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人凶手的外祖母
七十五寿辰来临之际，我能够作出总结，我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我培养教育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外孙，他没有损害我们家族的荣誉。只有至高无上的主才知道，这对于我是多么重要，我们的家庭经受了多么大的考验。对孩子进行教育不允许我公开表露感情。当然啦，只有我的亡夫能够部分地想像到我的体验。不过我认为，我的丈夫也有同样的感受。
在我们达尼列维奇－利索夫斯基家族一百五十年的漫长历史上，有损身份、非门当户对的婚姻从来没有过。我们代代都与文化程度相当的人结婚。他们是学者、作家、医生、大学教授，没有一个不是贵族出身，没有一个是商贾后裔，并且也没有一个人是政治家和革命家。允许与我们联姻成亲的每个人，都应该无愧于我们的家族，无愧于我们的传统。这些传统我们奉若神明，万分珍惜，代代相传。其实，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应当成为无愧于祖先的人。我一生都在研究古希腊语，我的一些学术著作都是对古希腊文学家创作的研究成果。我的亡夫生前就是一个文学研究家，他的专业是十八世纪末期的俄罗斯诗歌。应该向您说明，我的父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同意我们的婚姻，他们需要不少时间才能确信不疑：尼古拉·韦涅季克托维奇·埃森和我天造地合。然而为了向我的双亲证实这一点，他必须成为文学批评界的著名专家。我感激命运的安排，我认识丈夫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花了整整十年才证明，他能与我金玉相配。我们成婚的时候，丈夫已届不惑之年，而我年龄也大了，到二十六岁了。但是，我并不抱怨父母双亲，因为我懂得：我们的家族中有损身份的婚姻未曾有过，也不应该有。十六岁的时候，我还不能判断谁有资格与我们家族联姻结亲，我们家族在一个半世纪里贡献出一个个享誉全世界的学者和文学家。
我正是这样教育我们惟一的女儿伊涅莎的。唉，时代变了，我们古老的家庭传统也无力抗拒放肆专横的风俗习惯。布尔什维克……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和大家一起侨居国外。有时候我想，我的父亲，让他安息吧，被革命思想所迷惑，丧失了理智。有时候我脑子里这样想：他根本就弄不清楚这些思想，也不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暴力的危险性，谁也不会欺侮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无论怎样觉得奇怪，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布尔什维克需要学院，为的是让学院教教那些急切夺取政权的穷光蛋们，因为他们已经得到许诺：每个厨娘都可以管理一阵子国家，在这样的学院里需要教历史课。父亲在大学里主持教研室的工作，直到他自己逝世，他的葬礼极为隆重。但是，作为一个高尚却轻信的历史学家，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布尔什维克的国家里，我们很难保持我们的传统，对这些传统我们最为珍重。
伊涅莎能够大有作为。从幼小的童年起，她就会下国际象棋，在中学里总是名列榜首，尤其在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她敏锐的智慧超群出众。我和丈夫为她选择的职业是物理学家。可是女儿呢，不管多么令人惋惜，就是对她能取得优异成绩的那些课程，伊涅莎也没有丝毫兴趣了。不言而喻，我和丈夫不赞成她考师范学院的决定。是的，我们家族过去有过教授，而且还不少呢，我们夫妇二人都是教授，但教授就是教授，可是当一个中学老师嘛，请原谅，这对于达尼列维奇－利索夫斯基家族而言，就是一种荒唐而愚蠢的举动了。但是，当伊涅莎给我讲明，她不打算到普通中学里教书时，我们也就稍觉安慰了。她感兴趣的是孩子们智力发育成熟、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和记忆力增强的方法，她打算学习和研究的乃是一门科学。
“妈妈，难道你不明白，”伊涅莎说，“我在小学和中学里能够取得优秀成绩，全靠爸爸从我四岁起就和我一起下国际象棋吗？就是下国际象棋让我具备了出色的记忆力和精确的思维能力。但另外一些素质不是靠下国际象棋，而是需要靠其他事物才能培育起来的。我就是想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这些‘其他事物’的研究工作，让每个家庭最终都能培养出智力发达的孩子。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受到师范教育和取得相应的毕业文凭。”
行啊，这听起来真是不错嘛。女儿去当一个中学老师的念头，令我和丈夫难以忍受。这种想法还是可以支持的。
“你熟悉有关的著作吗？”女儿的父亲严厉地问道，“科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做过怎样深入的研究呢？”
“爸爸，我读了大量的图书和期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这个问题，任何人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研究这个问题，你就是第一人啦？”他更加明确地问。
