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尼娅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塔尼娅当时还算是一个年轻的侦查员，但是她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而且有些成绩让她的领导嫉妒至极。作为她给他们所造成的精神损失的补偿，其他侦查员更经常地甩给她她不得不经常办一些乏味无趣的案子，枯燥无聊、微不足道，或者是像下面这个案子……
戈尔什科夫那时只有十七岁，根据一切标准来看，他是一个未成年人。然而糟糕的是他犯罪的时候是十七岁。找了他好久，在这几个月内，他不知为什么已经变为成年人了，还庆贺了十八岁生日。起诉之前，他先是作为一个嫌疑人，而后来他年满十八岁，就作为被告人受到起诉。当时可以同检察院划分侦查权。一方面在那些年代里，未成年人的案子由检察院的侦查员办理；另一方面戈尔什科夫似乎已经庆贺了十八岁生日，如果将他的案子留给民警侦查员，那么也不算什么违法。这桩案子留下了，又转给了侦查员塔尼娅。尽管当时可以委派男侦查员，但当天首长万分气愤，心情糟糕。只有再一次治治那个年轻的爱出风头的塔尼娅，才能对他略加安慰。
这个姓戈尔什科夫的青年人坏得出了名，他对不认识的小女孩、大姑娘和中年女人，不管年龄大小，都对她们肆无忌惮地纠缠不休。他干的这种勾当在刑法上叫做淫荡行为，在性病理学上称为裸露癖。此外，他还喜好在电梯上或者无人的楼门口堵住一些姑娘，她们怕得要命，吓得迟钝呆愣。他就讲些污言秽语，甚至胡乱捞摸她们。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得很，对每件事都要搜集和充实证据，包括把受害人叫来对质，可她们根本不愿意见这个败类，更不愿意当着他的面复述所发生事件的详情细节。接着便是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按照规定为期一个月。医生判定戈尔什科夫是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尽管他有变态心理。
对于塔尼娅来说，审讯戈尔什科夫变成了不堪忍受的苦役。
戈尔什科夫死盯着她，厚颜无耻地笑着，大概是这样回答她一个又一个问题：“让咱瞧瞧你裤衩里的玩艺”；“你什么时候看见过男孩子手淫啦”；“你跟你丈夫一星期干几回呀？”
塔尼娅的自尊心太强啦，她不去找首长请求把这个案子转给别的侦查员。她决心把这个案子办到底，她要取得胜利。也许这样的功绩任何人都不需要，可是她得为自己的荣誉而奋斗。由于厌恶，有时由于恐惧，她浑身颤抖，却仍然顽强地继续审讯，进行对质。有个同事平常总能亲善待她，和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她偶尔发点儿牢骚，也不过寥寥数语而已。
“听我说，你干吗这样折磨自己呀？”这个同事忍耐不住了，“咱们对监管人员悄悄说上两三句话，他们就会在牢房里快速教训他懂些道理，对他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他以后的整个人生打下基础。”
“他们就是这样教训他的，”塔尼娅苦笑道，“不管是在囚室里，还是在监禁营，哪儿都不喜欢淫荡好色之徒。这种教训只能有一丁点儿用处。可是他会变得像野兽一般更加凶恶。对一个精神变态者，没什么可指望的。”
他确实变得如同野兽一样凶狠了。他厚颜无耻地当面问：“你的胸衣是什么颜色的？是浅蓝色的，还是白色的？你的乳房怎么样？是不是很大呀？你一夜能干几次呀？”……
他竟然做这样的事：抓住塔尼娅的手，要求就在办公室里实施性行为。
这一切早就可以停止了，可是她为了自己的尊严，无论如何没有向首长表示出：她认输了，退缩了，无能为力了，吓坏了。她咬紧牙关，顽强办案，一直到准备好一份对戈尔什科夫的起诉书。只有一次，她失去自制，脱口而出：
“戈尔什科夫，你听我说，这样长久地搜寻你，我高兴极啦，”她从容不迫地说，直盯着他的眼睛，“我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几个月里，你又犯罪作案很多起，如果早一点儿逮捕你，你就不可能这么干了。被你糟蹋而受苦的姑娘不是两个，而是二十二个，我可怜她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事情有了这样的结果，我还是很高兴的。”
“这到底为什么？”戈尔什科夫警惕起来。
“戈尔什科夫，原因是这样的，如果一下子逮捕你的话，你作案的事实还少，对你的侦查很快就结束了，那时候你才十七岁，就会去少年劳教所服刑。因为只有一两起作案，对你最多判一年。整整一年你和那些孩子在一起，任何人都不会为了几个月把你转送到成年劳改营。在那些孩子当中，你可就成了英雄啦，是个经验丰富、本领高强的性魔头。可是戈尔什科夫，你不走运呀，搜捕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你已经年满十八岁了，你的作案事实也多了——要是不多说，也得判你五年。我得为你准备一份起诉书，不但有一百二十条案情陈述，而且条条都是凶恶残忍、极其厚颜无耻的流氓无赖行径。如果我稍微加把劲儿，还可以再想出点儿什么事，那总数就是八个年头。这八年你就得去成年的伯伯叔叔们所在的劳改营里服刑了。他们当中好多人有子女、姐妹、情人和老婆，对于他们来说，你就不是英雄好汉了，只是最后一具尸体。戈尔什科夫，那里没适合你的生活，这一点我能百分之百地向你打包票。你很可能从那儿根本就出不来啦。最有可能的是，要么放你到监禁营透透气，要么把你臭揍一顿，要么你试图反击，得到新加的刑期。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刑期。即使别的犯人不打算杀害你，他们也会尽其所能，永远不让你获得自由，走出监牢。他们干这一套可在行啦。针对这种情况他们研究出了一整套的学问和技巧。只要发现你向别的犯人寻事挑衅，接着就会以新的罪行把你送交法院。你听懂了吗？那就转到下一个事件……”
