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值班的赤卫队员是一个身穿棉袄留着大胡子的老工人，他象见了老熟人似的同我问了好。
“是见电报局政委吗？谁知道他怎么回事，一忽儿到这儿，一忽儿又去那儿。这可是个闲不住的，使人坐卧不宁的差事……兴许是在第二报务室吧？”
“那么我们就去第二报务室好了，”我对阿尔秋欣说。
“可能就在第二报务室。”他表示同意。
在用黑皮革包着的门上钉着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与本室无关人员严禁人内，末尾是六个又粗又大的惊叹号，确切地说，是五个半，因为剩下的那点儿地方写不下第六个惊叹号了。阿尔秋欣对这句话奉若神明，他疑惑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算无关人员，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我说道，“我们在这儿是自家人。”
阿尔秋欣头一次陪我到电报局来，他不大相信我说的话。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他巧妙地表示赞同，“好象不大热闹……”
“不会热闹的，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我很有把握地说，“再说，星期四我空着肚子就打喷嚏，星期六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阿尔秋欣的脸微红，说：“假如是星期四，那就要受到夸奖，而星期六会如愿以偿……”
“正是这样！”
报务室里鸦雀无声。休斯式发报机就象士兵似的按规定的距离列成横队。机台上全是白黑两色的按键。在按键的上方是报务员的后脑勺。字盘和圆板在叉形装置上旋转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象家里的钟表一样滴答滴答作响。报务员不时地用脚把一普特重的重锤往上提一提，上满弦。窄窄的白色带子缓缓地向外脱出。它告诉人们在俄国南方的战况，日益迫临的饥饿、伤寒，匪首杜托夫①，没收普罗柏印刷公司以及有关契卡在彼得格勒的活动情况……
【 ①杜托夫：高尔察克的伙伴，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在乌拉尔组织反革命暴乱活动。】
阿尔秋欣站在一张机台后面，小心翼翼地用手指碰了碰窄带子。
“人的脑子真是大聪明了，什么都想得出来，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电报局政委，瘦瘦的个子，红鼻头上戴着夹鼻眼镜，手指头上尽是墨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正站在报务室里的一个角上，站在堆满了轴带的桌子后面，神经质地扯自己的头发，好象在检查自己的头发是否牢靠地长在头皮上。
他不用看就知道是我来了，因此没有转过身子就说：“接不通萨拉托夫，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还从一大堆带子轴中挑出一轴，递给了我，“萨拉托夫搞什么鬼名堂！您自己看看吧……”
带子上打印着：
“通告。今天早晨七点整接到政府通告，我国和平代表团已于昨天，三月三日下午五点钟，同德国及其盟国签定了和平条约。代表团此刻正在返回彼得格勒的途中。和平条约的文本将在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公布。和平条约的批准，即条约的最终确认，定为三月十七日由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是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召开的，大会将于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开幕。
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人民委员会”
透过我的肩头读完电文的阿尔秋欣满意地笑道：“感谢上帝吧！再坏的和平也比善意的争吵强多了……”
政委没有听他说话，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两眼噙含着泪水。这位政委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反对接受德国人的最后通谍的八十五名委员的心腹。对他来说，这封电报是俄国革命覆灭的证据和对刚刚开始的世界革命的打击。地下工作的艰难岁月和对整个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正是有了这个信念他才没去国外去谋生，而去服苦役，坐单间牢房……