伊涅莎得意洋洋地微笑了，因为她非常清楚地懂得这个问题的含义。她是我们家族真正的代表，我对此表示怀疑是不对的。
“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人哩，爸爸，”她坚定地回答，“这一点你可用不着怀疑哟。”
如此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伊涅莎将要走上科学之路，并能迅速地出名，享誉科学界。毋庸置疑，她有足够的才干，甚至是绰绰有余。她将成为一个独特专业的教授，一个科学学派的奠基人，一种理论的创立者。她的名字将远播天下。这样一来，达尼列维奇一利索夫斯基家族的声誉将不会受到玷污。伊涅莎无愧于自己的祖先，这给了我和丈夫以希望：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我们能够保持和继承我们家族的传统。
然而，很快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女儿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这个人迈进了我们家的门槛儿。天啊，他在工农速成中学上学，出身于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个铁路员工，好像是机车司机，母亲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家里共有八个子女。不言而喻，教养程度连将就都谈不上，更甭说什么风度优雅和学识渊博了。我无法弄明白，伊涅莎怎么认识了这个人。原来是在共青团的什么区委会的什么部里。嘿，他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成果：上流社会学校不存在了，即使有这样的学校，谁也不能保证安全，因为有人做着强制搅乱一切社会阶层的工作。我和丈夫竭力顾全面子，不失礼。
这个人第一次来我家之后，我们就千方百计、温存委婉地让伊涅莎明白，这么一位奇怪的年轻人，未必有资格来我们家。可是女儿说出的话却让我们很久不能恢复常态。
“妈妈，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要嫁给他。我领他来正式和你们认识。”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聪明的玩笑吧？”丈夫加入了谈话，“在人文学院里学习，让你养成了奇怪的幽默感。我一向认为你有才华，应该在科技大学深造，这能很好地培养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爸爸，这不是玩笑，”伊涅莎非常认真地回答，“我要嫁给他。通过四年级的考试后，从九月份开始，我要出去度假。”
“去哪儿，你去哪儿呀？”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
“去休产假，好妈妈，”她不慌不忙地解释，“九月份正好八个月了。”
时值四月，这是个令人惊叹的月份，晴朗清新的月份，晶莹透明的月份，湿润而温暖的月份。离九月还剩下四个月了。
我和丈夫别无选择。我们只好接纳这个人进入我们的家庭。不言而喻，他有名字、父称和姓，他还把这个姓强加于我们的女儿，但对于我和丈夫来说，他永远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个骗子。这个人是个暴发户。这个人是她的丈夫。我们彼此之间永远都是这样称呼他。
开初的精神晕眩过去以后，我和丈夫镇静下来，约伊涅莎来认真谈谈。主要由丈夫和女儿谈，我密切关注女儿的反应，随时准备帮助丈夫。我们应该形成统一战线，不让伊涅莎以为，她将要生孩子做母亲了，就可以让我们变得软弱温顺了。
“你违背了达尼列维奇－利索夫斯基家族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神圣传统，”丈夫严厉地说，“你决定和这样一个人结婚，他从家庭出身到文化教养都与我们的家族不能相配。如果我和你母亲能够阻止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会阻止的。但是现在嘛，唉，已经太晚了。我们家族任何时候任何人，从未有过私生子女，而我们又不能坚持意见，要求你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嫁给……你那个工农速成中学的朋友。况且，我们不能允许你住在集体宿舍里，那儿没有学习、研究和真正好好休息的条件。我们允许你把他领进咱们家里。当然啦，他没有这个资格，在这所房子里生生死死的人都是你的祖先。但为了你和你即将诞生的孩子，我和你母亲甘愿忍受你……哼……丈夫的存在。不过，我们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务必履行，只有履行这个条件，我们在这个家里共同生活，才能行得通。”
“条件？”伊涅莎吃惊地问，无礼地直视父亲的眼睛，“怎么能有什么条件呢？在孩子要出生的时候，你们要求我和他离婚吗？”
“在达尼列维奇一利索夫斯基家族里，”丈夫自豪地回答，“其实和埃森家族里一样，不但从来未曾有过私生子女，而且也未曾有过孤单的、被丈夫遗弃的母亲。即使你自己想离婚，我们也不允许这样做。两次违背我们的传统，这甚至连想一想都不可能。有一次已经足够了。我们的条件是另外一码事。你的……哼……丈夫应当成为无愧于我们家庭的人。他应该受到优良的教育，建立辉煌的业绩。嗯，此外，他还应该养成彬彬有礼的举止风度，好让我们允许他会见我们家的客人，结识熟悉我们传统的那些友人时不觉得难为情。那么，你现在能不能答应我们，你会尽自己所能履行这个条件吗？”
