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
您可知道，我们是以多么欣喜和骄傲的心情，关注着列宁格勒的伟大斗争！每个最不引人注目，最最微小的有关你们英勇事迹的消息，都激动着所有真正的爱国者。关于你们列宁格勒人流传着各种神话，我毫不怀疑，这些神话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应该承认，我羡慕你们，深悔处在后方。当然，我也正为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不停地工作。以后将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战争中也作出了努力，是十分愉快的。有个好消息告诉您，我终于获得了出差的机会，希望在20 日左右能当面向您表示我喜悦的心情和紧握您的手。
指望得到您殷勤的邀请，住在您处：当然，这要看是否方便，至于食物，我将尽我所能，给您带去。
请再一次接受我竭诚的祝贺。再见。
敬仰您的马尔采夫
国家安全局中校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某个曲子的节拍，看着他面前的信出神。它刚从化验室里拿来。经过最细心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有意思的东西。
这只是一封从“大后方”寄给列宁格勒人的普通信件。
他再一次仔细地读了读信，背靠到椅背上。”难道是复杂的密码？”他想。
信是今天早晨，从十字岛附近拘留的那个人的皮夹子垦找到的。里边另外还有一些证件。看来德国人11 月7 日夜里，用拖船把小船从彼得戈夫拖到航线上，然后那个人自己摇船到小涅瓦河河口。这封庸一定有着某种特别的意义。
肃反人员的”第六感官”提醒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随着这个“敬仰者”的到来，将开始一场重大的战斗。在他到来的当天捕获马尔采夫当然毫不费力，但这不解决问题。在马尔采夫背后无疑还有人，并且还不清楚他来列宁格勒有什么目的。
前线的情况要求苏联的反间谍机关深入、精确又迅速地工作。法西斯分子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他们已经感到，列宁格勒站稳了脚跟了，正在准备反攻。
如果他手里握着线头，应该就此理清整个线团。
信是写给一个在城里深受人们尊敬的学者——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灭洛夫的。他是个化学家、社会活动家，工作在国防工厂里。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得越多，这封初看简单的信越发变得是个谜。几十种各式各样似乎很正确的推测在头脑中闪过，但它们都站不住脚。他当然没有打算在书桌旁边解开疑团：但是他喜欢着手侦查以前，先为复杂的问题绞尽脑汁。这样做以后事情有个头绪，真相大白了，再来检查自己当初的想法和推测是很有益的。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了张纸，做了几个记号，把它藏到桌子边上的抽屉里，接着挂了个年线电话。
“布拉科夫同志吗？您那儿全部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来。”后来他拨了个市里公用电话号码，一会儿传来了个女人响亮的声音。
“您拨的那个号码听着呢，”
“什么‘号码’？马戏团的还是杂技团的座位号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玩笑问。
“我是值日人员，同志。您要找谁，我没有空开玩笑。”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您紧皱着眉头。请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
“任何时候都可以……除了夜里。”
“确切点，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早上8 点，到晚上10点，你是谁？科利亚吗？”
“不是科利亚。”
“是吧！我一下子听出是您，明天晚上您做什么？”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掉了听筒。“寂寞了，可怜的人，在节日值班，”他带着一丝冷笑想。
他把皮夹千里的东西：公民证、粮票、信和拘留的记录，放进文件夹内，看了看表，走出办公室。
预审员的房间里，除了等候着的助手，还坐着女记录员，她正在削铅笔。
中校走进来，两人都站了起来。
“您好，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对不起，不得不在今天扫”扰您，”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伸着手，微笑着说。
“哪儿的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老实说，我自己也希望今天休息一下，可是没有办法布拉科夫有所等待地望着首长。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文件里抽出信来，把它藏进桌子的抽屉里，其余的都摊在桌上。