我理解他，但不同情他。我同情的仅仅是强者，我对弱者只是怜悯而已。当然，进攻比退却更能令人感到痛快。但是真正使部队得到锻炼的却是在退却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反抗分子的棍棒，而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却要利用当前的喘息机会建立一支有纪律的武装部队。
“有手帕吗？”
“什么？”
他听明白之后，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泪，擤了擤鼻涕。
“请原谅……激动了一点……”他略安静后，说道：“代表大会不会通过这个条约。”
“我想，能通过。我希望代表团的成员们能够脚踏实地，而不是想入非非。”
他冷笑了一声，尖酸地说：“至于你嘛，科萨切夫斯基，就不仅是脚踏了，而是四肢着地啦。”
“那就更稳妥了……萨拉托夫的情况怎么样？”
假若电报局的政委要骂街的话，他准会把我臭骂一通。然而，他已经是第四代知识分子了，因而他不骂人，只是提高了嗓门，抱怨地问道：“哎呀呀，你为什么还提这个萨拉托夫，科萨切夫斯基！房子起火了，而你……这会儿谁还需要那些黄金呢？要它有什么用？”
“黄金就是军队。”我说。
政委恶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他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上的青筋暴涨。坐在邻近机台旁的报务员正瞅着我们。
“你对革命军队很有信心吗，科萨切夫斯基？”
“什么时候能恢复同萨拉托夫的联系？”我问道。
政委叹了口气，推开他面前的那堆带子，有气无力地反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恢复联系吗？……让我们先到走廊里抽一会儿烟，在那儿我们接着谈……”
说老实话，实在没什么好谈的。电报局的政委是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已经知道波克罗夫斯基将出任莫斯科市和省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主席，也知道彼得格勒已决定迁都莫斯科；政委还知道在自由市场上有多少牛肉，从西藏进口了鹿茸；也知道在叶卡德琳堡①如何执行国家对火柴的控制，在罗斯托夫打死了多少白匪军以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从投机商人手里没收了多少黄金。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同萨拉托夫的联系。依他看，只有高级人士或者电信总局的电报处处长奇奇金才能知道这件事。
【 ①叶卡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的旧称（１９２４年以前）。——译者注。】
高级人士都在很远的地方，而奇奇金却近在眼前。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就去找他。……”
我们一起前往。同这位政委相比，奇奇金较为冷静、温和和乐观。同德国人讲和使他高兴，他生就是个乐天派，看来，正是这个缘故，在一九一八年尽管吃着量少质差的饭食他也能发胖。
当然罗，奇奇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联系，但他相信，当我迫切需要时，通讯会恢复的。
“将全面恢复革命秩序，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同萨拉托夫的联系，毫无疑问，也会恢复的。”
“什么时候？”
“很快。”
“一个月以后吗？一年以后吗？”
“今天。”
“几点钟？”
“晚上十一点钟。”奇奇金毫不含糊地说，他那肥厚的手掌啪地一声打在桌面上，象是打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十一点不一定……”政委迟疑不决。
“十一点。”奇奇金重复了一遍。
“准时吗？”
奇奇金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以一个老革命者的名义发誓。”
奇奇金自认为是个老革命者。电报局政委曾对我讲过，十二年前，大学生们闹事的时候，当时奇奇金也是个大学生，鼻子被一个警察打出了血。尽管这段小插曲在俄国革命运动史册上算不上金色的一页，但奇奇金喜欢回顾它。