伊涅莎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看着桌子正中的花瓶，然后抬起眼睛，仔细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我。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小声回答，“这还用不着我花什么气力。你们甚至不能想像，他有多么卓越的才华，有多么聪颖的智慧。他现在正写着数学论文。凭这些论文，他可以免试直接上大学二年级。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这一点你们大可不必怀疑。他将无愧于我们的家庭，也不会玷污我们的家族。至于说举止风度，妈妈，我真诚希望你给予帮助。的的确确应该养成文雅的举止风度，这一点用不着争论。”
我们甚至非常惊讶，就这么轻易地取得了胜利，我们可是做好了准备，要进行长久而顽强的抵抗。女儿毕竟是我们的女儿，是我们家族名副其实的代表，所以她理解和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啦。
于是，这个人走进了我们的家。
起初，这真让人觉得非常奇怪而害怕。他坐也不会坐，站也不会站，不会用餐具，不会有礼貌地打电话，不能向客人引见他。但是，让我和尼古拉高兴的是，这个人什么都喜欢学，努力学。原来他很想尽快地同自己工人农民式的过去决裂，从那种躯壳里挣脱出来，长出一身新羽毛。外人在的时候，我们不让他同桌共餐、入席陪客，他一点儿也不抱屈，而且还竭力在厨房里尽快地吃完饭，躲在他和伊涅莎的房间里。他非常尊敬我们，经常问东问西，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对。当然啦，否认他的勤勉是不公正的。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模范大学生（顺便说，他确实被接收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女儿一点儿也没有夸张），上完课就跑到图书馆里，晚上经常抱回家一大捆书，伏案钻研，直到黎明。我想像不到他是什么时候睡觉的。
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父亲。伊涅莎在家里照管我们的外孙，我尽自己所能来帮助她，雇了个保姆，但这个人还是挤出时间陪孩子玩耍和散步，他不是出于需要，而是极其愉快地做这些事。
过了几年，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个人真的变成了非常有教养、文质彬彬的人。并且，大学毕业之后，他继续读研究生，一年之内写完了副博士学位论文。伊涅莎谈他的才能时，看来并没有夸大其词。我们接受了她的婚姻，可是这个人终究未能成为我们的亲人。他完成论文答辩后，被委任就职，官运亨通，也得到了国家分配的住房，这时候我和尼古拉才轻松地长出一口气。但这个人最终还是一个外人，在他不能和你共住一所房子的情况下，怎么能会变得更加亲密呢？！
有一点我们可以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我们努力地、孜孜不倦地教育这个人。他接受了我们的思想和对我们家庭传统的忠诚。他很感激我和尼古拉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竭尽全力地做一个无愧于我们家族的人；他还明确地理解，应该将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外孙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他的理解很正确。
正是因为如此，当万分可怕的危险时刻来临之际（谢天谢地，尼古拉没有活到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毫无怨言地把孩子送给我，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把孩子培养成无愧于我们家庭的人，可我就能。
我还真的做到了。
◎ 娜斯佳
他还是干了……把这件事看做一场滑稽短剧，而以此安慰自己的任何根据再也没有了。他这么干，也证明他抱有重大的意图。然而，他这是向谁挑战呢？是向塔尼娅，还是向她娜斯佳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接着打算干什么？是等着看他们如何破米哈尔娜被杀案，还是不断地火上浇油呢？噢，天哪，千万不要这样啊！
娜斯佳和扎鲁宾坐在民警分局寒冷而潮湿的房间里，正是在这个民警的辖区发现了米哈尔娜的尸体。这具尸体已经放在太平间里“排”队，确切地说，是等着解剖。但是在这里，在民警分局里可以取走属于被害人的东西。提起诉讼的侦查员只把那留有弹痕的衣物送去作鉴定，其余所有的东西都一直扔在一个侦查员的保险柜里。
娜斯佳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一双三十三码的小便鞋、一副模仿特别时髦的短发型的假发。这里还有一条瘦瘦的深红色西服裤子、连裤袜和玫瑰色比基尼紧身女泳裤。没错，受害人正是要找的那种瘦小女人。
