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嘣——轰隆！呼——嘣——轰隆！
炮弹有的在街上爆炸，有的击穿房墙，有的噗通噗通打在涅瓦河里，激起了一个个水柱。苏联的炮火在城市的边缘还击，排炮的轰隆声愈来愈大。
河的左岸，离铸造桥不远，在一幢房屋的大门口站着两个佩戴红袖章的姑娘，她们很害怕。炮弹刺耳的尖叫声，爆炸的坼裂声和轰隆声……似乎战争已进入城市的中心。但她们是民防值日员，没有离开岗位。每当空中有令人讨厌和使人忐忑不安的炮弹临近和呼啸而过，她们就紧闭眼睛，吓得胆战心惊。
嘣—一轰隆！姑娘们缩成一团，蹲下去。随后她们睁开了眼睛，虽然遭受了些惊吓，她们还是觉得好奇和高兴。“哈，又躲过了！”铸造桥上行驶着坦克，大气中充满了发动机的巨吼声。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不管是猛烈的炮击，还是近处的爆炸。姑娘们明白，坦克要开到前沿去。以粉碎钢铁的包围圈，把法西斯分子从祖国土地上驱逐出去。
石头围墙的凹肚里，离姑娘们不远，站着个高高拉起领子的人，腋下夹着一只塞得饱鼓鼓的大皮包。他双手深深插在口袋里，正在注视桥上通过的坦克。
“玛莎，他为什么穿这么多衣服？”
“大概是怕冷呗。”
“真是冻死鬼！我一点也不觉得冷。”
这时炮弹落在花岗岩的石驳上，正好落在写着“禁上抛锚”的地方。由于可怕的轰隆声姑娘们躲进了大门。那人差不多把头完全缩进了大衣领子里。
“他为什么老在那儿站着？”其中一个姑娘问，并向他招招手，情他躲进大门里来。
那人没有看见，或是装作没有看见。
余下的一切发生得很快。姑娘没有注意到，不知打哪儿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挨近墙壁，到了第一个男人眼前，并且手里有样什么东西在发亮。
“瞧，瞧……他想把他杀死，”玛莎叫道，并急着要跑去帮助。
第一个男人把皮包放到了地上，慢慢地举起了双手。
呼——嘣——轰隆！
张开眼，姑娘们看见的还是那个场景。第一个男人举起双手站着，第二个在两步以外，手枪枪口对准了前者。
坦克的咆哮和炮弹的排射融成一片轰隆声，一个接一个又落下了几发炮弹，两个男人继续按原样子站着。终于，第一个举着手转过身，朝姑娘们走来，第二个一手拿着皮包，一手握着手枪，走在后面。
“噢，玛莎！正往这儿走来呢……”
“别作声……这是我们的人。”
“哪一个？”
“拿枪的……听见了吗？”姑娘们这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别东张西望！走，走……向左……站住！”当他们走进拱门时，第二个男人下令说，“姑娘们，帮个忙……看看他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不要怕，他不会咬人。”
姑娘们互相瞧了一眼，决不定是否要去执行这个命令。被捕者穷凶极恶看着她们，似乎谁要靠近去他就要咬人。
“你们怎么了！快点！你们难道不是列宁格勒的保卫者和民防人员？”
玛莎点点头，走到男人跟前，把手伸进了大衣的左边口袋里，从那儿掏出了个椭圆形的黑色小匣子，上面有两个按钮，里边拉出一根导线。
“哎呀！他是在埋地雷，”她感觉到导线与什么东西接连着，说。
“这没有关系，放回去，看看另外一只口袋。”
右边口袋里原来有一把扁平的手枪，枪口低垂在专门设置的枪套里。
“就是这个……拿过来！姑娘们，你们这里附近有电话吗？”
“总部有。”
“请去一趟……只是灵活些！说是马斯柳科夫叫打的电话，马上要辆车子，说马斯柳科夫抓住了个校正炮击的特务。明白了吗？”
深信第二个姑娘已从害怕和突然的意外中清醒过来，马斯柳科夫又重复了一遍，还告诉了她电话号码，派她去打电话了。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写字桌边，一边仔细倾听着暗哑的炮声，一画清理着文件，疑团头绪纷繁但这疑团的主要线索他已经把握在手。中校清楚，引起猛烈的炮击并不是因为天气好，而是因为列宁格勒出现了坦克。德国人在进行瞄准射击，虽然要击中远距离行驶的坦克可能性极小。
很明白，城里有敌人的观察哨，校正射击的特务，但是他们同马尔采夫，——“毒蜘蛛”——有着什么联系呢？
马尔采夫就像卡扎科夫一样，到药房找了沙尔科夫斯基。沙尔科夫斯基与许多人有联系。现在查明，其中有两个隐藏在公墓的某个地方，其余住在城里各处。沙尔科夫斯基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电话铃声打断了思路。
“中校同志，”他听见他一个助手的声音，“马斯柳科夫报告，刚才当场捉获一个波罗的海沿岸的男爵……他在铸造桥附近用无线电校正炮火射击。”
“反抗了吗？”
“没有，没有来得及掏武器。”
“您在哪儿讲话？”
“我在年监狱里，手续已经办好。”
“好，让我来审问。过十分钟我就来。”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掉了电话，收起打开的文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过几分钟，要同跟沙尔科夫斯基有关系的敌人会面了，昨天，这个校正炮火射击的特务一离开药房，马斯柳科夫就跟踪上了他。这人态度会怎样？怎样去进行审问？要是沙尔科夫斯基是间谍头子；那么被捕者只可能是执行任务者，既不会知道卡扎科夫，也不会知道马尔采夫。