不言而喻，她这一番内心活动和案情真相的直白与分析，对戈尔什科夫并没有产生教育作用，他只是变得更加厉害地发狠动怒了。可是塔尼娅很高兴，她向他说了她想说的一切，她觉得轻松一点儿了。
塔尼娅将预审进行到底，并拟写好起诉书，她很高兴地看着戈尔什科夫读这份有很多页的冗长文件。他读得很慢，并不是因为他在深思熟虑，他的阅读能力实在太差。
“算啦，”被告人把起诉书用力地扔到桌子上，威胁说，“我还会找你算账的，混蛋。判多少年，我蹲多少年，完了我会找你的，塔尼娅。说不定在审判时我会走运，那咱们就会很快再见面的。所以，亲爱的，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别忘了洗澡，我可不喜欢肮脏女人。”
戈尔什科夫在法庭上没有走运，依据其全部罪行判他七年徒刑。塔尼娅有先见之明，在劳改营里他也不走运，因为劳改队里最有权威的犯人具有制服所有强暴犯和奸淫犯的非常厉害的手段。为了自卫和保护自己，戈尔什科夫把一个人整成残废了，他又得了新加的刑期。
“我打听过了，”塔尼娅说，“戈尔什科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九六九年生，于今年五月在被剥夺自由服刑改造的监狱中获释。他出了劳改营，似乎前往特韦尔州了，但没有来到该州。他的所在地尚不清楚。”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同情地看着塔尼娅，米沙·多岑科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一页纸，上面是对咨询问题的答复。特韦尔州与莫斯科接壤，相距很近。
“塔尼娅·格里戈里耶夫娜，”他问，他通常叫她的名字和父称，“这个戈尔什科夫像是杀人凶手吗？我总觉得，性心理变态者是一回事，而杀人凶犯嘛，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啦。这是不同类型的人。”
“你别这么说，”科罗特科夫摆摆手，“像——不像……这都是咱们在办公室里的思考。再说啦，你按知识分子的说法称他为性心理变态者，我以布尔什维克的直率叫他是性欲躁狂者，我是正确的。一个人成了躁狂者，就会长期保持，可以说，会保持一生。他的躁狂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表现出来。难道不是这样吗？喂，娜斯佳，你说说我的看法正确吗？”
“我不知道，”娜斯佳摇摇头，“这事应该问专家。”
“这和专家有什么关系？”科罗特科夫仍然很激动，“难道我们知道的性躁狂杀人犯还少吗？一个外号叫蟒蛇的戈洛夫金，他的罪行造成的损害多么惨重啊，我根本不去说那个奇卡季洛啦。他要体验奇特的性感受，结果弄出了一大堆被他残害得不成样子的尸体。这就是全部事实。塔尼娅，有戈尔什科夫的照片吗？”
“找得到。但需要时间……可以向他父母亲要一些业余摄影照片，可是那些照片上他最大才有十七岁，而现在他二十九岁了，又在劳改营里经历了那么多年，对辨认现在的戈尔什科夫而言，那些照片毫无意义。”
“说得对，”多岑科接着塔尼娅的意思说，“但是可以在劳改营要一些他最近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劳改营为他办理释放证件用的。这些照片都是死气呆板的，又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发型，但是用电脑能做出几种模样的照片。咱们不妨试一试……”
“试什么呀？”
科罗特科夫打断了他，话音里明显地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我们能把这张照片出示给阿尔巴特街上电视卫星中转节目的所有参加者吗？第一，我们得花一年才能把他们召集起来；第二，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用。譬如说吧，任何人都想不起来他。这也决不意味着，他那时确实不在场。再假如说，有人想起了他。那又怎么样？我们就会知道跟咱们耍花招的就是他，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搜寻他。我们当然能够发布告通缉他，但是希望不大。需要好主意呀。”
好主意。哪能想出好主意呀？塔尼娅想的是，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半，她还坐在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里，在她还没有到外面大街上的时候，她没有什么危险。可是她不可能永远坐在这儿。更糟糕的是她未必会认出戈尔什科夫，即使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车厢里，他就在她的身边。十一年过去了，在这十一年期间，有多少受审讯的人经过侦查员塔尼娅·奥布拉兹佐娃的手处理呀，他们在她的记忆中已经变成一张张模糊的面孔。有的人她记得非常清楚，有的人她不完全记得了。然而在十一年之后，要辨认这个人，就必须记住他的面孔和面部表情的具体特征。不幸的是此人相貌的具体特征却偏偏模糊不清了……
娜斯佳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
“你记得清他的那张脸吗？”她问。
塔尼娅摇摇头。
“只记得总体形象。我对他要么根本认不出来，要么得在所有的人当中一个接一个地辨认。”
“明白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从内部搜寻他。”
“从内部？”科罗特科夫反问道，“你指的是什么？”