“怎么样，我们这就开始审问，”他对助手说，”您先开始，我看看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布拉科夫走出去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椅子搬到了暗角落里。他在那里别人看不见，放在桌上的灯光被反射镜反射着，照亮了房间的中央。左边小桌后，坐着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
“我们会工作得很久吗？”她问。
“恐怕会很久，事情很紧急。斯拉维克近来怎样？”甚至在黑暗里也看得很清楚，女记录员高兴得脸红了。
“谢谢您，很健康。现在改行了，决定当坦克手，用小盒子制造坦克是他唯一的职业……”被捕的人走进来，谈话便停止了。
“坐到这儿，”布拉科夫说。
那人坐到指定的椅子上，架起了腿”两手插进口袋：儿乎就在同时，他又换了个姿势，放下了脚，两手叉在胸前。接着他又重新把两手伸进口袋。
布拉科夫坐到桌于后面，不慌不忙地拿出了烟盒、打火机，点上了烟。您姓什么？”他从一般问题开始问起。
“卡扎稗夫。”
“名字和父名。”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生在哪年？”
“1901年。”
“出生在哪里？”
“萨马拉附近。”
“准确点。”
“马克西莫夫卡。”
“民族？”
“俄罗斯人。”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觉得布拉科夫有点慌张，但举止很得体，提问镇静自若。被捕的人无精打彩，回答问题很冷淡，大概，他意料到自己的命运会有这样的转变，事先就准备了逆来顺受，“他知道自己干的事情，”中校断定。
“战前您住在哪儿？”
“在列宁格勒。”
“怎样迁来列宁格勒的？”
“说来话长。”
“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时间。”
“来学习，于是一直住了下来。”
“请说详细点。”
被捕的人开始叙述，他怎样在革命的头几年来到波得格勒学习。打开了一个普通人的自传，活着没有特别的志向、爱好和思想，过一天算一夭。在这种生活中也有乐趣。被捕的人显然很乐意回忆这段生活。总的看来，他说的是实话。但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话顿住了。
“战前您在哪儿工作？”
“还在列宁格勒呗。”
“动员您去军队了吗？”
“没有。我患有暗疾，有凭证兔服兵役。”布拉科夫抬起了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被捕的人；但那人低头坐着，对这个一点都没有注意。
“您生什么病？”布拉科夫又用先前的语调问。
“我也不大清楚。”
“怎么您连自己的病也不清楚？那总不至于吧。”
“至于也罢，不至于也罢，反正您不会相信！”被捕的人突然生气他说。
“为什么不相信？相反，我相信您说的一切，不过为了使审判员也相信，我想把一些问题弄明白。如果您认为，预审员关心的是把您没有犯峋罪行妄加在您的身上，那就错了。我们关心的只是一点——知道事实。如果您也右这个愿望，那末，我们的利害是相一致的。”记录员斜视了一眼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用手掩住了口。中校明白她笑的原因，布拉科夫甚至在声调上也在摹仿他，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如果您不想讲，”布拉科夫声色俱厉地继续说，”那是您的事，但到那时纸上一片空白，用什么来填满它呢？不管怎样，您必须回答所有问题。至于您的病将由医生们来查明，他们会确定您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余下的几个问题要弄弄清楚，昨天清早，您在小涅瓦河被拘留，是这样吗？”
“是。”
“您在那儿干什么？”
“捕鱼。”
“捕什么鱼？”
“碰到什么捕什么呗。”
“捕到了什么没有？”
“还没有来得及，我刚刚到那儿。”
“为什么您丢弃船，想躲起来？”
“害怕了。”
“怕什么？”
“怕会弄不明白，就逮捕起来。战争时期嘛。”
“皮夹怎样会落到水里的？”
“为了拿证件，我把它掏了出来，我正要爬上快艇，船恰好摇晃了一下，于是就掉了下去。”
“哪儿借的船？”
“朋友那儿。”
“他姓什么？”
被捕的人思索一下，痛苦地说：“多说什么？反正您不相信我。”
“您这人真怪，我不是对您说过了：相信。万一有什么误会，把您拘留了，应该全都讲清楚。借给您船的那个同志姓什么？”
“我什么也不讲了，您会把我朋友也关起来的。”
“为什么？”
“那你们为什么把我关了起来？”
审问拖延了。
这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这个人了解了，明白卡扎科夫没有被动员去军队，因为关在监狱星，这点卡扎科夫自己后来也吐露了出来，“暗疾”和”有凭证兔役”是典型的监狱黑话。如果他不知不觉使用了这些黑话，那就说明他在监狱里蹲了不少时间，奇怪的是布拉科夫没有利用这一语漏。
“休息会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站起来说，“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暂时没有你们的事了。食堂吃饭去吧。”
