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这一天有些寂静而忧郁，更像是休息日，喀山火车站和叶洛霍夫教堂之间的几条街行人寥寥。
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的男人的尸体发现于第二巴斯曼小街，距新梁赞街拐角处只有五米左右。娜斯佳认为，从对罪犯作案方便的角度来看，这条小街绝对是个非常出色的地方。小街的一头是个无轨电车车场，没有出场运行的车辆不是在场里静静地沉睡，而是站在人行道通行车辆的两边，形成一种特殊的街垒。这么一来，走在新梁赞街上的人们，很少能看到第二巴斯曼小街上发生的事情。如果对此要作补充的话，那就是这个小街上的建筑物都不是居民楼，希望在这些楼上有这个杀人案件的见证人，真是无根据的奢望。拐角上的二十一号楼同样不是住人的房子，而且全楼都在修缮当中。其后面是个非常好的小庭院，院里人迹罕至，简直能和大戈壁相提并论。小院里停着两辆带篷拖车，其中一辆车身上很醒目地刷写着非常合乎专业要求的警告性题词：“禁止停转”。根据一些明显的迹象来看，这个小院尽管如此僻静，但还是被找厕所的那些人发现过。
扎鲁宾的衣着明显与天气不符，这会儿他不停地瑟缩颤抖。为了暖和身子，他蹦跳不止。相反，娜斯佳却穿得暖和而舒适，高领羽绒上衣的拉链一直拉至喉头。她以毫不掩饰的同情看着矮小的扎鲁宾，他这时候真像一个不幸的小麻雀。
“我变个戏——戏法，你——你想看吗？”他建议说，冷得上牙打下牙。
“行，快点。”
扎鲁宾吸了一大口气，大叫一声：
“救命啊！”
娜斯佳吃惊地抓住他的手。
“你怎么啦，傻啦？马上就有人跑过来了。”
“咱们瞧着吧。”这位侦查员深思地说，冷冷一笑，撇了一下失去感觉的嘴唇。
没有人跑过来。过了几秒钟，拐角处出现一个男人，他是沿新梁赞街前往火车站的。此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小街，眼光扫过娜斯佳和扎鲁宾，沉着镇静而又洋洋得意地向前走去。
“就是从这儿传来的喊声，我确切地告诉你吧。”从那个过路人走过去方向传来一位姑娘愤慨的声音。
“从小街那边传来的。快点跑。”
扎鲁宾伸手拉住娜斯佳。
“咱们快点往这边跑。”他悄声说，把娜斯佳带到停着的两辆无轨电车之间。
说话声临近了。
“喂，这儿没有一个人嘛，是你的错觉吧。你瞧，空空荡荡的。”这时小伙子说话了。
“但真的是有人喊……”
“唉，有人开玩笑来着。你怎么，不明白吗？三个火车站就在附近，各种各样的流氓、恶棍、无赖、酒鬼、流浪汉都在这一带闲逛。他们喝醉了就大喊大叫。咱们走吧。”
这一对青年人也走远了。再也没有任何人走过来。扎鲁宾走向人行道，一个指头意味深长地戳向空中。
“你明白吗？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如果发生火灾，可以藏到小庭院里，也可以藏到两辆无轨电车之间的空地方。还可以根本不用躲藏，从容不迫地走到新梁赞街上，进入教堂，为被害者灵魂的安息祈祷。死者的尸体被发现之前，在这儿已经躺了不止一个小时。”
“谁发现的？”娜斯佳很感兴趣地问。
“就是那些找厕所的人发现的，”扎鲁宾哼哼地说，“当时已经很晚了。看照片吗？”
“你从哪儿弄到的？”娜斯佳惊讶了，“难道你们有这样爱帮助人的专家？”
“没有爱帮助人的专家，有的是机灵的侦查员。谁能禁止我使用自己的照相机呢？”
“你什么时候洗出来的？夜里干的？”
“嗨，就是现在，”他气呼呼地说，“夜里也没有偷懒，拼命地跑来跑去。这儿步行十来分钟就有一个‘柯达’商店，半个小时之内全部做好。在你往这儿来的时候，我才把胶卷交给他们。给你，看看吧。”
娜斯佳极为好奇地抓过来一包照片。发光闪亮的彩色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身体，他脸朝下趴着。她莫名其妙地抬起眼睛。
“你听我说，难道这样体面的男子走在大街上会不带证件吗？”
“你根据什么认为他是个体面的人呢？”
“衣着……他的衣服既不破烂，又不陈旧。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也许他就住在附近的地方，突然跑出来一会儿，到商店去买东西的吧？”娜斯佳推测。
“在瞎猜之前，你还是把其他的照片看看吧。看了之后，你的问题会更多的。”扎鲁宾往手上吹着气，有把握地说。
在别的照片上，这个男人的尸体被翻了个个儿，可以仔细看他的脸了。
这副面庞刮得干干净净，但明显有一副病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算是生活健康者的面庞。是的，不管你怎么穿衣服，即使你死了，你的一生也都写在脸上。
这儿还有一张照片。地上放着一张便条，旁边是三张面值为一百美元的纸币。便条的文字极其简单：
“这是我的安葬费。我相信您不好意思据为己有。”
字母又大又圆，相互隔开。
“还不错！”娜斯佳拉长声音说，“这该怎么理解呢？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穿得干干净净，脸刮得干干净净，洗完了澡，出去寻死，就像到商店买包香烟一样，这可能吗？如果他有房子和家，他就不会随身带着安葬费。你同意吗？”
“哦呵，”扎鲁宾嘟囔说，把鼻子从交叉的手掌中露出来，“照片剩的不多了，你继续看吧。”
剩下的照片都是玩具鱼和小人儿的特写镜头。小人儿的一半插在鱼的嘴里，只有两条腿露出来。