“请在十一点整到报务室来吧，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你将同萨拉托夫通话，”奇奇金说。
“你最好能事先给我打个电话，科萨切夫斯基，”当我们离开“老革命”的办公室后，政委说道，“我非常怀疑今天能恢复联系。”
“就是嘛！”阿尔秋欣随声附会道，奇奇金的那番话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俗话说，柴禾堆里找不到草料，欠债人那儿找不到钱，手心里种不出粮食……”
“大对了，太对了，”政委笑了，“这是老百姓的说大白话。”
但是他们都错了：联系确实于夜间十一点整恢复了，然而不是在当天，而是一周以后……
二
我们步行回到了位于彼得洛夫门的刑事侦察局。
没被踏过的白雪和宁静无人的林荫大道极其洁净美丽。只有特鲁坡那边有些影子在晃动：大概是在做买卖。栖在树枝上的乌鸦乏力地叫着……
代表大会能否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我不能做出肯定答复。一切都变幻莫测，大令人难以捉摸了。脚下的雪松软而易碎……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阿尔秋欣在喊我。
“什么事？”
“这是怎么啦，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寄，全部三千万，就象花一个戈比那样，都用去买步枪和包脚布吗？”
从他的语气中我明白了，他不同意我的计划。阿尔秋欣是个会过日子的庄稼汉，他知道，如果在军用仓库里找一找，能找出不止十万支步枪。
武器不是肉，也不是油脂。在一九一八年，武器是不值钱的。在苏哈列夫卡一支最漂亮的左轮手枪只能换到四俄磅油脂，一挺机枪的公道价格是……
“三千万这个数字不准，而是二千九百万将用来购买军用物资，”我同他开玩笑道。
“真有你的！”
他不吭声了。
“那一百万干什么用？”
“另有所用”。
“用在哪些方面？”
“那还少嘛！比方说，给那些出色的战士买金牙……”
菲立蒙站住了，立在雪里发愣。
“嘲笑人吗？”
他大笑，摇晃着树于。从树上落下的雪花犹如一等面粉那么细白。这使我想起，昨天曾遵照雷恰洛夫的命令，分给刑侦局每个工作人员一俄磅黑麦面粉，这是对消灭了四名武装匪徒的奖励。
现在每天下午两点整，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就会响起来：雷恰洛夫十分关心来自萨拉托夫的消息。
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啦？在生活里我最不喜欢情况不明。一切都应有始有终。
……这次，当有人轻轻叩旅馆房间的玻璃门时，第一个醒来的不是我，而是菲立蒙。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摇晃我的肩膀，“通讯员来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屋里的灯已亮，我对刺眼的灯光还不习惯。我怎么也不能从睡梦中醒过来。吊灯的灯光一会儿聚成一束光点，一会儿又散为浑浊不清的黄色光斑。
“通讯员？什么通讯员？”
“从喀山铁路管理局来的，”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床旁站着一个穿棉袄的小伙子，他头上戴着缀着红缨子的带兔皮长耳罩的棉帽。
“是找你的，”阿尔秋欣说，“找你本人。”
“紧急电报，”小伙子清晰地说，并递给我一个蓝色的长信封，封面上还印着过了时的盘踞在皇冠下的双头鹰。
我坐在床边，两脚垂地。阿尔秋欣把短皮袄披在我的肩上，房里很冷。
信封里装的不是电报，而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局政委用那潦草的字迹写的便函。政委写道，他用直线电话同梁赞分局局长通过话。莫斯科刑侦局的特派小组已从萨拉托夫到了他们那里。小组带着贵重物品（后两个字的下面划了横道），由四名赤卫队员组成护送组负责押运。根据梁赞运行处政委的命令，已将小组成员和护送物品的赤卫队员安排在监察员专用的车厢里，挂在十分钟后即将开往莫斯科的邮车上。小组组长博林同志请政委迅速将此情况通知我。他还要求派人去接从梁赞来的小组……
莫非这张便条预示着牧首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即将结束了吗？
阿尔秋欣不解地瞅着我。
“大概是给军队买的包脚布运到了，非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当我得知通讯员是乘政委的汽车来到旅馆时，我请他稍等我一下。我吸了口烟，赶紧穿好衣服。阿尔秋欣看着我，也伸手去拿自己的上衣。