炮击停止了，窗子玻璃因为铸造大街上行驶着坦克还在震动。
电话铃又响了。
“喂，找谁？”
“你是谁？”传来了个女的声音，”万尼亚叔叔吗？”
“啊，我的侄女，阿列奇卡吗？”
“是，我一个人在家，”女孩子匆忙地说，”科利亚在学校里，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去什么地方了，他说今天可能不回来过夜。他要去亲戚那里。您在听我说吗？万尼亚叔叔。”
“是，在听。”
“我收拾他的房间，发现在他那里放着页张……留声机唱片。科利亚说，如果发生什么事，要打电话给您。”“这些唱片放在什么地方？”
“在小桌子上。”
“好，谢谢你的电话，再没有什么了吧？”
“没有什么了。”
“身体怎样？学习如何？”
“一切正常。”
“那就好，阿列奇卡。我现在非常忙，过一个半钟头我们再谈谈。”
谢尔盖·库兹米奇·马斯柳科夫如同瓦利亚·卡尔梅科娃一样，是重伤痊愈后从前线来反间谍机关工作的，并且在短时期内显示了自己很大的长处。马斯柳科夫年轻、过于热情，然而坚定、勇敢和机警。弄虚作假、撒谎。耍花样、等待时机、进行巧妙的“外交”谈话，他不会，也不能。但如果需要顽强地跟踪敌人，搜集他们的消息，迅雷不及掩耳地逮捕他们，马斯柳科夫干得很出色。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给他的助手们布置危险任务的时候，就估计到了这些特点。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走过长廊，到了楼房的尽头，下到审讯室去。马斯柳科夫已在等着他了。桌上摆着被扣留的东西：带皮套的手提式发报机、传声器、手枪，证件、烟盒、火柴、小折刀、手帕、钱、戒指、铅笔、记事本以及一份虽新却已弄皱的《列宁格勒真理报》。
“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中校同志，”马斯柳科夫向首长行过礼，快活地说。
“很好。祝贺您，谢尔盖·库兹米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友好地伸出手去说，“是你自己搜查的？”
“我亲自动手彻底解剖的，衣缝都摸过了，衬里布也撕开了，但是除了发报机和武器外，什么可疑的也没有找到。护照也是真的。”
“他态度如何？”
“当汽车没有来时，显得焦躁不安，不时东看西看。这会儿安静了。”
“您讲他不时看来看去？是在等候帮助吗？”
“不知道。”
“您与他讲过什么了吗？”
“沿右。”
“讲详细点，您怎样查清了他的身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到桌边问。
他掏出一包烟，请中尉抽了支，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面前。
“我从药房跟踪他到家里，”马斯柳科夫开始说，“正巧这时院子里有个管院子的女工。从她嘴里我知道了，他在那儿住。不过住了多久，在什么地方工作，家里怎样，这些她都说不清；因为去年她才当管院子的。不过重要的是地址弄清楚了。这以后我开始寻找易于隐蔽，进行监视的地方。这就碰上了个过了中年的女工，跟她相识了。攀谈起来……您讲过，中校同志，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要依靠人民。”
“这不是我说的，是捷尔任斯基的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纠正说。
“完全对。一句话，从她那儿我知道了，那里有个老头，在这幢房屋住得很久了，是革命前的老住户。他住宅的窗口恰好在波罗的海沿岸男爵家的对面，我就冒险去了他那里。什么巧事都有！原来那是个很好的老人。两个儿子在前线，老伴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饿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说来话长，简直像一整部长篇史诗。起先老人抱着怀疑情绪，不信任地看着我；后来听我讲了一、两个前线的故事，就变得亲热起来。”
“这——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拖长声音说话，以便让人明白，余下的部分他已经从报告里知道了，“就是说，除了男爵外，住宅里还住着个老太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弄清楚了吗？”
“他的姑母，靠养老金过活。”“奇怪，他回来却住在一幢谁都认得他的房子里。”
“这可是很旱以前的事了，中校同志。那时他非常年轻，现在谁认得他！
何况差不多都死了。”
“但还是找到了一个。”
“这是例外，算是我的得手！”马斯柳科夫自谦地说，但是碰上了首长疑问的目光，就解释说，“淘金工人、采金者常这么说。要知道我是一个万事亨通、鸿运高照的人，中校同志。我三次受伤，但不管怎样，总算活了下来。”
“好吧，那沙尔科夫斯基呢？他经常去那儿吗？”