“这个深奥的雕塑杰作就放在死者的身上。”扎鲁宾解释说，“就这么多，如果你还想好好看看出事地点，那咱们随便找个地方喝点吃点什么，要不我就要冻死啦。”
三分钟过后，他们已经在旁边的一个很小的酒馆里，喝上有着夸张名称的一种热饮料——“浓咖啡”。小酒馆里没有餐桌，代替桌子的是按整个餐室的周长，挨墙支着预制板。
“我要两份小香肠炸土豆，你有什么新鲜沙拉？”扎鲁宾对站在柜台后面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小伙子说。
“所有的沙拉都很新鲜，”小伙子高傲地回答，“您要什么样的？”
“好吧，那就给一份土豆沙拉，一份拌大虾的沙拉。”扎鲁宾宽厚地表示同意。
他端来一盘小香肠炸土豆和两盒沙拉，狼吞虎咽一般地吃起来。
“好像是该娶老婆了，”他一本正经地将自己的结论告诉娜斯佳，“要不然，没有人给做早饭吃。有家室的男人能够安安稳稳地工作到下午两三点钟，肚子还不感到饿呢。可我呀，快到上午十一点钟就饿得不成人样子了，为了得到一把面包皮，我能出卖祖国。你想吃点儿东西吗？”
“不想吃，谢谢。”她推辞了，喝了几小口极不合口味的“浓咖啡”。
“不应该啊。你别看这个小酒馆不很漂亮，可这儿菜单上的饭菜花样繁多。饺子甚至就有三种，还有各种肉丸子啦、汉堡包呀，以及我喜爱吃的小香肠炸土豆。而沙拉的品种简直多极了，竟然有十五种。饭菜的价钱也很合理。如果我住在附近，就会常来这儿吃东西。这儿的服务快捷，饭菜可口，价钱便宜。”扎鲁宾稍微提高了嗓音，明显地想让站在柜台后面的小伙子听见他的话，“可惜的是，昨天我没有来。就在这儿的拐角后面，这个男人昨天突然被人放倒，渐渐来了许多民警，真想不到啊。”
“你这是怎么啦？”娜斯佳演戏一般鄙视地随意说，“好久没有见过民警或者死人是吗？”
“你懂的真多呀！”扎鲁宾生气了，“置身于事变中心——这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的首要信条。可是如果恰好在我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突然被人打倒了呢？我静静地留心观察那些维护秩序者的情况，我亲眼看见他们当中有半数是喝醉了酒的人，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办，嘴里却不住地骂娘。我提供一点儿材料，他们非常感兴趣。我要是当一个证人，那就更妙啦。他们开始怀疑我，监禁我，粗暴地审问我，幸运一点儿，还会挨打，把我送交看押所，和杀人犯、窃贼为伍。那时候我就会讲出一切！我要向全国传扬这些坏蛋的恶名，因为他们把我……”
“你忍住点儿吧，”她不满意地说，“这样的故事我都听过几百遍了，早该忘掉啦，可是你还在琢磨一切报复计划哩。”
“等你发生了这样……的时候，我要跟你学啦。”侦查员发火了。
“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也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是一个成熟的聪明女人，可你还是一个幼稚的毛头小子，一个傻瓜。所以你总是陷入各种各样的不愉快事件当中。你最好去给我端来一份小香肠，看着好像还不讨人厌。”
娜斯佳用眼睛的余光不时看看柜台后边的小伙子，发现他热切地想和顾客交谈感想，但是他不想和不能够（和正确地做到）参与顾客的谈话。为了这种事会被开除的。
火车站是个特殊的地方，更甭说三个火车站连成一体的区域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议会、自己的强力部门。火车站上当然有乘客，也就是起初很想离开，然后又要等待的那些人。火车站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些人偷偷地把假火车票塞到乘客手里，另一些人抢夺乘客的行李，还有一些人安排各种冒险赌博游戏或者色情活动，帮助乘客在上火车前消磨时光。此外，火车站上不但有走的人，而且有来的人。为了服务这类南来北往的居民，命中注定就有搬运工和汽车司机，他们被仁慈地准许穿着肮脏的皮鞋，踩踏火车站区域，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换来一定的报酬。还有一类特殊的到站乘客，因为他们随身携带有“货”，务必迎接他们，而且还要避开局外人和民警的眼睛。不言而喻，火车站上有一些常住居民，同他们打交道需要严谨而机警。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偶尔到此地的外来人，无论在火车站内，还是在车站附近都找不到工作，因为所有的位置早被经过考验和信得过的人们占据了，而且这些人举止适宜。一旦有事，他们不会去告密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以一个侦查员的身份和俄罗斯秩序捍卫者的严厉而英勇的姿态，和火车站旁边小咖啡馆里一个站柜台的男孩子打交道、博得他的好感，那就愚蠢而又太不老练了。即使这个小伙子丝毫不懂得对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守口如瓶，他也横竖不得参与顾客的谈话，因为早有严格的指示：只有可以信赖的和得到委托的那些人，才能同民警打交道，而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可以这样做的，更甭说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啦。