“现在的差事比沙皇那会儿还难干，”当我们三人下楼走到前厅时，菲立蒙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抱怨着，“不管白天，也不管黑夜，都得不到安静。”
“将来让你睡个够，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我算什么？我的意思是，到了夜晚就得睡觉。”
当然，阿尔秋欣说的很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乘政委的汽车先到了铁路局，然后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最后来到了刑侦局。帕维尔·苏霍夫已经在等我们了。
……从梁赞开来的邮车，在整个一九一八年仿佛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按时刻表准时到站。这种情况不仅使我，而且也使那位用电话通知我火车已进站的车站值班员感到惊异。
在我同他谈完话，挂上听筒半个小时后，两辆小汽车开进刑侦局的院里：在警车上坐着赤卫队员，在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那辆车上坐着博林和沃尔任宁（后来才知道赫沃西科夫暂时留在萨拉托夫）。撑着雪橇的纠察队的战士们紧跟在汽车的后面，飞也似地驶进了院子。
“停车，停车，老弟！”沃尔住宁对司机喊道，他站了起来，在一群刑侦局的战友面前特别惹人注目。
汽车转了半个圈，车轮在冰面上直打滑，侧着靠近了台阶。
沃尔任宁没有开车门，灵巧地从车帮子上跳了出来。
“找回来了，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猜到了。”
水手威风凛凛，在敞着怀的罗曼诺夫式短皮袄的里面露出了纹身的花纹，被推到后脑勺上的帽子竟奇迹般地顶在脑袋上，身上扎了好几条新皮带，稍微一动就听到象没上油的大车轴发出的轧轧声；身体两侧别着两把装在木盒子里的毛瑟枪。他的眼睛、牙齿都在闪光……
沃尔住宁从汽车上拿起一个封着铅印的皮箱子扔给站在台阶上的赤卫队员。
“开始卸车吧，弟兄们！”
“不要着急，沃尔任宁，”博林制止了他。
博林扯了扯皮袄的下摆，从汽车里出来，象往常一样，同我问过好后，请示把珍宝搬到什么地方去。
“暂时先放在杜博维茨基的办公室里，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和雷恰洛夫马上就到。东西很多吗？”
“这可怎么说呢？”他笑了，他的小胡子欢快地跳跃着，“够我和你活一辈子的。”
博林解开自已的公文包，取出一捆用线缝住的信袋，向我解释说，“旧制度遗留下的公文手续。”他用修得很漂亮的长指甲敲着信袋说，“没收物品的详细清单。物品分别装在六只皮口袋里和三个铅封过的箱子里。”
帕维尔·苏霍夫走了过来。
“祝贺你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彼得·彼得洛维奇！”
“谢谢你，不过，我要说，你祝贺得早了一些。我们大家还得忙活一阵子。这是实话。
我让苏霍夫和沃尔任宁照看卸车，然后带博林回到办公室里。
在这里我才了解到这次萨拉托夫之行的艰难历程。
在“利必达”和银蜡烛被认出后。丘尔金，博林认为，此人并不是个蠢货，在同司法人员的接触中领悟了一些道理，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明白，矢口抵赖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只能使自已的处境更糟糕。“坦白”吗？太不够了，只有积极协助寻找失窃物品——才能将功折罪。此外，丘尔金和马霍夫一样，对同伙的仇恨心理使他下了决心，因为正是这些同伙从他嘴里抢走了肥肉。他不知道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的住址，可是，他知道萨拉托夫的销赃贩子的一些内情。这些销赃贩子可能会帮助普里列达耶夫脱手赃物。丘尔金点出了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人没有找到，他们不在萨拉托夫，博林和萨拉托夫刑侦局局长对其余的人尽可能地布置了监视，还控制住销赃贩子常去的一些地方；加码头附近的旧货市场、餐厅、市场和小饭馆。
第二天的傍晚，在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大街的“友谊”餐厅里，萨拉托夫刑侦局的同志们抓住了帕维尔·沃尔德列夫和瓦连京娜·萨佐诺娃。据丘尔金讲，这两个人很早以前就认识普里列达耶夫。沃尔德列夫因两次收买赃物而被判刑。轰动一时的拉季谢夫博物馆盗窃案发生后，萨拉托夫刑侦局的同志们曾在他家的阁楼上找到了几幅著名的俄国画家的油画。在旧刑侦局调查科的卡片里存有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在同一卡片上沃尔德列夫的姘妇萨佐诺娃的名字也被列入。