“戈尔什科夫本人呀。他有自己的计划，有莫名其妙的想法。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塔尼娅，考虑到她一个著名作家的声望，这并不困难。找到并……总而言之，这很清楚。但是他不这么做。他开始排演一部悲剧，自己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就是说，他有所图。图什么？这儿在场的所有人当中，只有塔尼娅一人同他打过交道，还是长期打交道，只有她多多少少了解他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只有他能够想到和回答这个问题：他图什么？如果我们能弄清楚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能想出办法给戈尔什科夫想要的东西，从而制止他犯罪。”
“是制止他还是逮捕他？”科罗特科夫愤恨地眯起眼睛，“朋友啊，我和你是在执法机关而不是在慈善机构服务。在米哈尔娜的尸体出现之前，我们还有权制止他，并认为这样做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他已经表明他会杀人，而且他一点儿都不厌恶这种给人们带来悲伤和痛苦的行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制止他，而是搜查他，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拖进监禁营。娜斯佳，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人已经不是什么爱开玩笑的人，而是一个杀人凶手啦。”
娜斯佳低下头，双拳支着前额。塔尼娅在一瞬间觉得，她马上就哭了，但她仔细瞧了瞧才明白，娜斯佳想掩藏笑容。过了几秒钟，娜斯佳抬起头，面部表情又冷静下来。
“你这么快就从侦查员变成首长了。你这样可就不是以评论的方式说话啦，而仅仅是确认事实的存在。就像一位正常的官衔很高的首长那样，你给部下确定目标，要求取得最大的成就：杀人凶手应予逮捕，获取他犯罪的全部证据。这一点你很对呀。”
“那我哪一点不对呢？”科罗特科夫挖苦地问。
“我不落的太阳啊，你有那么一点哪，我们有最大的任务，靠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领取国家的工资。除了这些任务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一些人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走在大街上，他们吃饭，饮酒，睡觉，相爱，穿衣，谋划未来。他们当中有的人完全是由于这个戈尔什科夫有这样的一种所图而死亡。他就像烹制五味俱全的食物一样，在制造悲剧。而这些人完全无辜哇。这一点不久以前你还记得清清楚楚。为了保护这些人的生命，我们应该弄清楚戈尔什科夫想要什么。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摸不透他，那只能是一切由他啦。制止他很重要啊。”
塔尼娅同意娜斯佳的这种看法。但是，天晓得哟，一个十一年前就想成为纵欲之徒的家伙，一个连淫荡女人都惧怕，同时又佩服的魔头，要弄明白他现在想要什么东西，实在是不容易啊。他让那些瘦小脆弱的小姑娘和女人惊恐万状，自己得到性满足；他敞开大衣，把自己骄傲的器官裸露出来给她们看，死盯着她们失去理智的眼睛，体验到莫大的快感。戈尔什科夫总是选择那些明显比他矮的女人作为他的牺牲品。米哈尔娜也是一个瘦小脆弱的女人……
“他要的是统治权，但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和实际的优势，而是靠别人的软弱。”塔尼娅慢悠悠地说，“他总是选择那些瘦小软弱的人。他想的永远是让别人怕他。一碰到怕他的人，他就疯狂。他大概真是躲避那些不怕他的人。由此可以弄明白我审讯他时的表现。看体型我明显不属于可能怕他身体条件的那种女人，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让我难为情，因为难为情就是软弱的标志，这近乎害怕了。如果当时我要求把他的案子转给别的侦查员，戈尔什科夫就会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胜利。他会认定是他吓坏了我，我退缩了。这一切很好哇，伙伴们，但这不是对你们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我可不明白他现在要的是什么呀。”
“同样，”科罗特科夫耸耸双肩，“他想强迫你退缩，投降，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
“那我怎么办？只要能使他不再杀害任何人，我甘愿做出需要做的一切。”
她的话音里流露出一种痛苦的心情，这让在座的各位同事感到不自在。她的确充分准备好贡献一切。如果需要的话，利用电视、无线广播，随便什么手段，在全体诚实的人民面前，她准备好公开承认自己的软弱，只要能让他听见她，只要他有回应，让他相信：他胜利了，她投降了，再也不应该让任何人死去啦。哪怕是付出屈辱的代价，哪怕是付出撒谎的代价，哪怕是付出一个侦查员兼作家的好名声被毁掉的代价，也都在所不惜。为了制止他，她甘愿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流血，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根本不需要流血。而且即使为了向某人证实某种情况，就更不需要流血了。
“喂，你们大家怎么都不说话啦？”科罗特科夫忍耐不住地问道，“出主意呀。为了制止他，塔尼娅应该怎么办？欢迎任何方案。”
塔尼娅默默地环顾朋友一样的同事们。这会儿谁都没有什么主意。
“好吧，”科罗特科夫叹息着决定结束会议，“散会，该睡觉啦。我送娜斯佳。多岑科，你送塔尼娅。你还要向她丈夫做解释工作，让他尽量别放她一个人外出行动。”
“这不现实，”塔尼娅扣着风雨衣的钮扣，有气无力地反驳，“斯塔索夫不可能照顾我，他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那伊拉呢？咱们怎么保障她的安全？”娜斯佳问。
“你们别担心她啦，她有私人保镖。”