扎鲁宾为娜斯佳点了一份热烤小香肠，胳膊肘支在柜台上，摆好架势等待。
小伙子自然是忍耐不住了，就参与了谈话，扯起昨天发生的事件。听他说，昨天并不特别忙乱，晚上新梁赞街上行人比白天还少，主要是那些同火车站有关联的人才过来。不过从小咖啡馆出来的人自然是出于好奇心，来这里问东问西。此外，有些人停下来瞧瞧，而后进来暖和暖和身子，所以从做生意来说，这是一个顺利的、成功的晚上。
扎鲁宾扮作一个新闻记者，其渴望获得消息的贪婪劲头到了愚蠢的地步，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查清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位他的新闻竞争对手，这个对手不知怎么搞的，总能在火车站区域弄到许多新的犯罪消息，他可能是经常在这里转悠吧？由于某种原因，扎鲁宾把这个对手的外貌描绘得很像戈尔什科夫，即至少像塔尼娅所推测的、过了好多年之后的戈尔什科夫可能长成的模样。然而，柜台后边的小伙子却想不起来这样一个人。
娜斯佳嚼着又热又非常可口的小香肠的时候，出于礼貌，他们又瞎说胡扯了一阵子，就走了。
“鱼吃了人，”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娜斯佳小声说。“难道这是鲨鱼不成？还有什么鱼能吃人呢？这个没有被打死的智力高度发达的人，他是在暗示什么呢？暗示他就是罪恶社会的鲨鱼吗？”
“或者是暗示：鱼只是表面上好像不伤人，可实际上——嚯，不得了！”扎鲁宾推测道，“他可能从童年就是一个具有双重心理状态的人：一方面任何人都没有认真地看待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柔弱的笨手笨脚的人，或者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另一方面他完全是一个精神不正常、行为古怪的人，你同意吗？”
“啊哈，”她若有所思地哼儿哈儿地说，“再让我稍微瞧一瞧这些照片，在那儿有一张我好像没有看出来。”
他们进入地铁，向下走到站台，坐到长椅上。
扎鲁宾掏出那包照片，递给娜斯佳。他小声要求她：“千万要小心呀，用不着拿死人的样子吓唬人们。”
“我不看尸体照片。”
她很快地翻检照片，挑出那张有便条的照片。她把别的照片都放进纸包里，长时间仔细地看着那句话：“这是我的安葬费……”
“我当然不是什么专家，可是这个字母‘Д’和这个佝偻的逗号，我已经看出来啦。这和那个小小标语牌上的一个样啊。”
◎ 多岑科
这件事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发生，简直是莫名其妙！
斯塔索夫把妻子和她的亲戚伊拉从彼得堡接来已经有两年了，可是他，米沙·多岑科昨天才认识了伊拉。两年的光阴白白流逝，一去不返。幸运的是伊拉还没有干出多少蠢事，更没有匆匆忙忙地嫁给一个下流东西。由于所有可能向伊拉求婚的男子都是一些下流东西，多岑科就不怀疑了，也放心了。命运之神英明睿智而又高瞻远瞩，既为他保留了这位迷人的年轻姑娘，又防止他娶别的什么人做老婆。
离开斯塔索夫家一个小时之后，米沙·多岑科已经十分明白，他想娶伊拉为妻。他确实不赞成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所以他至今还在打光棍儿。但是，要同伊拉建立家庭的心声，今天一大早就雷鸣一般地响个不停，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妈妈，”他注视着摆好的早餐桌问道，“如果一个年轻姑娘很会做十来种馅儿的大馅饼、肉包子，这重要吗？”
“那当然啦，”可爱可亲的老妈妈忍住笑坚定地回答，“这是你在结婚问题上思想成熟的鲜明标志。你的意中人还会做什么呀？”
由于满脑子都在想伊拉，他没有听出来妈妈的幽默，而且他必须在自己的意识中留出一点空隙，以便作出正确的选择：先吃摊鸡蛋，后吃沙拉，或者相反，先品尝蔬菜，然后再给用鸡蛋做的菜作出应有的评价。因此，对母亲那个嘲笑性的问题，他极其认真地回答：“你听我说，我看她什么都能干。她在亲戚家里料理家务已经好多年了，现在正照看孩子哩。”
“哦，我瞧你开始憧憬于父亲身份的前景啦。那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宝贝儿呢？”
他终于发现了母亲话中的讽刺意味。
“好妈妈，我找的正是这个宝贝呀。但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所有别人从旁边走过，都没有发现，正是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一件宝贝。”
“最显眼的地方？”母亲反问，“我倒是希望，不是在人行道上吧？”
“不可能！”他大声说，“就在我的同事家里。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家庭，丈夫过去是我们的同事，妻子是个侦查员。顺便说，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我曾经往医院里给你带去过塔尼娅的书呢。”
“天啊！”母亲举手轻轻一拍，“你千万别说你要娶一个女作家呀！”