在“友谊”餐厅里，这两个人向来萨拉托夫市办事的萨玛拉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人戈尔洛夫兜售金锭。戈尔洛夫还没来得及买下金锭，就被……
在对萨位诺娃搜身时，找到了六块金锭，而在她的情夫的住房里，又找到了八块。没有审问多久，他们俩人就供认了；是“水手”给他们金锭让拿去卖掉，“水手”就是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他答应拿出款额的四分之一给中间人，作为酬劳。“水手”没有讲金锭从哪儿弄来的，他们也没有问。“水手”现住在谁的家里，他们也不知道。
博林还让丘尔金同被拘留的人当面进行了对质。
丘尔金在萨拉托夫市犯罪分子中的地位同马霍夫在莫斯科市的情况相似，因此逮捕丘尔金不能不产生反响。同时又进一步查明，丘尔金确实坦白交待了，并竭力帮助刑侦局。简而言之，萨佐诺娃不知道“水手”的住址，但是他们约好第二天在约定的地点见面……在什么地方？在“伏尔加纤夫”饭店。
在饭店里布置了暗哨。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准时来赴约，顺利地逮捕了他。
他在萨拉托夫市化名叫萨马林（身份证是在莫斯科苏哈列夫卡买到的），住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街六号。在扑了灰泥又刷上油漆，并在上面贴了糊墙纸的荷兰式炉膛里找到了被转移的大部分珍宝，又从销赃贩子和中间人手里没收回来一些，但是仍然没有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留在萨拉托夫市的赫沃西科夫和当地刑侦局的同志正在继续追查。看来，那边的工作基本顺利。
“那么，你为什么要说苏霍夫祝贺得过早呢？，我打断了博林的话。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阿尔秋欣走了进来，报告道：雷恰洛夫同志的汽车到了。
三
在靠门的椭圆形桌子上摊放着菲拉列特的银蜡烛和“利必达”；一堆贴身佩戴的各种规格、各种款式的十字架；专门用来存放遗宝的大箱子；基部宽大的科尔桑式十字架，有铸造的、冲压的、珐琅的和金质的，全都闪烁着宝石的光泽。这里摆着古老的椭圆形带银把的香炉——“卡茨”；尼康时代带有一俄尺长链带的香炉；高级神职人员祭神时用的银质烛台；还有精制的小匣子和金锭，以及缀满了绿松石的牧首手杖的把手。堆得象个小山似的金铃铛——这是普里列达耶夫兄弟从法衣和罩袍上摘下来的。这些轻得几乎没有份量的铃铛，巧妙地剪裁出来的花瓣酷似田野里的野花，据传说，这些野花感动了巴甫林主教并给了他灵感，于是他用铃铛装饰基督教堂。
杜博维茨基的写字台上摆得满满的。苏霍夫和沃尔任宁在这儿摆上了东正教祭神的器皿。这些器皿不仅俗人，就是僧侣中的下层人员都不得碰摸。
瓦连京三世时代的做祭杯用的大金碗上刻有古希腊文题词；发光的银碟放在托盘上，这是一个圣盘，是基督诞生之地，同时也是棺枢——基督的遗体也安放在这里；还有镀金的银质星章的四周缀满了珍珠。帕维尔、苏霍夫要我注意这里的每一件物品；有从乌斯宾大礼拜堂存放的各种器皿到精致的各类小匣子；有举行圣餐礼时才使用的十五把镶着珐琅釉的金质汤匙，匙把上还雕着十字架；还有一块绘着鹰在罪恶之城上空盘旋图案的小圆地毯，这是主教们祈祷时铺在脚下用的。普里列达耶夫兄弟要它干什么用呢？在这张有些破旧的小圆地毯上放着金的或银的神灯，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有的形状象羊羔，有的象十字架，有的却象善良的牧师或帆船……
“哎，怎么样，看够了吗？”苏霍夫不无骄傲地问我，他是这次陈列品的主要组织者。
可以说，这个场面令人震惊。比如，杜博维茨基刚推开门，就呆立在门槛上——他根本没料到在眼前会有这么多珍宝。
“太惊人了！”他把桌子上的东西看了一遍后，说，“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令人想起过去的年代。”他好象要以自已高深的思想打动在场的人。“是的，过去的年代……象是圣油的气味……”
“这气味很好闻。”阿尔秋欣附和道。
“你喜欢吗？”
“我从小就喜欢。”菲立蒙接着说，“血腥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皇帝陛下和皇后也很喜欢圣油的气味。”
“是吗？”杜博维茨基应付道。