“手提包呢？”她问，“她的手提包在哪儿？”
“没有手提包。”有人回答她。
她把询问的目光移向扎鲁宾，后者点头表示肯定。
“完全可能是这样，根据女售货员们所说的话而开出的购物清单上，手提包不在其列。”
“明白了，”娜斯佳叹息道，“拎一个又旧又破的手提包，怎么能和这样的衣服相配呢。可笑至极。那衣兜里装什么东西啦？”
州里的侦查员神秘地微微一笑，又伸手到保险柜里拿东西。
“就是这个，”他说，把一个塑料小包放在桌子上，“您自己看看吧。”
一把钥匙，两块纸餐巾，两个小雕像：一个是张大嘴巴的陶瓷鱼，一个是赛璐珞的小裸体洋娃娃。
“这些东西都在尸体旁边，紧挨头部放着，”侦查员进一步说明，“洋娃娃塞进鱼嘴里，只露出两条小腿。”
“这是什么玩艺？”扎鲁宾拖长声音说，“难道是玩具不成？”
“是吧，”娜斯佳肯定地说，“真有意思，她这是怎么弄到的？难道是她偷的吗？”
“不对吧，”谢尔盖摇摇头，“她可以从家里带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是她的护身宝物，是保佑幸福的。我向布里特打听一下，他应该了解他的心上人有没有这样奇怪的癖好。”
娜斯佳两手转动几下小塑像。手指上留下了黑色的粉末痕迹。这就意味着，鉴定专家为了发现指纹，对这些小塑像作了处理。如果已经发现了指纹，那么他们已经录制好指纹胶卷拿走，而把这些不需要的小塑像留在这里了。所以，现在不必担心罪证受到损坏。
“好吧，”她站起来说，“我们不要违反游戏规则。我们留下小塑像，在没有把案子从你们侦查员手里收回之前，他会突然想起来琢磨这些东西。我只是拍个照片，可以吗？”
“没问题，”州里的侦查员显然很轻松，“怎么样，还有机会把案子转到市里吗？”
“机会还不小哩，”扎鲁宾微微一笑，“所以你可以喘口气了，我的同事啊，你肩上的担子很可能要轻多了。”
他们乘电气列车回莫斯科。令娜斯佳十分惊讶的是，整个车厢空荡荡的。只有三个半大孩子兴致勃勃地起劲地打牌，时不时咕咚咕咚地对着瓶子喝啤酒。
“真没有想到，”她惊讶地感叹说，往窗子旁边坐下，“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空的车厢。”
“无知，”扎鲁宾讥讽地拖长声音说，“一眼就看得出，你很少坐车。”
“怎么回事？”
“这么回事，这是没有暖气的车厢。有几块玻璃打破了。过十分钟，你就会觉察出来了。在这儿任何人都不能坚持十分钟以上。你不信——到隔壁车厢，你就会口服心服啦。”
娜斯佳环顾车厢。是的，果然有四扇窗子上面没有玻璃。想到即将来临的寒冷，她已经瑟缩成一团了。电气列车开动了，车厢里顿时冷风飕飕，完全不是温暖的秋风了。
“喂，怎么样？”扎鲁宾问，“咱们换个地方，还是坐在这儿不动？”
“坐在这儿不动，”她坚决地回答，坐得略微舒服一点儿，“在这儿可以稍微聊聊。我要是冻僵了，万不得已，可以蹦跶蹦跶嘛。另外，这儿还可以抽支烟，不用走到通过台，这么大的风，谁也闻不出烟味。你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小塑像吗？”
“不知道。”他耸耸肩膀，“我没有注意。在纪念品商店或者玩具店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可我不去这些地方。”
“在熟人家呢？或许在谁家的什么架子上放着这种东西吧？看到过吗？”
他否定地摇摇头。
“没有发现。行啦，你别绞尽脑汁啦，我们就要到莫斯科了，咱们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布里特问问。在米哈尔娜的案子上，他可能跟杀人凶手没有丝毫关系。”
“杀人凶手，杀人凶手，杀人凶手……”随着车轮子哐当哐当撞击的节拍，娜斯佳不停地嘟嘟囔囔，“有一点很清楚了：这是个男人。这还算好。如果是个女人，她不会忘记买新的手提包。”
“可这本来是姑娘们买的呀。”扎鲁宾反驳道。
“她们是遵照罪犯的吩咐买的。他说买全套衣服，她们就照着做了。没有得到买手提包的指示，她们不敢擅自行动，即使她们想到了手提包。”
电气列车还没有抵达莫斯科，娜斯佳就已经彻底冻僵了。
走在月台上的时候，她只有一门心思：喝上一杯热咖啡，洗个热水澡，再躺进暖融融的被窝里。然而，唉，这种奢侈的享受还远着呢。
◎ 扎鲁宾
寻找布里特没少费时间。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完全沉醉不醒哩，渴望与人交谈，因此在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时，向他提问可不那么简单容易啊。
“噢，首长啊，米哈尔娜原来度日如年……您……不，那您倒是说说，为什么有的人拥有一切，有的人一无所有？米哈尔娜比我，比塔玛尔卡，她哪一点儿好，啊？为什么她成了幸运婆？钱多得花不完，过上了新生活，现在连对老朋友也不肯露面了……”
“布里特，你想想看，米哈尔娜家里有没有陶器玩艺儿？譬如陶瓷鱼。”
“去你的吧，现在干吗说这些玩艺儿？”布里特避而不谈这件事，“有，没有——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些东西在她的新生活当中毫无用处嘛。她失踪了，全完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说，连个地址也没留下。你倒是说呀，有这么跟朋友打交道的吗？”
布里特还挺委屈，其中大部分和嫉妒心搅混在一起，他需要发泄。
扎鲁宾心知肚明：布里特要把自己所想的一切统统讲出来，而且要反复讲十五次，在此之前，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只得耐心等待。