“这我就不能肯定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马斯柳科夫伤心他说，“我问了他，他却装聋作哑。不是不能直截了当提问题吗？我用种种方法，药啦，药房啦，开始谈话；但一切毫无结果，我是个很坏的外交家。”
“他扫哪儿弄来的护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从桌上拿起打开的证件问。
“我看，是从哪个死者身上弄来的。”
“应该今天就弄清楚，如果他招认，还得检验一遍。我们赶快开始审问。”
“是，开始审问！要叫女速记员吗？”
“不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目送着离开的中尉，微笑着说。
两年的军队生活给年轻人留下深刻的痕迹。一副军人姿态，举上沉着，说话简练：但是透过这些仍然感到另外一个非军人的马斯柳科夫，特别当他全神贯注的时候。
马斯柳科夫去带被捕者的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检查了全部东西，打开了报纸。在第一版上印着要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攻取戈麦尔市的命令。
很难推测被捕者对审讯的态度会怎样，他会提出些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会不会老老实实回答审讯员提出的全部问题。
被捅者小心谨慎地走进了房间，往左右瞧了瞧，有些奴颜屈膝地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点了点头，坐到了准备好的椅子上。马斯柳科夫与首长并肩坐下来，有一段时间沉默着，互相都在揣摩“审讯官先生，我想用无线电对这件事作个声明，”被捕者忽然说。
“什么声明？”
“我想向我的同胞宣告，希特勒完蛋了，战争输定了。应该立即结束一切，为什么要流这么多血呢！”
“啊哈，是这么回事……这我们以后再谈。您姓苏特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打开护照问。
“不，这证件是假的。它是在那一边搞的……我姓米勒，名叫汉斯，现在我是战俘。”
“瞧，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又平常，”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说，“我们这样就相识了。记下来，谢尔盖·库兹米奇。汉斯·米勒由飞机经前线空投过来，”他口授说，“任务是校正炮火射击。是这样吗？”
“我！我！”被捕者已经用德语肯定。
“您很早就被空投过来了吗？”
“还不很久，两昼夜以前。我是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非常怕人，真担心，降落伞会张不开来。”
“您属于哪个部队？”
汉斯很乐意他讲了部队的编号，以及它驻扎的位置和指挥员是谁。他讲这些一直用半通不通的语言：但是即使是没有经验的人也很容易听得出他的口音是装出来的。
“那您这两天住在什么地方？”
“第一夜我住在城外，就是我降落的地方，一个小村庄的干草棚里。另一夜，就是今天，住在一个没人住的住宅里，也就是瓦西里耶夫岛上。”
“以前您来过列宁格勒吗？”
“我这里来过三次，当时我在商船上工作。审讯官先生，您给我发表广播声明的机会吗？”
“不成问题。如果您这念头没有打消的话，审讯后我们就带您去广播电台扩音室去。这么说来，您在列宁格勒没有熟人。”
“没有。”
“那为什么您昨天去过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
被捕者皱起眉头，想了想，不慌不忙地回答：“药房吗？是，昨天我去过药房，买了……”
“六包阿司匹林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提示说。
“不，”被捕者毫不发窘地回答，“我买了感冒药。我稍微有点咳嗽。”
“喂，看来您认为我们都是些笨蛋透顶的傻瓜。您在哪儿弄到了这张护照，伦基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冷冰冰地问，并且看得出，这个姓对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又继续说：“别装蒜。我们知道您不是施韦克，而是伦基斯·亚当。我们对您知道得很清楚，男爵先生。您昨天从沙尔科夫斯基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
被捕者低下了头，不响了。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这个问题用不同问法问了好几次，但没有得到回答。被捕者甚至头也不抬。
“只有您老实地全部告诉了我们真相，我们才认为您是战俘。现在您去想一想，什么对您有好处，是讲还是不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起来说，“希望您死了作广播声明的心……把被捕者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