“非常喜欢，”菲立蒙肯定地说，“比如说，当你进到他们的存衣室或客厅时，就同进了教堂一样，这种气味扑鼻而来……”往往当阿尔秋欣沉缅于漫无边际的回忆之中时，壮博维茨基认为，最好别让他再往下说了。他稍微有些怕菲立蒙，对杜博维茨基来说，这位非立蒙有些地方象一个西伯利亚的斯芬克斯，这是自己的斯芬克斯，俄国的斯芬克斯，与那个在异国它乡千百年在灼热的阳光下烤晒的怪物相比，他更难以理解。
阿尔秋欣倒想把自己的回忆继续下去。可是，此时杜博维茨基巳向办公室的另一头走去。从他向博林和沃尔任宁道贺时的表情看，他见到这些珍宝深感震惊和激动。
与他相比，瘦削而有点驼背的雷恰洛夫则显得异常的沉着冷静。他使我想起了古董店里经验丰富的老估价员，这种人对什么东西都看不上眼，一切都是平庸无奇的。对于估价员来说，激情已不存在，眼里只有卢布。
雷恰洛夫表面上沉着冷静，然而他那双聚精会神的眼睛却在闪动，象是跳跃着的黑白算盘珠，哔哩吧啦，哔哩吧啦……
“值六、七百万吧？”他用一种冷漠的口气问博林，好象他从未同这么小的数目打过交道。
博林有礼貌地点点头。
“准确无误。萨拉托夫市的专家估价值六百五十万到六百七十万金卢布。”
我惊异地望着博林。尽管关于萨拉托夫的行动情况我们还没有谈完，但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几乎全部地找回了失窃物品。然而在这里只有……手提香炉、“卡茨”、“吉吉利亚”、祭杯、圣盘、约柜……当然啦，我还没来得及看宝石和其它的东西，可是……、我环顾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摆满了珍宝。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雷恰洛夫干巴巴地说，“在缴获到的物品中还缺十二世纪盛放福音书的金书、十五世纪的圣餐保藏器、尼康牧首的法冠、圣母挂像，其中还有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制成的圣母挂像、镶红宝石的缟码瑙祭杯、四个手杖把手和牧首法冠上的装饰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星章、彼得大帝佩戴的十字架、缅希科夫公爵的薰香笼和其它珍宝，以及少量的珍珠和宝石。”他看了看博林，对方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没有找回来的还有大颗粒名贵宝石，这也是全部失窃物品中最值钱的，如蓝宝石之王“苦行僧”……”
“是抛光蓝宝石‘苦行僧’，”苏霍夫纠正道又迅速地列数着。“有红宝石‘演说家约翰·兹拉托乌斯特’、绿宝石‘安德烈’、蓝色钻石‘总主教大人’、变石‘皇太子’、无色钻石‘圣母泪’、‘杰米多夫’、‘波将金公爵’、缟玛瑙地红宝石‘特级公爵’、象形珍珠……”
“对的，对的，”雷恰洛夫肯定地说，“至于海斯梅尔男爵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我就不说了。所以应当看到，刑侦局人员的任务只完成了四分之……是这样的吧，科萨切夫斯基？”
“看来是这样。”
“据我看，”雷恰洛夫说“在萨拉托夫省收缴的差不多了。赫沃西科夫还能弄回价值多少钱的教会财产呢？”
靠在墙角柜子旁的博林说：“如果赫沃西科夫能顺利找到所有买主的话，那么，大概能到手十万到十五万。”
“十万到十五万……是零头了，”雷恰洛夫说，他发觉我在笑，自已也笑了起来，“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是同失窃的总数额相比……”
“我朋白。”
雷恰洛夫请博林坐在桌旁的位置上，然后问道。
“你是否掌握了一些继续寻找失窃物品的线索呢？”
“有一些。”
这使我又想起了伊万科夫政委，莫斯科电信总局处长奇奇金和那个不知名的弄断了同萨拉托夫联系的人的不友好的语言。
“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博林继续说，“已经供认，失窃物品的绝大部分，就是你们列举的那些东西，在他弟弟德米特里手里。看来，这倒象真话。”
“难道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不在萨拉托夫吗？”
“是的，不在萨拉托夫。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在此地。””博林平静地说，就象此事不说自明似的。
“在莫斯科吗？”在雷恰洛夫塌陷的双颊上现出一阵红润。确实，他同我一样，完全没有料到这种情况。
“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近郊区，在克拉斯科沃。他住在贝蒂别墅。”博林解释道，“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寄·马霍夫提供的情报是不很确凿的。但普里列达耶夫兄弟提防他，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普里列达耶夫兄弟预先早在作案之前就租好了别墅。当时他们还租了一套离加兰切夫卡不太远靠近车站的住宅。他们从这栋住宅陆续地把珍宝转移到别墅。”