“他是什么人？”多岑科嫉妒地插嘴道，“公民们，我求你们啦！我同伊拉亲密交往已经有一百年了，怎么又有一个什么人插上一杠子……”
“这是我们的邻居，”塔尼娅安慰他说，“一个中年以上的领取退休金的人。他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别着急。顺便说，今天你可以到我们家瞧瞧，有理由啦。”
一路上他们随便聊，就是不提戈尔什科夫的事，只是在电梯上，她终于回到了她一直在思考的事情上来。
“我恳请你千万别吓唬我家里的人。他们的神经本来就紧张到了极限。”
“你说的不对，”多岑科非常严肃地回答，“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实情，对出现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只有这样做，一旦有事，才能应付自如。”
塔尼娅已经拿出钥匙，伸手要开锁，但听到这些话后就停下了。
“可你不认为，一个知道了实情，不但没有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反而会怕得要死，丧失理智吗？人的神经系统构造不尽相同，消极信息能够调动有些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三思而后行。但这样的信息也能够让有些人完全丧失理智。”
她想再补充说点儿什么，可是这时候邻居家的门敞开了，门口出现了安德列。他的身旁是一只黑色短毛大猛犬，唤做玛瑙。
“晚安，”他用低沉而响亮的声音瓮声瓮气地说，“我听见电梯停住了，但是您家的门没有打开，又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决定出来看看是谁藏在我们楼层上。我履行诺言，注意观察您家的情况。”
塔尼娅截住了多岑科投向这位邻居的目光，勉强地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安德列，您不用担心，”塔尼娅说，“我这是在提包里摸了好长时间，找钥匙来着。您是知道的……”
“那是当然，”邻居高兴地接茬儿说，“我知道你们的女士提包，我知道。看样子很小，搞不明白怎么能往里面装东西，可实际上里面家用什物样样俱全——抵得上一个大皮箱。”
塔尼娅打开门，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
“安德列，进来吧？”
“我不碍事吧？您有客人呀……”
“那更好啦，”她笑了，“客人越多越好嘛。”
塔尼娅一点儿都不高兴，她是强作笑颜。不过塔尼娅觉得，现在她家里聚集的人越多，人们对她的注意就会越少。上帝保佑，这样谁也不会发觉她的惊慌失措和毫无掩饰的恐惧。如果这一回真的是戈尔什科夫，那么最近期间等着她的只能是倒霉的坏事了。他早在十一年前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疯子。但是他当时只有十七岁，他的那些青年人的奢望非常愚蠢。现在他已经二十九岁了，他经历了十一年的监禁，充分体验到监禁营的意志、脾性和对恶的崇拜为何物。恶，这里不是指圣经中作为善的对立面、在高深意义上的恶，而是极其实际意义上的恶。现在戈尔什科夫拿定主意要报复一个侦查员，他认为是这个侦查员使他受禁坐牢。令人十分惊讶的是，犯人当中盛行一种自我辩护的理论！不是犯人本身，不是他用自己的双手，不是他用自己的罪行，使自己受禁坐牢，而是可恶的警察，是警察逮捕了他，或者是一个凶狠的侦查员大叔（有时候是个侦查员大婶，但这不改变实质）逮捕了他。
到母亲的住处接小儿子的斯塔索夫还没有回家，塔尼娅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这会儿伊拉要专心忙于接待客人，结识多岑科。邻居果然留下没走，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开始让塔尼娅感到紧张。但是邻居仅仅是邻居罢了，邻居的精神状态毕竟不会让她担心着急。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不让斯塔索夫和伊拉焦急不安。
◎ 斯塔索夫
在楼梯上就听到了屋里说话的声音。这是在举办音乐会吗？嘿，真是够新奇的！工作了一天，先是和妈妈，后又和前妻打交道，困难重重。等回到家，在自己的窝里，他还是得不到安宁。格里沙在他的怀抱中时断时续地小声打着鼾睡得正香甜。喧闹的欢乐声会吵醒小孩子，那时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疯人院啦。斯塔索夫急忙溜进离家门最近的伊拉的房间，趁儿子还没有醒，把他放好，严严实实关好门。然后等大家散去，他和塔尼娅再把格里沙抱到自己房间里那张小床上。
他迅速地对现场形势作出评判：嗬，为争夺伊拉，正在进行一场非同小可的斗争哩。端坐在桌子一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多岑科。凭自己招人喜爱的外貌，考究而适宜的穿着——最主要的他绝对是一个未婚青年，他是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最令人羡慕的求婚者。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一个人，他就是他们那位无处不在、无所不晓的邻居安德列，只要能享用伊拉烹制的大馅饼，他随时心甘情愿出卖灵魂和肉体。在这两个做好战斗准备的男人之间，早该嫁人的可爱的好姑娘伊拉，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在两只公鸟之间跳来跳去，摇晃着自己色彩闪烁变幻的羽毛，令两个男人眼花目眩。在伊拉的爱慕者多得不可胜数的时候，塔尼娅轻易地错过了时机，没有坚持让她这个亲戚作出最后的选择，可现在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困难了。第一，她已经长大成人（应该说是——渐渐变老）；第二，她越来越多地操心自己亲戚一家人的生活，担负越来越多的家务。她渐渐认为，抛开塔尼娅、斯塔索夫和小小的格里沙不管，让他们听天由命（就是无人给他们料理家务）的话，可实在不像话啦。没有她，他们一家可就没有活路啦！他们会变得瘦弱不堪，也不可能真正地按父母之道养育孩子。