“你放心，我娶的是她的亲戚。能不能给我加点儿蛋黄酱？”
母亲从冰箱里取出一个蛋黄酱罐，放在他的面前。
“好儿子，自己加吧。你要结婚了，我都明白了，这很好。她愿意嫁给你吗？”
“还不知道。但是，既然我是一个侦查员，我会努力尽快弄清楚的。你不反对认识认识这个新媳妇吧？”
“未来的媳妇。”母亲严格而更加明确地说，“带过来吧，只是要提前说一声。”
“那当——然啦，”多岑科拉长声音说，端起一杯酸牛奶，“亲爱的，谢谢，我要加快行动了。”
时近中午，多岑科在想给伊拉打电话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不知怎么回事还不好找到，这是因为他整天都在忙着处理不久前发生的一桩强奸案，因此他既不能打听伊拉有什么好消息，也不能告诉她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傍晚他仍然没有什么理由，还是拨了一次电话，但斯塔索夫家里没有人接电话。
多岑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近半夜三更了，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摸了一下电话听筒。这时他想了想，觉得自己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
◎ 扎鲁宾
谢尔盖·扎鲁宾对艾鲁米扬老头儿初次会面时的印象，应该承认还是不错的。这位法医专家不停地说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竟然有办法不离题。他那短短的白发围绕着一小块粉红色秃顶，在房间内各个地方发光闪亮，这是他根据讲话时的需要，想取出某种物品或者什么文件，就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来回走动的缘故。他迅速地、丝毫不差地找到一切，出示一切，解释一切，同时他连一分一秒也没有停止讲话。
他对娜斯佳说：“我的彩翼鹦鹉呀，你回到了维佳叔叔身边，我是多么高兴啊。以前你就在维佳叔叔身边，那就是你最亲爱的岗位。即使你偶尔来看我一眼，我这个老头子就很开心。实际上我知道了你到司令部工作后，就惊慌得要命。我想啦，以后谁还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呢，谁来解开那些没有姓名的死者的尸体之谜呢，我这个老头子再向谁抛飞眼呀，现在我还能叫谁是自己的小姑娘、小星星呀。以前我这样叫自己的几个孙女，可是从不久前不爱叫了，她们不配称做小星星，我这个老头子不理解她们的生活方式。”
艾鲁米扬转身在柜子里找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扎鲁宾感兴趣地小声问娜斯佳：“维佳叔叔是什么人？”
娜斯佳同样小声地回答：“这是我的首长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
“那为什么是叔叔呢？你们怎么，是亲戚吗？”扎鲁宾摸不着头脑。
“这是地道的亚美尼亚人的称呼，”她斜眼瞧着法医专家，向扎鲁宾解释，“你尊敬一个人，就称他叔叔。他们自古以来就不用父称，只是适应苏联的规矩和习惯，他们才开始使用父称，也仅仅是简单地称为古尔根内、苏连内和阿绍特。如果要强调尊敬的态度，他们就叫‘叔叔’、‘大伯’。而格鲁吉亚人则叫‘巴托诺’，实质上是一个意思。”
艾鲁米扬未转过身子就插嘴说：“别小声嘀咕，年轻人，你们在哪儿受的教育呀？可爱的姑娘，这就是你要调查的不可辨认的小小尸体。好啦，这就是说，关于死亡的原因，我已经向你们全都讲过了。在多大的距离上开枪射击的……这是今天早晨给我们送来的鉴定……这就是……在这里……”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文件夹，敏捷地从中拿出一叠纸，“给你，自己看吧。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这么一具小小的尸体上竟然有完完整整一套疾病大全——可能意料到的和科学上还不甚了解的疾病都有：胆结石病、慢性肝炎、轻微脑溢血、新患胃溃疡、心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慢性肺炎，腿上有未愈合的营养不良性溃疡，全身都是新长的和结了瘢的疖子。总而言之，面对这个奇异现象，我这个老弟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甚至可以说是一身全新；头发也是刚刚洗过，新剪的短发，死前两个小时之内刮过脸。可是在衣服下面，最好不过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他怎么能这样忽视自己，耽误自己呢？有了病，不治病，身体里没有丝毫痕迹说明他服过药，只有一样东西——酒精。”
“酒精很多吗？”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噢——噢，这验血结果给咱们送来了……”艾鲁米扬又一页一页地翻检文件，寻找需要的东西，小声嘟囔着：“期待已久的检验结果给咱们送来啦，我们的一位美人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来了，是飞过来的呀……啊哈！酒精还不算太多，完全适中。可以说，死者在死之前微有醉意。”