“普里列达耶夫说了珍宝藏在别墅的什么地方？”
“当然说了。俗话说的好，头都砍了，还能为头发伤心！普里列达耶夫在审讯时供认，偷来的东西放在地窖里，角上放着一大桶酸白菜。”
“同蒙娜丽莎相比，东正教瑰宝的命运还算不错。”我说，“就当前的情况，酸白菜也是值钱的……”
“而且相当值钱，”博林紧接着说。
雷恰洛夫不满地看着我们。
“这同蒙娜丽莎有什么相干？”
“毫无关系，只是顺便说说而已。”
“这就是说，”博林说，“如果康斯坦丁·普里到达耶夫没有扯谎，那么他弟弟还没有离开别墅……”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但是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几小时后，我们已确信，康斯但丁没有扯谎，他弟弟还在别墅……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侦察员被·博林写给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切夫斯基的报告
正如我向你口头汇报过的那样，当刑侦局小分队抵达克拉斯科沃贝蒂别墅时，此处的房产已被查封。
房产联合会克拉斯科沃分会住宅管理员阿塔累科夫公民在我们抵达后解释说，这幢别墅系地方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应民警局官员的要求予以查封的。这些警方人员是因他，阿塔累科夫，报告了住在这幢别墅里的房客伊萨耶夫上吊自杀后，于昨天从布龙尼茨赶到克拉斯科沃的。
我们讯问了阿塔累科夫后，立即赶到布龙尼茨。
布龙尼茨县刑事侦察分局的侦察员诺兹德里亚科向我、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介绍了事实经过。从介绍的情况看，死者是用马车缰绳上吊身亡。这条级绳同其它废旧物品一起堆放在前厅的箱子里。伊萨耶夫吊死在客斤里，绳套结实地系在天花板上吊灯的挂钩上。
阿塔累科夫第一个从窗外发现了上吊的人，因为他每周都要清除一次道路上的积雪，这条路通别墅的台阶，是他给县民警局值班员打的电话。
尸体的外部检验，请允许我指出，是非常马虎的，就在别墅客厅里进行，在场的见证人有侦察员诺兹德里亚科、青年民警皮沃瓦罗夫和本地医院医生特鲁萨诺夫。后来尸体被运到布龙尼茨，放在当地的无人认领的停尸房里。
根据尸斑来看，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到三天；尚未出现腐烂斑（三四天后才会出现）。特鲁萨诺夫做了结论：系窒息死亡，需要请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进一步证实。无论是医生，还是县民警局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是自杀，没有产生怀疑。客厅的房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根据医生检验。尸体上只有死者临死前挣扎时留下的外伤。对伊萨耶夫的尸体还没有解剖。一－我、苏霍夫和沃尔任宁到停尸房里又一次验尸，并取下了死者的指纹。
把从萨拉托夫得到的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照片，他的指纹和特征与死者对比后，我们确认，在贝蒂别墅里发现的死者，即化名为伊萨耶夫的房客，就是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
第二次验尸时还弄清了另外一个重要情况。从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脖子上解下的绳套，（绳套没有保留）县民警局的侦察员诺兹德利亚科认为，情况复杂化了。我们发现：在死者的脖子上有一些相互交叉，重叠的横道，死后又引起颈部软组织的变化，所以对死因就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肉眼能见的一些小伤口（医生认为，这些伤是死者垂死挣扎时靠耳根的绳子造成的）和凝结的血痕。靠左耳耳垂的一个伤口是死前就有的，它不是在自缢时留下的，因为从伤口的血迹看，血不是顺脖子流下，而是横向流出的。上述情况充分说阴，伤口在上吊之前就有，而当时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身体不是处于垂直状态，是在躺卧着。