这么说，这种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可塔尼娅在哪儿呢？风雨衣挂在前室里，可见她在家里。那她为什么没有陪客人呢？
“喂，你们好！”斯塔索夫向他们致意，声音绝对不算小，但是他没能压过安德列的哈哈大笑声。
看起来，这位邻居是在讲些老掉牙的笑话，让大家开心，可他总是第一个先笑起来。在任何情况下，多岑科的脸上都没有出现特别开心的笑意。伊拉是个彬彬有礼、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根本不用考虑评价笑话的事，只要讲笑话的人期待她的笑声，她总是能满足他的愿望——她怕得罪人。
“你们好！”斯塔索夫大声重复一遍，“难道我再不能住在这儿啦？”
“哎呀，”伊拉突然发现了，“你回来啦。”
“我妻子在哪儿？这样问似乎要成为一个好习惯啦。今天我已经问过一回了。”
“她躺下了，她头痛。”她解释说，不知为什么她的脸色绯红。
毫无疑问，她的脸色绯红……她这样醉心于和两个爱慕者交谈，竟至于忘记了一切。没什么，这很正常，既然她醉心于这样的事，这就说明还没有失去一切机会，咱们的伊拉还没有老哇。早就该让她结识多岑科，说不定她早就嫁啦。
“亲爱的，”邻居对斯塔索夫说，“我坚决请求您说服伊拉接受我的帮助。今天全天我都在努力说服她。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必须高度谨慎和警惕，可是她不接受我的帮助。您可要给她解释清楚，我还是多少能够效劳的。您知道今天市场上发生的事吗？”
“知道。”斯塔索夫点点头。
他倒是知道啦，这正是安德列一直张罗的事，真是完全出乎意料。难道这位邻居的确不是垂涎伊拉烹制的大馅饼，而是爱慕她的容貌和品德吗？这个老公山羊！他可有六十多岁啦，竟然还玩这一套。
“我认为，伊位不会永远坚持自己的看法。今天在市场上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她显然是惊慌失措，十分恐惧，差一点儿就干出一些蠢事。目前您的家庭已经面临危险，可不能把她一个人和小孩子留在家里，全天无人照料啊。这完全是错误的。”
听，他讲得多好，可真是的！简直就像念讲稿一样流畅。他干吗老缠着我们？难道他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吗？这个安德列呀。
“安德列，您夸张啦，”斯塔索夫开朗地笑了，“我们家没有任何危险。您怎么看出来的？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开了个玩笑，那么现在就得蹲在钢筋水泥的地堡里一直到死吗？每一个民警都经常受到威胁，不能把这种威胁当成不得了的大事。”
“请问，为什么？”
“那是因为如果这些威胁都成为事实的话，那所有的民警都会被杀害，内务部全体人员每年都得全部更新补充。但是譬如我吧，做侦查工作二十年，活着而且健康地离职退休了。绝大多数的民警工作人员的情况都和我一样。所以嘛，安德列，请您放心地睡觉吧，别为伊拉担心啦。”
邻居向斯塔索夫投去不以为然的目光，并带有责备意味地摇摇头。
“对您的乐观态度，我不能苟同。顺便说一下，您这位年轻的同事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这是真的吧？”
斯塔索夫真的大为光火。就在自己的家里居然发现了第五纵队！多岑科原来和安德列坐在一条板凳上。嘿，这个坏家伙，嘿，这个忘恩负义的乳臭小儿！他和塔尼娅还打算把最珍贵的东西——伊拉托付给他呢！让他完蛋去！没什么，有塔尼娅同他在一起，这可是相当大的力量啊。
斯塔索夫站起来。
“我去看看塔尼娅。”
出乎他的意料，塔尼娅没有躺着，她站在窗前。丈夫走进了卧室，她连头都没有扭过来。
“喂，怎么样？开心极了吧？”她问，仍然没有转过头。
“你怎么躲在这儿？难道真的头痛？”
“头痛，不太厉害。我不会强作笑脸。看来，我当不了什么演员。我决定躲开，免得破坏别人的情绪。格里沙在哪儿？”
“睡觉呢。我把他放在伊拉的房间里啦，不想从这伙人旁边过，要不会吵醒他的。妈妈问候你。”
“谢谢。多岑科怎么样？”
“还行。眼睛死盯着咱们的姑娘。”
“安德列呢？”
“拿他怎么办呢？他就像一匹战马一样大嚷大叫，大笑大闹。胡扯八道地讲一些自己做革命青年时的寓言故事。到底出了什么事呀？你为什么到彼得罗夫卡去啦？”
塔尼娅终于转过身来，抱住丈夫，把头埋在他肩下。
“我想起他了。”她小声喃喃地说。
“谁？威胁你的人？”
“对。好多年以前我把他关进了大牢。他当时就发誓以后一定回来跟我算账。现在他真的回来了。他是个疯子。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怕他呀。他甚至可能对小格里沙下手。”
原来如此。他们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一切事情刚刚安排就绪，他就把塔尼娅女士和伊拉从圣彼得堡搬到莫斯科来。他们终于得到一套住房，再也不会三个人同住一间房子了。塔尼娅艰难地熬过了妊娠期，起初有流产的危险，后来又有早产的危险常常威胁着她，但是她终于挺过来了，生下一个正常、健康的男孩儿。斯塔索夫已经认为，一切最困难的事情都甩在身后了。唉，糟糕的事情又来啦，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这万恶的、龌龊的、讨厌的现实，多么不公平的现实啊！