“您要留在这儿？”布拉科夫问。
“是，我会叫你们的。”助手懂得了首长的话音，一声不响随着女记录员出去了。
为了使被捕的人对他的出现习惯起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室内踱了几圈，接着坐到了布拉科夫的位子上。
被捕的人因为突然干预起先有点惊惶，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好奇仔细地打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原先，由于眩目的灯光那个人没有看见他。
“想抽烟，就请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说，把烟和火柴放到桌子的边上。
被捕的人怄着身子走到桌子跟前，拿了支烟，借个火点上了，然后退到位于上，很过熄地猛吸了口烟。
“谢谢。”
“您当然猜到了，我不是局外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开始慢吞吞他说，“我听了你们的审问，自己在心里想，我们这儿的犯罪者是从哪儿来的呢？要知道，人生下来不会就是犯罪者。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问题究竟在哪里？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被捕的人警觉他说。
“现在我们两个人单独谈话，也不作任何记录。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俄罗斯有旬老话：‘谁也保不定不坐监牢、不讨饭。’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过时了，其实是很正确的。经常有些难以预料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把人搞糊涂了。我们的法律对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很严，但很公正，法律给犯罪者有弥补过失，回到社会中去的机会。这要靠各人的意志和决心……当您坐在监狱里的时候，难道就不曾想到过这点吗？”
“在这儿？”被捕的人诧异地问。
他这一叫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更肯定了自己的假设。
“不，从前，在战争前，”他确信他说。
“您打哪儿知道的……为什么您认为我坐过牢？”
“因为我有些经验。您可能认为像这样的事只您一个人，错了，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纳粹分子会利用人的一些弱点为他们服务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着话，没有把眼光从被捕人的脸上移开。卡扎科夫眉间的皱纹逐渐加深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可见他在注意地听着，动着脑筋。
“战前您盗用了公款，还是怎么的？”中校问。
“对，是这档子事……盗用了公款。”
“您看，您成了盗用公款的人，那是谁的过错呢？”
“谁也不是……只能怪我自己。”
“既然这样，就该好好回答……您到这房子里来是决意一句话也不讲的。我想，您甚至很乐意去死，是这样吗？”
被捕的人拾起了限度，突然问：”为了活命，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厉他说，“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拒不招认，这就是把您自己置于最无药救的罪犯行列：一条是说真话，但白承认，老实交代，抵偿部分罪恶。法庭对这点会予以考虑。”
“好，我招，”被捕的人坚决他说。他拍一下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但又立刻觉察到做错了，并且为了掩饰这个不由自主的动作，请求说：”请允许我再抽支烟。”
“抽吧。”他用颤抖的手指拿了烟，擦断了两根火柴才把它点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表。
“想吃点东西吗？”
“现在没有时间顾得上吃东西。”
“为什么？休息即将结束，又要继续审问，得坐上一整夜呢。”
“那好吧，要是可以的话，就吃一点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起了听筒。
“休息可以结束了。女记录员回原位，给卡扎科夫带点吃的来。”
当布拉科夫和女记录员回来的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靠在椅子上坐着，指头在桌面上敲，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
布拉科夫知道，首长爱好音乐，兴致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永远有某个曲调。
被捕的人坐着，弯着腰，头低到胸前，甚至他们进来时，他也没有把头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