“那吃的东西呢？”
“我们认为：死者在辞世之前用过餐了，而且饭菜丰富多样。悲剧到来之前三四十分钟，他吃了花样繁多的各种食物，我有极大把握断定有下列食品：比萨饼、黄瓜拌西红柿、饺子或者肉饼，吃了不少蘑菇，还吃了米饭，还喝了什么粥糊一类的东西，我怀疑是通心粉，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我大放光彩的星星，还应该给你讲些什么呢？”
扎鲁宾忍不住扑哧一笑。他极其尊敬娜斯佳，无论什么人，只要敢说娜斯佳的坏话，他就敢咬断这个人的喉咙。但就是他如此尊敬她，他也很难想像得到，这个三十八岁的（他认为几乎已经是年老的）大婶可以称为小星星，而且还是大放光彩的哩。大放光彩的女人嘛——应该是双目热情洋溢，光芒闪耀。可是娜斯佳的眼睛明净而安详，很像……失去了光彩，还是怎么的。嘿，真没想到，倒成小星星啦！
“我让你瞧瞧他的文身花纹，你想看看吗？”这时候艾鲁米扬继续说，“这个死者过去的阅历丰富，他至少曾经三次被关押过，但不是在俄罗斯。”
“在哪儿？在瑞士吗？”娜斯佳开玩笑说，“或者可能是在加那利群岛上呢？”
“是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里。你以后看看参考手册吧，做这样的文身花纹不知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在吉尔吉斯。”
不言而喻，艾鲁米扬没有把文件交给他们，专家们的一切鉴定都应该送给侦查员，但是他准许记录。
扎鲁宾叹息道：“最好弄到一台复印机，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得到复印件，要不然就得用手抄写，又慢又不好……”
“小伙子，干活吧。”老专家一副教训人的姿态，用一个手指头敲打一下放在谢尔盖面前的表格，上面贴着一张照片，侦查员就是临摹这张照片画了文身花纹，“劳动应该是一种负担，否则，劳动就变成一种嗜好啦，那样您就不会理解为什么要发给您工资啦。您千万别寻找什么轻松的人生道路。”
倒是谁在寻找啊？难道是他——谢尔盖·扎鲁宾吗？如果他要寻找轻松的道路，那他根本就不会做侦查工作了。这个爱动肝火的老头儿也这样说……
艾鲁米扬接着说：“小伙子，说声谢谢吧，这是我给您提供的照片。可是，我原本可以不做这件事。那样的话，您就得埋头苦干，直接临摹尸体上的花纹了。众所周知，解剖后的尸体看起来特别诱人啊。”
扎鲁宾委屈地叹息一声，伸出舌尖，开始临摹刺在死者腿上的复杂花纹。
◎ 杀人凶手
我的妈妈，她是世间最完美的人。她最聪明、最善良、最美丽。人世间谁都不如我有这样的好妈妈。
她想让我一生中一切都顺利、圆满，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当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反反复复教诲我：“好儿子，必须经常进行智力训练，这样你才能成为理想中的人。但是应该从幼年就开始为这个目标做准备。”
起初我不大明白这个道理，我四岁的时候就说：“我想当飞行员！咱们就准备当飞行员吧。”
妈妈笑了，她说：“你这是现在想到飞行员。如果时间一过，你会选择别的职业吗？你再不想当飞行员了，可事情却错过去了。”
六岁的时候我明白了，她当初说得并不怎么错呀。爸爸邀他的一位地质学家朋友来我家做客，这个人讲的原始森林和矿物的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我。我下定决心，就要当地质学家。可是到了八岁那年，我不知为什么又决定应该当一个演员了。
妈妈说：“你还要改变主意好多次哩，你现在需要掌握从事任何职业都有用的各种知识。应该增强记忆力、理解力、观察力、逻辑思维能力，那样你才能不费气力地掌握任何一门科学。”
我开始上一年级的时候，就会一目十行地阅读了，会进行算术四则运算，还画得一手好画，钢琴也弹得很棒，又会叽里咕噜讲德国话，下国际象棋能赢我父亲。
我不是神童，这一切只是我亲爱的妈妈、我神奇的妈妈一人的功劳，是她每天从早到晚和我在一起活动。学习作业对于我而言不成什么负担，妈妈想出各种诱人的游戏，我们简直就是做游戏，玩，一连几个小时地玩，玩得陶醉，玩得开心。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做这些游戏的时候，我要学习什么，要记住什么。只是后来长大一些了，外祖母才对我讲明，妈妈一生都对促进儿童智力发育的游戏非常关注，她自己就想出了不少这样的游戏。
“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妈妈对我说，“你都应该成为这种职业里的行家里手。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尊重自己和受到他人的尊敬。一个得不到他人尊敬的人，他就不配咱们家的姓氏。咱们家族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干得非常好，全打五分，你应该当之无愧继承咱们家的传统。”