多岑科如此严肃认真地看待目前的情势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个老公山羊安德列为什么这样操心呢？莫非塔尼娅当着他的面和大家讨论了这件事吗？其实，他不过是个邻居，怎么能对这么一位不大了解的人抱有这样的信任呢？莫非是多岑科这个乳臭小儿胡说八道漏了嘴吗？我亲爱的呀，唉，你为什么要工作呢？你缺钱吗？不是的。我挣的钱挺多的呀。而你挣的钱比我还多呢。今年国外已经开始出版你的书啦，支付了预付报酬。仅仅靠俄文版本的著作权报酬，你就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除了巨大的神经损耗、极大的苦恼和一星半点儿的精神上的满足外，这项工作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呢？
他抚摩着妻子的头，默默地和她谈话。因为他太了解塔尼娅了，所以就做得不那么高明，不小心出声说漏了自己的想法。
“咱们怎么办？有什么建议吗？”
这就是斯塔索夫能够允许自己讲出声而让妻子听得见的惟一的问话。
“我们要考虑制止他的办法。他已经杀了一个人，上帝保佑，千万别让他杀第二、第三个人啦。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他比我厉害，比我强大。你知道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周围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某种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十分可怕的噩梦，狂妄的行为，讨厌的事情，毫无道理。不知何故我就置身于所有这一切荒谬的中央。斯塔索夫，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呀为什么……全是脑子在作怪。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感觉到周围一切都失去了本来面目的人，还没有生出来。这不是精神紊乱所致，而完全是生活中的一系列挫折造成的后果。例如一个男人吧，他在工作中遭到惨重的失败；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第一次婚姻生的儿子成了瘾君子，前妻因此每天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设法帮助她，随便做什么事都行。在这些极其不可思议的情况下，那个令人目眩的年轻美丽的新妻子噘着小嘴，高傲地说：我们是不同的人，你一点儿也不体贴我，不关心我的利益，我做了新发型，可你根本就没有发现。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我决定抛弃你，去找另外一个人，他比令人讨厌的你更加爱我。这就叫做“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所有的人在一生的某个时刻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论据是一种作用不大的安慰。一切——就是一切，而你——就是你本人，这毕竟是另一码事。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精神紧张的时刻，人的理智竭力避开可怕的东西，以便不受损伤，保持健康。如果一个人被告知说他得了不治之症，他就只会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子上的苍蝇，专心地注视着苍蝇的动作，还想猜出它继续爬行的方向。
这会儿斯塔索夫就站在黑暗的卧室里，抱着由于痛苦和恐惧而呆然不动的妻子，心里想着今天他许诺十一岁的女儿莉丽娅买一只小猫。莉丽娅和母亲、斯塔索夫的前妻住在索科尔尼基，在休息日常常到公园里散步，这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举办名猫展览会。莉丽娅参观过几次，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良种猫。她想要一个花脸波斯猫。斯塔索夫完全想像不出这种猫的样子，但女儿的两眼放光，他不能拒绝。况且，他的前妻也不反对买小猫儿。已经约定好在下一个星期六，他和莉丽娅到展览会上去买她选中的猫。为了迎接这个宠物来到家里，应该购置为猫洗刷、饮水和喂食用的托盘、添料器、钵子，莉丽娅自己高高兴兴地做这些杂活儿。现在有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威胁着他们家的安全，任何人，甚至他一岁的小儿子都可能成为这个精神失常者的受害者，必须考虑实行全天候的保护，以免孩子受害，那么星期六和莉丽娅一起去买小猫儿的事……
他能对塔尼娅说什么呢？怎样安慰她呢？特别是和娜斯佳与科罗特科夫开过会之后，她未必需要职业上的建议。她需要丈夫，需要他的支持和保护，不是他在职业上的支持和保护，而纯粹是男人的支持和保护。
退职民警中校斯塔索夫找到了安慰妻子的最好办法，就是紧紧地抱住妻子，对她说：
“我爱你。我非常爱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牢记这一点，行吗？因为不管怎样，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
◎ 娜斯佳
“有意思，你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新车呀？”她问。
这时候科罗特科夫的旧日古利轿车又一次在洼地里颠簸起来，简直令人觉得，这辆小车有颠簸成碎片的危险。
“你觉得这辆车怎么不好？”科罗特科夫高傲地抱怨说，“能跑动——就得感谢它。”
“是得谢谢。”娜斯佳同意说，“说实话，这辆车有可能在最不应该的时刻破碎。你不怕吗？”
“不怕。贤人云：怕者不出门，出门就不怕。朋友，要像你这样小心谨慎，老惦念着防备万一，那干脆别活啦。出门上街多可怕啊：突然一块砖头砸到脑袋上，要不就是一个醉鬼开车会轧死你的。”