扎鲁宾终于抓住对方炽烈的情绪稍有减弱的时机，重新提出自己的要求：“你还是想想吧，米哈尔娜有没有随身带什么玩具或者小塑像一类玩艺儿的习惯呢？也许她收藏这些东西吧？或者她保存这些东西是纪念什么吧？你想想吧，劳你多多费心。”
“得绞绞脑汁……”布里特含含糊糊地嘟囔，向扎鲁宾投以十分意味深长的目光。
扎鲁宾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纸币，布里特的双眼死死盯着它。
“你想想吧，”侦查员的话音里充满温情和耐心，犹如跟一个小孩子讲话一样，“你想一想吧。”
他把十卢布的纸币藏到兜里，他好像是完全偶然地、毫无用意拿出了这张纸币。由于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布里特满脸是痛苦的失望，这失望很快又被愤恨取而代之。
“想想那个坏女人是吧？”他愤恨地回答，“我的麻烦事够多啦。现在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她现在过着什么新的生活，她会想起我们过去的那些好事吗？唉，这就是忘恩负义呀！她一倒霉，就跑来找我；她一走运，就忘了大伙儿，第一个先忘了我。连再见都不说，这个母狗！”
任何别的办法都不能让布里特打住不说这些话，不得不采取猛烈而严厉的措施了。
“布里特，”扎鲁宾严厉地说，“你别骂米哈尔娜啦，别用这些不堪入耳的话糟蹋她啦。她，真的失踪了，但是她没有错。她死了。”
布里特莫名其妙地死死盯着他。
“这怎么会……这哪里会……”他嘟嘟囔囔地，“难道她真的病了，可我们都没有及时去找她，是这样吗？”
“不是的，她没有病。她是被人杀死的。所以，你还是把你的委屈藏个地方，好好想想我问你的事儿吧。”
“是小塑像的事儿吗？”
“是的。”扎鲁宾肯定地回答。
“不。”
“什么‘不’，讲明白点儿。”
“不……等一等，她是怎么被杀的？谁？因为什么？”
扎鲁宾冷冷一笑，又掏出了那张十卢布的纸币，递给他。
“给你，为悼念她的亡魂喝一杯吧。如果我知道是谁和因为什么杀死了她，我就不会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不会问东问西折磨你了，明白吗？她家里有没有小的陶器玩艺儿？有没有各种小人呀、小动物啦、小鱼儿啦、小木偶哇？有没有塑料洋娃娃？”
布里特的跟神里渐渐地有了一定程度的悟性。
“没有，”他坚定地回答，“一次也没有见过。”
“她没有讲过她经常随身带着什么护身符吗？”
“没有讲过。”
扎鲁宾再一次回忆了在米哈尔娜住宅里寻查的情况。他觉得，昨天寻找证件的时候，所有的箱子、柜子都看过了，但和在兜里发现的那些玩艺儿相似的东西，一件也没有。
“说不定她家里很久以前有过这些小玩艺儿，而后来她卖掉了这些东西，或者送给了别人。啊，是吗？你认真地想一想，这种事儿她一点儿都没有讲过吗？”
“一点都没有。我记得清。”
从一个酒鬼的嘴里得到的这种证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别的信息来源横竖也没有发现。可以向米哈尔娜所有的酒友挨个儿询问，可是他们的话未必能有更大的可靠性。
扎鲁宾没有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的时间。今天他计划好了要做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既不能取消，又不能拖延。其中一件事就是他要同一个人会面，这个人向他介绍了自己住宅楼居民的各种情况。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楼。全楼共有二十套住房，几乎所有这些以前的公共住房现在都成了分而居之的住宅，在修缮或者改建之后，卖给了完全独立的人们。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完全是依靠诚实的手段挣钱。至少是出于纯粹预防性的需要，民警局对这些人予以关注。这座楼里的公共住房只剩下了两套，向扎鲁宾提供信息的人长期住在其中一套里。由于残废，这人不能上班工作了，因为烦闷和无聊，他就仔细观察本楼为数不多的住户的生活情况。
今天扎鲁宾对上述这座楼毫无兴趣，但应该经常会见那些提供信息的人们，并作相应的记录，这是制度。
“你听着，”化名为卡申的这个人迟疑了一阵，末了说，“我身上又疼起来了……没有忍耐的力气了。我告诉大夫了，他给我胡乱开的东西，不管用。熟人告诉我有一种好药，但是很贵……一点儿忙都帮不上吗，啊？”
“我们想办法，”扎鲁宾允诺道，“你这就告诉我，你在阿尔巴特各条小街有没有熟人？”
卡申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你倒是想知道什么呀？”
“那你是否记得一个人的名字：娜杰日达·斯塔罗斯坚科，外号叫娜季卡·坦措尔卡，住在弗拉西耶夫斯基小街。星期六不知何故她突然得到很多钱，大约在十七时左右，在街上可以看见她穿着一身新衣服。银灰色的披风、短短的黑色假发套。旁观者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假发，是很好的一种短发型。不过米哈尔娜是可以打听到的，她的面庞很有特点，容易记得住。都听明白了？”