妈妈永远在我的身边。送我入托之后，她在这个托儿所里当保姆；我进幼儿园，她就成了该幼儿园的老师；我上学以后，她又在该学校里担任低年级教师。我习惯于和妈妈经常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能看见她的笑容，或者能摸一摸她的手。
我崇拜妈妈，爱戴妈妈。没有妈妈，我就不能呼吸，无法生存。
我很少见到父亲，他完全献身于自己极其重要的工作了，只是在休假时才回到家里。他疲惫不堪，双颊塌陷，两眼红肿。妈妈给他做饭吃，侍候他睡觉。然后父亲醒来了，又离家而去。我们三口人在一起仅仅度过两个钟头。他工作的地点很远，去那儿得坐火车。我知道自己有父亲，可是我对这一点理性地冷眼相看。至于我有人世间最好的妈妈，这是我全身心体会到的啊。一旦她不在我的身边，我的体会特别强烈，在这样的短暂时刻，我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不舒服，不自在。
有一天，当时我十岁，我从学校跑回来……就是跑回来的，风驰电掣一般飞跑回家的，因为妈妈有两天觉得不舒服了，在学校里我孤单一人，没有她陪伴。我按了门铃，她没有开门，就伸手到皮包里摸钥匙。啊，我看见的是……
甚至现在，我在人世间度过了不少年头之后，我还是很难找到词语，说清楚这种事。
万分恐怖，骇人听闻，惨不忍睹。不，这些词语都不合适，只能略微表达突然间袭上我心头的各种感情。
妈妈躺在地板上的血泊中。她的衣服被撕碎了。后来人们告诉我，当时我失去了知觉，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只记得，从我的胸腔里爆发出一声极其悲伤而惊惧的喊叫。起初我甚至不明白这是我的叫喊，只是听见一种非人所能发出的尖厉刺耳的吼叫，后来出现了一些生疏的面孔，可妈妈已经没有了。房间里没有她，整个住宅里没有她。总之，妈妈没有了。邻居们在，穿白大褂的人在，穿民警服的人在，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妈妈呀。我被送进了医院。
晚上父亲来了。他在医院里陪我坐了整整一夜，早晨带我回家。当天家里人都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整个星期都在工作。他不在莫斯科，没有人照管我。我反正都一样，怎么着都行。这样做甚至还好一些，这是因为我不能留在妈妈被杀害的那套住宅里。
祖母使出三倍的气力照管我。她不善于像妈妈那样开着玩笑，闹着玩儿似的轻松地给我讲解教学大纲中的难点。她不善于把音乐和绘画作业变成引人入胜的游戏，所以我大概也会烦闷，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然而，她却善于强令我听从她的意志。
外祖母说：“你应该无愧于自己的母亲。她不求功名，抛弃任何工作，为的是能和你在一起，起初是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后是在学校里，都能够陪伴你。她本来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学者，能够当之无愧地代表自己的家族，但是她为了你而牺牲了自己，所以你根本没有权利无视这一切。为了纪念自己的妈妈，你应该证明这一切不会徒劳无益。要知道如果不是为了你而在学校里工作的话，那一天她可能就不会留在家里，那么任何事也就不会发生了。她之所以受害，只是因为她把自己奉献给了你。因此，你要向所有人，首先是向你自己证明，你热爱自己的好妈妈。”甚至在十岁的时候，我就懂得这样的道理。特别是在外祖母的住宅里，这里的一切都表明，达尼列维奇－利索夫斯基－埃森家族中从来没有失败者和叛逆者。墙壁上挂着一幅幅肖像和照片，这些没有虚度人生的祖先严肃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睛到处追着我，默默地问我：你呢？你能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吗？将来你配把你的肖像和我们的一起挂在这些墙上吗？或者最后挂在这些墙上的肖像只是你父母亲的呢？
妈妈的油画肖像挂在外祖母的卧室里，我非常喜欢这幅画像。外祖母家里没有挂父亲的肖像，只有他们俩一幅大的结婚照片：妈妈穿着雪白的连衣裙，蒙着头纱，爸爸一身朴素而雅致的西装。当时我想，外祖母不知为什么不大喜欢我父亲，所以就不挂他的肖像。但是我长大了，父亲对我解释说，由于他负责一项重要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让画家给他画像，要知道画像需要很长时间。
这样一来我就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了，她每天没完没了地检查我做功课的情况和写日记的内容。每逢星期天，监督检查又增加了一倍，因为父亲回来了。我不能说，这些天外祖母和生前的妈妈那样喜气洋洋，但是他们没有吵架。他们二人言行举止得体而稳重。只是有一次，我听到，确切地说是偷偷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是外祖母特意叫爸爸到她办公室来谈话的。
“我能很好地教育孩子，”外祖母小声说，“单为这事儿我完全不需要你。但是孩子长大了，小男孩需要的是男子汉的管教。十岁之前，实际上只有伊涅莎一个人抚育他，培养他，没有你什么事。如果十岁的孩子还像个小女孩儿，倒也能忍受，而孩子快满十五岁了，他还不能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可就是个大悲剧啦。我倒要问问你，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父亲问，“给儿子雇一个家庭教师吗？可现在不是那样的时代呀。”