“哎哟，要不就是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疯子，”她点头，“尤里，那个嘴里插着小娃娃的小鱼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什么象征呢？”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大学没毕业呀，我的学问是只上过民警学校。你知道最有名的民警怪论是什么吗？”
娜斯佳叹息道：“知道呀，不就是：工资少得可怜，发钱总不保险，大家无奈还得干。”
“好朋友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哇，还是个聪明人，又是大学毕业哩。最有名的民警怪论是：罪犯作案越多，咱们对他的了解就越清楚，因而就更加心中有数，容易逮住他。譬如，抓入室行窃的小偷，如果小偷只行窃一两次，他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清楚，到哪儿去逮他也不知道。要是他作案有十至十五起，根据这些案子，连他的心理状况都可以了解清楚。如果他作案达三十起，那就可以略加思索就能够猜出他下一次出没的地点。刚一出窝，就能把他当场抓获。怪就怪在：我们的任务一方面是抓坏蛋，逮恶棍，另一方面却容许他们犯下更多新的罪行。如果他们没有犯下新的罪行，我们就永远逮不住他们了。你明白啦？”
“我的大首长，你这是故意歪曲呀。抓小偷可不都像你刚才给我讲的那一套。有人检查摆脱途径，有人协助侦查机关，有人监督过去审讯过的盗窃犯。如此这般的墨守成规，寂寞无趣，任何书本里都找不到。”
科罗特科夫哈哈大笑，轻轻地拍一下娜斯佳的膝盖。
“你别给我办扫盲班啦。你想想看，我一辈子都在抓凶手，逮暴徒，难道还不知道怎么破获盗窃案吗？我说这一切的用意是什么？我是要你明白，塔尼娅说的那个戈尔什科夫很快就会向我们奉献一具新尸体，在作案地点留下一个什么标志，也就是像嘴里插着小娃娃的小鱼儿那些的东西。那时候就会产生新的动力。标志越多……”
“你想说：尸体越多，标志也就越多，”娜斯佳打断他，“而标志越多，弄清楚他想要什么的可能性也就越多。但是，在你的逻辑链条中，主要的正是一具具尸体。忘记提到尸体，这只是你清高而无辜地疏忽，我说的对不对呢？”
“亲爱的，你永远正确，因为你是女人；众所周知，女人嘛，永远正确。见鬼！这儿开始修什么路……得绕过去。是的……这儿过不去，单行线……咱们找个转弯处试试……”
科罗特科夫“鬼”字不离口，善意地骂骂咧咧，寻找绕行的路。娜斯佳漫不经心地望着车窗，想弄清楚他们行车的地方，同时在心里琢磨，他当然是对的。承认这一点无论多么痛苦，可他是对的。罪行越多，信息就越多。但是罪行越多……杀人犯也就越多了。那么被害的人也就越多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没有什么补充啦。确确实实，这真是个怪理。
“娜斯佳，你有钱吗？”
她哆嗦了一下，无论如何不能从自己的想法转到同事提出的问题。
“钱？什么钱？”
“俄罗斯卢布呀，五颜六色的纸币。借钱。”
“你要多少？”
“还不清楚。也许最近还不需要，以后我会攒钱。如果有事，你会救我吗？”
“你别骗我。你说的是什么钱呀？”
“我岳母的身体非常差。医生说只有寥寥数日了。要是出了事，我手头连安葬的钱都不够用。你看，就像故意为难一样，我们又为儿子买了一套冬装，他长高长大了，原来的衣服都又短又瘦，不能穿了。上周我又为这辆车花钱买了防滑外胎、新电瓶，弄到各种东西。可这车还是会坏的，只要一开动，就要吃钱呀……你瞧，这就要出事啦。”他痛苦地摇摇头，“谁能晓得，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岳母要……她瘫痪在床，躺十年了，我和利娅莉卡都习惯了，总觉得，只要我们自己还活着，这样的日子会永远过下去。”
唉，事情就是这样。不应该希望某人死亡，也不应该期待某人死亡。然而科罗特科夫和妻子这类人有多少啊！有多少人家里躺着永无痊愈希望的瘫痪的亲人。有些病人口哑耳聋，什么事都不懂了，但他们的心脏还在跳动。什么时候停止跳动，这谁也不知道。医院不收这样的病人。其实，许多人也不想把亲人送进这样的医院，因为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不给他们及时换床单被套，不给他们送长嘴便壶，不防治难免要生的褥疮，这可是所有失去活动能力的患者最大的灾难。好多人会承认自己真的在等待这类病人的死亡吗？很可能谁都不想让病人死亡，大家可能是把这种事情看做命运安排的应有的一种人生体验，是向父母亲还债报恩的一种机会。
科罗特科夫在等着盼着，娜斯佳非常清楚这一点。虽然他心里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他是在期待着。原因之一就是他家生活在两室一厅的小小住房里，瘫痪的岳母躺在一间，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另一间。原因之二是他早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也想离婚，但是他不能抛弃妻子和她有病的母亲不管，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犹如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胆怯行为。原因之三是儿子没有自己的房间，不能把朋友领到家里来，这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不利。原因之四，科罗特科夫作为一个侦查员一连几昼夜马不停蹄地工作，完全不能奢望有爱惜人的疗养制度，需要的倒是哪怕四个小时的安静，可以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可是他得不到这种享受，却不得不在不眠之夜过后，白天在家里呆上两个小时，四肢蜷缩成团，躺在长沙发边上，用毯子盖住双腿，忍受着从房子的各个角落传出来的声音的折磨：岳母在喊叫，儿子在看电视，妻子在厨房里弄得炒菜锅哧哧啦啦，再加上电话铃一直不停地响……