卡申聚精会神地听完扎鲁宾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再一次点点头。他明白年轻的侦查员向他讲述这一切的目的。这样的情况以前有过。但是，卡申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扎鲁宾没有想到怀疑。尽管扎鲁宾所在的侦查机关的人员定额极其特殊，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热爱、珍惜和精心呵护自己的机关，扎鲁宾就是这样一个工作人员。他相貌平平，年纪轻轻，这不允许他在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那些人当中获得信息资料。由于某种原因，他也没有学会博得女人对自己的好感和赏识。然而，酒鬼、流浪汉、暂时或者长期没有工作的人、领取养老金和退休金的人，都令人费解地不知怎么着在一瞬间就痴迷于他的魅力，继而崇拜他的权威。他们认认真真地向他提供信息，而扎鲁宾本人不但从公务上关注他们，而且对他们给予正常的关心和体贴。一旦需要，他就助他们一臂之力，譬如，现在他就帮助卡申治病。
回到单位，扎鲁宾就把一张空白纸放到打字机上，打印出一份材料，注明昨天的日期。
卡申在一次秘密的谈话中告诉他：星期六十七点钟左右，他看见了米哈尔娜……。得到这个信息后，扎鲁宾向卡申讲明了下一步的任务：继续搜集米哈尔娜及其周围人们的情报，竭力查清她得钱的来源。然后，他要把这份材料送到一个部门，在上面编上登记号。还要再写一份证明，证明对及时提供了重要信息的卡申，应该奖励现金一百卢布，而且还是新面值的卢布。他要是买药，这些钱应该够用了。依靠国家规定二百一十五卢布的退休金过日子，好药是买不起的，这是真的。可是人是应该爱护的。用民警的行话来说，这就叫做“伪造证据”，但要知道这是为了——有些警察和自己的线人相互勾结，“伪造证据”，得到钱就一起喝酒花光。这是常有的事。然而，扎鲁宾从不这么干。
◎ 伊拉
今天是她的闲日子。闲的意思在于：斯塔索夫一大早就把小格里沙送到自己的母亲那儿了。这是一项必须严格遵行的规矩：每周二把孙子送到祖母那儿，斯塔索夫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十岁女儿莉丽娅，下课后也来到祖母家里。按照斯塔索娃老太太的观念，星期六、星期日，孩子们应该和父母在一起；而每逢星期二是图书馆休息日，她可以不去上班，孩子们跟她在一起。
每逢星期二，伊拉都去逛商场和大商店，带着一岁的孩子逛这些地方很不方便。至于说把小孩子放进小推车里丢在街上，自己逛商店，这根本就没门儿。特别是在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件之后，这样的事甭想！那是在妇女咨询处门口，一个还在喂奶的孩子就是在小推车里被人偷走了。当时年轻的妈妈只不过是到妇女咨询处顺便看一眼，向在她怀孕的艰难期间帮助过她的大夫们表示感谢。她走出来——孩子不见了。整个莫斯科当时都怒吼了。电视台、广播电台播放了多少次，座座大楼的墙壁上贴满了寻人启事：求助寻找叶戈尔！可一切都徒劳无益，终究没有找到孩子。母亲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也自尽了。每一次想起这件事，伊拉就哭哭啼啼，既怜惜那位不幸的母亲，又担心小格里沙。
所以今天，星期二，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她拟定好一个必购物品的单子，想了想路线，就直奔一个大型购物市场。寒冬临近，斯塔索夫需要一条新围巾，塔尼娅需要一件体面的西装上衣，最好是灰色或者深蓝色的，她自己也该换一条牛仔裤了。由于和小男孩在地板上没完没了地乱闹腾，裤子的膝盖部位快磨破了，有碍观瞻。还应该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一双厚袜子。天冷的时候，在家里穿这样的袜子特别好，比穿平底便鞋可强多了。买完这些东西，她还要到附近的食品批发市场看看，她要储备一些植物油、酵母和面粉。同其他饭菜相比，伊拉最爱做各种各样的大馅饼、包子和小圆面包。让她料理家务，面粉和酵母消耗的速度特别快，简直像火箭升天一般。
到市场可以乘公共汽车去，可是伊拉宁愿步行走过去。
等到她刚要迈过入口大门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对她说：“哎呀，姑娘，可爱的姑娘啊，求您帮帮我吧，”这素不相识的女人哭诉着，递给她一张什么纸，“我撕不开这张彩票。我买的，却撕不开，没力气啦。我有病呀，可是您这么年轻，您的力气大呀……”
伊拉机械地接过一张用一个小小的镀锡铁环穿套几次折叠的彩票，试着把它撕开，可是这项任务原来不那么简单。彩票原样没变。她预感到有点儿不妙，迅速地把彩票还给那个女人。
“对不起，”她小声嘟囔，“我有急事儿。”
但是，她走了几米，上面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这一回求她的是个年轻姑娘，满脸痛苦的表情。
“劳驾，求您帮忙撕开彩票。我撕不开。我买了……”
伊拉装出没听见的样子，匆忙地溜过去了。“她们老惦记着彩票”，她这么想了想，就开始寻找必须买的东西。
过了不到两分钟，又听到旁边有人说：“对不起，您能帮帮我吗？我买了彩票，就是拆不开，我不会……”
“您这是怎么啦？”伊拉很是惊讶，“你们有多少呀？每一步都有人纠缠！”
一只沉重的手按住她的肩膀。她惊恐地扭过头，看见一个魁梧健壮的监管员，一脸冷淡不恭的神情。
“喂，离开这儿。”监管员压低嗓门说，“快点儿，快点儿。别让我再看见你，快走！”
她一个身材苗条秀美的年轻姑娘，比起他这个庞然大物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他轻轻一推，伊拉就向前飞了三米远，差一点儿摔倒在地。她勉勉强强地清醒过来，强咽下恐惧和委屈的眼泪，咬紧牙关，走在排排货摊中间。
