆，讲得既快又不清楚，总想赶紧讲完，似乎马上有人会对他喊道：“别浪费时间了！时间就是生命，你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
可是现在魏斯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走上讲台，看到瑞典法西斯分子一张张毕恭毕敬的面孔，看到他们象对待上峰那样欢迎他，他却神采奕奕地发表了十分精采的演说。看来，演说产生了效果。下面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以致魏斯结束演说时场内鸦雀无声，一片沉默。只是在他离开讲台以后，才响起了很有礼貌的掌声。掌声不太响，出为大家的手掌都被冷汗弄潮了。
魏斯在演说中谈到了转人地下的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并报告了被他们杀害的人数以及他们采用何种方法杀人等情况。最后，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千年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同时，他向听众保证，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主宰民族成为对所有其他民族的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这种十分乐观的保证并没有使瑞典法西斯分子兴高采烈。不过，他们还是非常认真地记下了有实际意义的部分。
魏斯在回答问题时建议：胡子拉茬的人要刮掉胡子，刮去胡子的人要留起长胡子；结了婚的要离婚，因为女人爱扯闲话，说不定会出卖丈夫；穷光蛋要变成富翁，把自己过去的身份伪装起来，相反，富翁要变成穷光蛋。此外，他还出了许多有用的主意，以备万一在座的人当中有人去坐牢时采用。他十分内行地说明了应该如何最合理地利用在监牢里的时间养精蓄锐。他滔滔不绝、十分坦率地详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
听了魏斯的建议，与会者的情绪都低落了下去。只是在为他举行秘密宴会时，他们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席间，魏斯—一问明了自愿为希姆莱特务机关效劳的瑞典金融家们的姓名。他们希望通过希姆莱特务机关同邱吉尔首相建立联系，以便尽快就法西斯德国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达成协议。
魏斯甚至还获悉了参加历次会谈的各方代表交换的备忘录要点。
当地法西斯分子主要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担心，对西方国家向德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表示愤慨。有人建议魏斯在斯德哥尔摩要十分谨慎行事，因为由于苏军节节胜利，瑞典民众的情绪非常偏激。眼下佩戴卐字徽章，几乎等于自杀。法西斯党党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揍的事儿已经屡见不鲜。
魏斯答应要小心行事。
两天以后，他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他将同德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同乘一架飞机飞往柏林。这位官员将携带一个外交公文包，但他并非单独一人飞往柏林，随行的还有由里宾特洛甫的特工人员组成的武装卫队。
这架飞机将比规定的时间早出半小时在一个备用机场降落，要在备用机场消灭这位官员及其卫队。如果飞机不能降落，魏斯必须用无声手枪打死这位官员。
“那么我怎么办呢？”魏斯问。
“如果您能甩掉卫队，那您就跳伞，一切都会顺利的。”
从这时起，便有两名特工人员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魏斯。他们护送他到机场，直到飞机座舱门关上才离去。
飞行员是可靠的。他按原定计划非常准确地在一个当时空无一人的备用机场降落了。这位官员及其卫队还没来得及起身，几梭子弹准确地打穿了紧靠他们座位的座舱壁。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魏斯一走出机舱就看到党卫队的机修人员在修补被打穿的弹孔。
冲锋枪手们站立在通向座舱两侧的舷梯平台上。其中一个冲锋枪手客气地给魏斯指路：一辆派来接他的汽车正在那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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