阵阵大风把一捧捧雨水摔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一次次的撞击声令娜斯佳不由自主地颤抖。这样的天气安葬死者很糟糕。那别的天气怎么样，会好些吗？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又怎么样呢？天哪，头脑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唉，这和天气有何相干啊！举行葬礼是和亲近之人告别，是看见死者的面庞和触摸死者之手的最后一次机会，在这样沉重痛苦的事情当中，天气没有丝毫意义。可怜的科罗特科夫，这一切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没有钱，又赶上天降倾盆大雨。娜斯佳生气地摇摇头，竭力抛开她自己都觉得不体面的可耻想法。“我这是怎么啦！难道会有适逢其时的死亡吗？”
“我还不明白，你倒是借给我钱吗？”科罗特科夫打断娜斯佳的思考，“要不我问问别的人吧？”
“你别着急，我给。”
“你是富婆吗？”他嘲讽地问。
“并不比你富。可是我能弄到钱。”
科罗特科夫怀疑地向她斜眼一瞥。
“你那位教授的稿酬到底在哪儿呢？难道他喝酒还花不光吗？”
“这个你得问咱们的政府。所有的稿酬不知不觉就花得一干二净，可我们还得从中纳税。所以再过几个月，我也要沿街乞讨，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伸手等待施舍。但是，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我还能略微助你一臂之力。”
汽车停在娜斯佳住的楼房旁，但她没有急忙下车。她觉得还没有说出最重要的东西，天晓得，虽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喂。”她谨慎地刚一说话就停住了。
“怎么？”
“你相信这是戈尔什科夫吗？”
“你不信吗？”
“也许这是可耻的，但是我很想相信这确实是戈尔什科夫。我很想相信那个短笺不是写给我的。你听我说，我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这不是他。”
科罗特科夫在司机座椅上伸直身子，吃惊地盯住娜斯佳。
“你为什么认为这不是他？”
“我不清楚。这是我的感觉。宣布搜捕他了吗？”
嗨，妈呀，你让人喘口气吧！是我当着你的面给侦查员打的电话。难道你不记得啦？我和他谈妥，他把交办任务的文件寄过来。我已经拟好了关于行动方针的文件正文了。侦查员寄来的文件一到，我马上就发出去。”
是的，千真万确，科罗特科夫给侦查员打过电话，娜斯佳记得清清楚楚。真糟糕，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连脑子都要变成在脑颅里毫无目的、毫无益处地循环流动的液体了。
“快点找到他才好啊。”她几乎是在呻吟。
“为什么？”科罗特科夫嘲笑般地挖苦她，“你确信这不是他？”
“我不能确信。我说过，这是我的感觉。”
“喂，你可别把我也给整糊涂了。你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你总是沉默不语。如果你说有某种感觉，那就是你确信不疑了。还需要提醒你，我是你的首长吗？或者你自己考虑和领导交换一下看法吧？”
“哎呀，我现在什么也不考虑。咱们放到明天再说，行吗？早晨以前我好好琢磨琢磨，明天咱们讨论。”
“好吧，随你的便。”他叹息道，“晚安。”
楼门口很黑，惟一可以指望有一点儿光亮的灯泡还在三楼，而且微弱暗淡。娜斯佳按了电钮，从电梯升降井里顿时传来嗡嗡声，夹杂着嘎嘎吱吱叮叮当当的响声。楼很老，电梯的年头也不少。
这时候她不知怎么地就如释重负、超脱一切地想：“楼门敞开了，他走进来，捅了我一刀子。或者像不幸的米哈尔娜一样，我挨了一枪。科罗特科夫也许已经开车远去。他也深信那个舒特尼克就是戈尔什科夫，他指的就是塔尼娅，而根本不是我。谁也帮不了我啦。”这样的想法使她觉得发冷，头也微微发晕。
然而，楼门没有打开，谁也没有进来。娜斯佳顺利地走到自己的住房门前，急忙关好门，背靠门上。她就算在自己的家里啦。
今天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房子里不知为什么又黑暗又寂静。莫非丈夫已经睡觉了？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在家里？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早晨他就预先打招呼，说他要在茹科夫斯基大街上的父母亲家里过两天。学院里有一些急事要他处理，他是一个室的主任。
她刚刚解开皮鞋带儿，电话铃就响了。她艰难地在建筑材料垛之间挤过去，差一点儿碰塌这些材料垛，娜斯佳抓起话筒。
“这么晚打扰你，请原谅。我是扎鲁宾。”
“你好。你说。”
“好像是他又……”
她的心瞬间停止了跳动，接着心跳加快。
“谁？”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大叔，全副新装。真的，他身上没有证件。尸体旁边放着一条嘴里插着洋娃娃的小鱼儿。”
“你……怎么知道的？”
“这具尸体就在我负责的区域里。明天一早儿你来吧。你来吗？”
“一定去。”
你瞧，这算什么事儿！为了制止他，为了防止一个又一个谋杀案，他们谈话和商量了多少次啊，可是有什么用处呢……凶手藐视他们的一切谋划、谈话、建议、制止他的想法和做法。他按照他想好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计划做自己的事情。
应该弄清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计划拟定有多少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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