她不断碰到手里拿着彩票，话音令人伤心的女人，她也不停地受到恐吓，简直是每隔两三分钟，伊拉就感到恐惧和烦恼。她竭力保持镇静。她转移视线，装出耳聋的样子，或者用表示歉意的口吻小声嘟囔“请原谅，我没有空儿”，就匆忙走到一旁。因为紧张，她的注意力分散了，她看着那些挂在货摊上的物品，却弄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她要买什么东西，她在这儿要找什么东西。正当她的神经紧张到极点的节骨眼儿上，又有人找她了。
这一回是一个脏兮兮的大娘，她满嘴金牙，一副茨冈人的模样。
“喂，美人儿，行行好吧，求你打开这张彩票行吗，啊？我两只手不听使唤啦，我有病呀。”
这时候伊拉忍耐不住了。她忘记了小心谨慎，大声喊起来：“你们有没有良心哪？你们的彩票整得我喘不过气来！每一步你们都缠住不放，躲也没地方躲！放开我吧！我马上叫警察啦！”
有人从后面抓住她，轻轻地把她提起来。
“赶快离开这儿，要不，叫你粉身碎骨，你懂吗？喂，快跑吧，你！”
抓她的人让她挣脱了，却没让她扭头看。凭他把她提起来的轻松劲儿，站在她身后的这个监管员，比前面一个一点儿也不逊色。这个市场曾经有个组织得很好、纪律性很强的工作组。只是这些监管员这样做干什么，倒是令人莫名其妙。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助人为乐。
伊拉费尽全力穿过人群。由于恐惧，她看不见眼前的任何东西。她甚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来到出口旁边的。想必是两只脚自己把她送到这儿的。只是跑到食品市场的时候，她才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愤怒和恐惧使她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伊拉？”就在自己的身边，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您怎么啦？您为什么哭呢？”
那位邻居大驾亲临她的面前。他身穿廉价的短上衣、旧的牛仔裤，两手拎着手提包。
“哎哟，安德列……，，
她把脸埋进他的上衣，先是偷声饮泣，继而嚎啕痛哭起来。
这位邻居温存地不停拍着她的脊背，等待她安静下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亲爱的？您的钱包被人偷了？”
伊拉突然想起来，伸手到提包里摸摸。没有丢，一切正常，钱包还在。她取出手帕，擦干眼泪，愤怒地颤声向安德列讲了自己在市场上的遭遇。
“我想去报告民警局，”她坚定地说，“真是太不像话啦！青天白日，死乞白赖地纠缠人，显然是要干什么卑鄙的勾当……”
“什么勾当？”邻居天真地询问。
“唉，我不知道……”她惘然若失，“不过，肯定是卑鄙勾当。难道不是吗？”
“可能是吧。”他同意道，“不过，伊拉，我亲爱的，您是很了解民警局的。仅有怀疑是不能找民警局的，找民警局要有事实才行。譬如，有失窃或者受骗的事实。您被人偷了吗？”
她摇摇头：
“谢天谢地，还没有。”
“您被人欺骗了吗？”
“也没有。我没有让他们得逞！您明白吗？我自己没让他们得逞！”伊拉仍然情绪激昂，“如果我陷进这个彩票事件，还不晓得事情会怎么结束呢。我想警告民警：市场上盘踞着一伙匪帮。让民警清除掉这伙匪帮。”
安德列响亮而和善地哈哈大笑。
“喂，您听我说！难道您认为民警局对这种事一点都不知道吗？亲爱的，您把民警想得太差了吧。您应该知道，咱们亲爱的民警局知道一切事，了解所有人。所以，他们也清楚地了解这些持有彩票的人。”
“那他们为什么就……”
伊拉卡壳儿了。她真的失去理智了？这么多年她生活在侦查员塔尼娅的身边，和在刑侦处工作了二十年的斯塔索夫结为亲戚，每天读书、看电视，经历了这一切，她的举止竟然如此愚蠢！不可原谅！这是因为恐惧和紧张把她搞糊涂了。问题涉及别人的时候，能够正确而冷静地判断事物；问题关乎自己的时候，头脑就完全不一样了。
“您说得很对，”她小声说，“我一下子没有弄明白。当然啦，要是去民警局，可真是愚蠢透顶啦。他们是一伙的。我就是被吓坏了。您知道吧，他们的人多得很哪，监管员都那么粗壮高大……”
她又要哭，可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这样就太好啦，”邻居微笑道，“您买完东西啦？”
“没有，我还得买点儿……”
“那好极啦。我也是来买吃的东西。咱们一块儿慢慢悠悠地逛商场，买些需要的东西，再乘车回家。您要保证：再也不哭啦。”
身边有这位高个子、宽肩膀的邻居，伊拉就完全不害怕了。
仅仅过了十来分钟，她就又像平常那样满面微笑，嘁嘁喳喳说个没完了。
“请您多买些吧，”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有我跟着您呢，用我这个劳力吧，我全拿得了。”
“听您的啦，”伊拉高兴地卖弄风情，“我要买面粉，不是三公斤，是五公斤。只是您得答应：每天来我家吃馅饼和包子。”
“您买十公斤也行，”安德列附和她，“我要一天两次到你们家里，还要随身带走一些。”
但是，他们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她的兴奋劲儿又消失了。伊拉又一次想起了她经受过的恐惧，坐在那儿，神情忧郁而低沉。
“伊拉，您是这样……”邻居迟疑了一下，寻找合适的词儿，“无力自卫，难道不是吗？特别是塔尼娅和她的朋友出了事儿之后，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可怕啦。顺便问一句，塔尼娅告诉您了吗？”
她抬眼看着他，满目忧愁和疲倦，纳闷地反问：
“告诉我什么呀？”