我从莫斯科请来的法医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肯定了以上的看法。谢列布罗夫斯基在对尸体检验和解剖后，确认，普里列达耶夫不是自杀身亡，而是他杀。谢列布罗夫斯基认为，普里列达耶夫被猛烈击昏后，失去知觉，而后把他吊了起来，造成自杀的假象（在尸体的颅骨后脑部位找到了裂缝。请看法医鉴定书）
我们对贝蒂别墅重新进行了勘查和洲间，都证实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教授的结论。
请您注意以下几点情况：
1．从别墅客厅天花板的高度和翻倒在死者脚边的凳子来看，即使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站在那个凳子上也无法够到绳套，并把脑袋仲进绳套里。普里列达耶夫是被凶手挂在绳套上的，凶手中至少有一个人比死者的身材要高。
2．看来是在过厅里把德米特里·普里到达耶夫击昏，然后再把他拖到客厅，吊在绳套里，而缰绳正是从过厅里拿来的。
死者身旁只有一只皮鞋，另一只鞋在走廊里找到，鞋带没有解开（后跟断裂。走廊通向过厅和客厅（请看贝蒂别墅的平面图），一级侦察员苏霍夫在走廊里的一个钉子上发现了从普里列达耶夫裤子上挂下来的一块木片，这个钉子钉在距地板十一俄寸高的地方。在走廊的地板上还找到了乱扔着的普里列达耶夫的怀表和装着三支“骠骑兵”牌香烟的烟合，在地板缝里找到了几个铜币。过厅里的壁式衣架，据证人说，以前没有坏，现在却坏了。胶合板制的小门被穿了个窟窿，弄坏螺丝钉后摘走了中间的搁板；挂在墙上的鹿头左角被折断一段。
别墅的大门在县民警局人员到来时。用法国自动锁锁着。院子管理员阿塔累科夫证实，死者生前有插上门闩和系铁链子的习惯。我检查了客厅房门的锁。发现门锁上有道奇怪的划痕。综合上述情况，使我们有理由推断，罪犯把普里列达耶夫吊起来后，站在门外，借助一种特制的小钳子再把门锁上，这是溜门撬锁犯惯用的办法。
还在过厅里发现了殴打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痕迹。除了过厅，通向客厅的走廊和客厅外，在别墅的其它地方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常现象。
姆萨金说，他的住房同贝蒂别墅紧挨着。在他得知贝蒂别墅的房客自杀身亡的前两三天，大约夜里一点钟左右，他被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吵醒（他看不见汽车，因为汽车停在道口拐弯处，在长满了小松树的山丘后面。过了一会儿马达声停了。十几分钟后，姆萨金看见贝蒂别墅厨房里的灯光亮了（普里列达耶夫有在厨房里过夜的习惯，他曾说厨房里更暖和些，厨房里有扇门通地窖），而后过厅的灯又亮了。厨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可过厅里的灯很快就熄灭了。后来客厅里的灯亮了，接着其它房间的灯全亮了。四十分钟后，当姆萨金重新入睡时，在贝蒂别墅里除了厨房，其它房间的灯全都熄灭了。
在厨房和地窖里找到了一些“巴黎”牌香烟的烟头（普里列达耶夫吸“骠骑兵”牌香烟），这肯定是某个到过这里的人吸的。
已查明，法衣圣器室的被窃珍宝、除被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带回萨拉托夫的以外，在德米特里被杀前，其余的全都存放在贝蒂别墅地窖内的大桶里，这只大桶是腌酸白菜用的。毫无疑问，他们杀死了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后，又从这里抢走了珍宝。
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住进贝蒂别墅后，就把手工编织的粗地毯铺在厨房的地板上，并把先前靠墙根的小柜放在通地窖口的上面。罪犯们抢走珍宝后，想把柜子放回原地。然而在地毯上留下皱折，柜腿也没能完全放在原先压出来的印子上。
在勘查地窖时，遇到许多困难，我们找到了放在铜托盘上的两支蜡烛头和煤油灯，其中一支烛头上留有指印，并与死者的指纹不吻合。
沃尔任宁在靠台阶的地板上找到了两粒散落的灰珍珠，又在那只大桶桶底的缝隙里找到了四粒小珍珠。在靠墙根放着蜡烛的水桶底下扔着一块油布，它的颜色和质量同莫斯科刑侦局人员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第一次勘查犯罪现场时找到的那块油布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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