“你应该换个工作，经常住在莫斯科，”外祖母说，“你应该与儿子相处得更亲密一些。我无法给予他真正男子汉的教育。”
“这不可能，”他坚定地回答，“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了我，我只能在我工作的地方完成这项任务。这就不可能谈什么往莫斯科调动的问题。”
“不，有可能，”老太太反驳道，“你为这个国家做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你的功劳簿厚得难以置信，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颁发给了你，你还获得了列宁奖金。你在首都地区以外连续工作，昼夜不停地干活，一连三十六个小时不睡觉，不休息。嘿，行啦，足够啦。该想想自个儿和自己的儿子啦。如果你去找领导讲明这一切，如果你对他们说你已经丧妻鳏居，现在一个人教育儿子，他们会满足你的愿望，对此我深信不疑。他们毕竟也是正常的人，而不是什么怪物。他们也有家庭，他们会理解你的。”
“当然啦，他们会理解的，可是如果我照您说的去做了，我自己不会原谅自己。祖国托付给我一项责任极其重大的重要任务，祖国托付我保障和加强国防力量，可是您却想让我像个小偷和懒汉一样逃之夭夭吗？是的，这是一项困难的、令人疲惫的工作；是的，在做一项又一项实验，一遍又一遍重做的时候，我一连几昼夜没有睡觉。但这是我的天职，是我对祖国应尽的职责。一旦战争爆发，战士们将用我今天研制的武器战斗。您刚才一一列举的我那些奖励表明，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能比我做得更好。您撺掇我去干什么呀？是要我背叛自己国家的利益吗？而这个国家可给了我如此之多，让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啊！我这样做了之后，您自己还会尊重我吗？谁呀，难道不是您希望我成为您家庭的名副其实的一员吗？！”
“唉，好吧，”外祖母叹息道，“你的理由很难反驳。但是，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你应该明白，和我说话你不能讲这些理由。这个国家也许给了你点儿什么，可是对我本人和我们的家庭没有给予任何东西，只是剥夺罢了。如果这个国家真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就应该说是在旧制度条件下，你和伊涅莎的婚姻就不会成为事实，那样她就真的还能活着。而且在旧制度条件下，还不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喝醉酒的水暖工闯进一个孤独的年轻女人的家里。你的这个国家有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你如此关心这个国家的军事威力，可她却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让我的女儿如此恐怖而荒唐地牺牲了。你现在竟然还想让我重视和考虑这个国家的利益吗？”
“您别故意曲解啦，制度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伊涅莎可能有另外一个丈夫，但不可能知道她同这个人的命运将会如何。您当然也真的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外孙了。如果不是您这样的有学者身份的太太，那还有谁能知道这种史无前例的假定式呢？在结束咱们的谈话时，我想对您说，对祖国的爱戴和对祖国利益的忠诚，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最重要的品质。如果我照您说的办，背叛祖国的利益，那我就真的不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教育成无愧于您的家族，无愧于大写的男子汉称号的人。”
“如果你一周只回来一天，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教育他！就算你获得的勋章和奖金再多三倍，就算你浑身镀金镶钻石，你就是你，是一回事；孩子还是孩子，是另一回事！他见不到你，他甚至不明白是否应该以父亲为榜样来做人。如果应该，那么这个榜样是什么样呢？可你怎么能不明白这样普通的事理呢？”
“我大概懂得比较复杂的事理，”父亲冷笑一声，“咱们还是别吵啦。我一周总共才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和儿子交流，可您还窃夺这些非常宝贵的时光，消耗在闲扯空谈上。”
“教育孩子——这可不是小小不言的事儿，”她依然固执己见，“你答应我，你一定尽力……”
“我一定尽量。浅显易懂地向儿子讲清楚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希望他比您更为看重这些理由。”