“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您没有给我打电话，就不要给任何人开门。我自己先出来到楼道口看看是谁来了。”
“您要是不在家呢？”
“那就干脆不开门。您甚至不用走到门旁，也不要问是谁。”
“您得了吧。”她微微一笑，摆摆手。
“为什么？”
“咳，这怎么能不开门呢？我不懂。”
“这太简单啦。不开门就是啦，这有什么作难的。我劝您相信，这比您想的简单多啦。难做，可这是什么都不做呀——根本不难嘛。”
“如果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如果您不在家呢？”安德列以问作答，“本来嘛，可能就有这种情况：您根本就不在家里。”
“可是我本来就在家嘛。”伊拉反驳得也有道理。
“就算在这个历史时刻，您不在家里，正在公共汽车上，”邻居笑了，“简单说吧，伊拉，就让咱们严肃认真起来吧。星期六发生的事真的让您的亲戚深为忧虑。既然她是一个知识丰富、很有权威的人，我认为她有担惊受怕的理由，要不然，她就不会这样焦急不安了。您可以不相信我，但应该相信她吧。咱们随时还可以出去走走。”
他把沉重的手提包一直拎到他们住的楼房，还顺便送到斯塔索夫的家门口。他就便看了一眼门锁，赞许地点点头，说：“您家门很好，锁也不错。可是，亲爱的，您要注意呢，好门好锁挡不住想害您的人。我请您务必听我的劝告。”
伊拉在邻居走后关上门，就着手做饭炒菜。她无论如何也忘不掉市场上发生的事情。强烈的恐惧感过去了，但是她仍然困惑不解，她希望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终究没有找到答案。只好等到塔尼娅或者斯塔索夫回来再说啦。他们准能知道所有这些花招。
听了她悲伤而愤慨的故事之后，斯塔索夫笑了好长时间。
“喂，你干吗哈哈大笑呀？”伊拉委屈地问，“你觉得好笑，而我呀，你知道，吓得够呛。”
“我能想像得到。你是咱维护法制的小战士。不过，伊拉，有一点你说得对：不管你如何痛苦和屈辱，去民警局——这毫无意义。这些人确实是一伙的，但只是凭怀疑去找民警局，会受到嘲笑，被人家用脏抹布赶出来。咱们的这个邻居原来是个聪明人，能够很快地搞清楚这件事。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聪明劲儿是从哪儿来的，他可跟你不一样，没有和代表民警局的人生活在一起呀。”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骗子，还是别的什么人？”好奇心很强的伊拉颇感兴趣地问。
“二者必居其一。最有可能的是，这是团伙扒手。你把彩票接过来，没办法撕开，你两手拿着，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彩票上。这样手提包或者衣兜就失控了。这就是全部的奥秘。也可能有更加复杂的情况。例如，你撕开彩票一看，原来是张中奖票。那时可怜的女人就开始向你述说，她有急事，家里有个患病的孩子，或者电气列车马上就开走了，她建议你代替她去领奖，而你马上给她彩票上的钱数。或者甚至给她较少的钱数，因为她实在太着急啦，她宁可同意得到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钱数。例如，彩票上注明中奖额为一百卢布，她要求你给她哪怕是七十卢布，因为她的时间更加宝贵。你呢，就高高兴兴地把钱交给她，照着她讲的，跑到卖这种彩票和发奖的地方。自然而然，那儿什么也没有。或者有，但不是你要找的；或者有你要找的，但你的彩票上却没有水印，是伪造的。这就像俗话说的，一切完蛋。还有一种情况：彩票上注明中的不是现金奖，而是实物奖，譬如是微波炉，其做法大概是：那女人说她没有时间或者她不需要微波炉，甚至是免费，或者是收取微不足道的补偿费——二三十卢布，就把彩票送给你啦。你拿着这张彩票去找销售彩票的人，他令人伤心地告诉你，他这里只有一个微波炉，可是中这种奖的彩票却有两张。瞧，站在旁边这个人，他刚刚买了一张票，上面也写着‘微波炉’。于是他建议你们二人仿照打扑克赌博的方式赌博，胜者得到微波炉。出钱下注，谁出的钱多，谁是赢家，谁就把所有的钱和微波炉统统拿走。接下来一切都清楚明白了。那位可爱的叔叔手里的钱永远比你的多，就算你是百万富婆也不行。因此，你就走开了，没有得到微波炉且不说，还落得一文不名哩。总而言之，伊拉，你是咱们家的好汉，你没有任人摆布，没有上当受骗。但是，不能再出现在这种场合啦，这一回你犯了一个错误。你要记住，现在很少有人单独行事，即使你稍微尝试揭露任何一个人，你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不是虚指，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挨打受欺。我答完你的问题了吗？那好吧，你回答我的问题吧：第一，我妻子在哪里；第二，什么时候让我吃饭呢？”
“你妻子说过，她晚点儿回来。她到彼得罗夫卡找娜斯佳了，她们在那里商量什么事。我马上让你吃饭。”
斯塔索夫没有等到塔尼娅回来，他还要到母亲那儿去接格里沙。没过多大一会儿，伊拉又独自一人留在家里了。
快到晚上十点钟了，一种下意识的恐惧感控制着她，身处于这套空空荡荡的住房里，孤独感更令她难以忍耐。塔尼娅到彼得罗夫卡去了，就是说，她在那儿不单单同娜斯佳一个人商量事情。要不然，和往常一样，娜斯佳会来她们家做客。难道一切都这么严重吗？难道安德列说得很正确？
真不想相信这一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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