我听着，耳朵紧贴着门，吓得发呆。我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这样的谈话，双方不能谈妥事情，而是竭力相互开罪，令对方感到委屈。当然啦，在孩子们当中，在我的同龄人之间，每天都发生争吵，还常常闹得挥拳打架，但是这儿的一切却是另外一码事。这里边两个人都是我爱戴的人，是我依赖的人。他们的话音中含着不可调和的愤恨，致使我两眼发黑，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妈妈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谈过话。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此。我第一次听到有关父亲工作的明确说法。妈妈从来没有详细说过，她只说爸爸做着一件重要而秘密的工作，所以他在家里的时间总是这么少，总是这样疲惫不堪。凭着自己儿童的智力，我认为仅仅在莫斯科，在首都，在这个美丽的大城市里，才有真正的生活，而在莫斯科市区以外的一切，只是连绵不断的外省地方，或者整个儿就是农村。夏天妈妈带我到南方去的路上，我从火车车厢的窗子向外看到的世界，至少就是这个样子。如果父亲在莫斯科市区以外的地方工作，而且还这么远，得坐火车去上班，这说明他在空旷的原野上、在农村或者在森林里工作。他疲惫不堪，是因为他干的是重体力活儿（还能因为什么会使人劳累呢？），例如挖渠，或者掘井。从内心深处我对这件事觉得难为情，从来不向妈妈问父亲工作的事，因为我怕她证实我的担心。我愚蠢的小小脑袋瓜儿里不可能想到，他干的是国防工业和制造武器的工作。刹那间他在我的眼中飞升到不可攀登的高峰。啊，列宁勋章获得者！劳动红旗勋章获得者！列宁奖金获得者！嗬，这就是我爸爸呀！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我应该做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不会让他失望。
过了两个月，有一天外祖母说，明天我不去上学了。明天对杀害我妈妈的凶手开庭审判。父亲也回来了，还在过厅里，他就对外祖母带我到法庭去的打算表示不满。
“没有必要让他听到这种事。这会伤害孩子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听到爸爸的声音，我就跑出来迎他，但是外祖母没有放我进入房间，相反让我站在她的身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
“达尼列维奇－利索夫斯基家族的男人总是能够面对敌人，不躲避痛苦的磨难，”她生硬地说，“从童年起就得养成这样的本领。要不然，我们的孩子将来就是一个软弱而胆怯的人。”
父亲疲惫地耸耸肩，默默地点点头。
“您要负责任。”他简单地脱口而出。
第二天我们赶到法院。在法庭上我听到的事情，令我心惊胆战。
杀害妈妈的凶手是个水暖工，妈妈从房管处叫他来修理堵塞的抽水马桶。这个水暖工第一智力低下，第二是个醉鬼。看到住宅里这么好的摆设、妈妈漫不经心地扔在餐具橱上的钻石金耳环、钻石金戒指之后，就打定主意杀害女主人，窃走这些贵重的物品，再顺手在柜子里摸索一下，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一些现金呢。他用一种沉重的家伙照妈妈的头上砸了几下，突然发现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就下决心要强奸她。一想到他用在抽水马桶里又刨又挖的两只脏手来触摸妈妈，我就在法院的大厅里呕吐了。慑于父亲那逼人的目光，外祖母把我领到走廊，随后乘出租车送我回家。
我病了。不，表面上看我仍然非常健康。我去上学，学音乐，学德语，画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和田径运动比赛。
我得的病是，困惑不解、一遍又一遍徒劳无益地问：为什么？
一个喝醉酒的疯狂的水暖工，一个修理抽水马桶，掏挖粪便的坏蛋，为什么他就该杀害我的妈妈，我这样美丽、善良、聪明的妈妈，人世间最好的妈妈呢？
不但杀害，而且还强奸。她怎么能够容许这种事呢？
为什么她就该躺在血泊里，两只脚非常难看地特别向外分开，脑袋被摧残得不堪入目，衣服被撕成碎片呢？
她活得如此美好，如此轻松，如此愉快，为什么就该这样可怕地死去呢？
如果一个人活得受人钦佩，那么他就有权利死得受人尊敬。外祖母就是一再这样说，我妈妈就是一个无愧于我们家族的人。那么到底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悲剧呢？
我的病就这样留下了一个根儿：从十岁起我只对一个问题真正感兴趣，这就是死亡问题。所有别的事情都依附于和围绕着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正经八百地活着。
噢，不是的，我认真地活着，活得别提多么好啦！
（重要说明：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购买正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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