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扎鲁宾


  民警侦查员谢尔盖·扎鲁宾过去喜爱自己的工作,这一点颇像娜斯佳。但是,与娜斯佳不同,他缺乏耐性,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伏案思考。更令他受不了的是撰写各种文件。但撰写报告、材料却是侦查员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这部分工作总是让谢尔盖生气不已。最令人惊讶的是,扎鲁宾的写作水平原本超群出众,他童年时代就会作诗、写小说了;上小学、中学的好多年,他是班级墙报无人替代的编辑,不但其他各班同学经常跑过来看他们班的墙报,而且老师们也跑过来看。然而,墙报就是墙报,其实质在于,它应该是“写成的”,而侦查工作呢,这是揭露罪行呀,扎鲁宾怎么也闹不明白,为什么搜寻罪犯和舞文弄墨密不可分呢?他没有看清其中的合理意义,因此就竭力躲避案头工作。只要他理解和赞同任何一项工作的意义,他总能轻松地做好这项工作。不然的话,他的手脚就像被捆住一样,停止不动,脑子里什么也不想,手指头也不会按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键了。
  一位“相貌和年龄都不确定的”女人,好像是她交给瓦尼亚一块写着标语的硬纸板和一百美元纸币,搜寻这个女人正好是扎鲁宾爱干又会干的那种活儿。这位女士“不确定的”相貌和年龄说明,应该在阿尔巴特街上的女酒鬼堆里寻找她。星期六的整个晚上和星期日午饭之前,他就在狭窄而弯曲的小街上游来逛去。就在首都的中心,在直接同座座豪华楼房和大量外国使馆相毗邻的这些小街上,满目竟是赤贫、污秽和衰败的景象,令他震惊不已。扎鲁宾用眼打量和辨认自己的目标,他熟悉有些人的面目,甚至知道他们的名字。正是在这儿的民警分局里,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在这个区域和人聊天,搜集情报,他并不感到困难。
  然而开始的时候,在搜集情报的事儿上,他的运气并不好。对于那些在这儿经营商店、货摊和抽彩的大小老板们的性格和习惯,他倒是打听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儿。但是,关于那个突然有着美元奇遇的女人的任何实质性的信息,他暂时还没有听到。这很奇怪。扎鲁宾了解酒鬼们的脾气、性格和习惯,他不能相信,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就在当天,在那一时刻,不向自己的酒友讲述这样的奇遇。如果瓦尼亚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确确实实是那个不知姓名的女人给了他美元和标语,依据这个女人的相貌判断,无论如何她既不可能是标语词句的作者,也不可能有那“多余的”一百美元。那么可见,她是受雇于人的了。不过,雇用人力意味着向受雇者支付佣金。况且,考虑到这个女人的特点,雇主当时应该是相信她能够完成任务,相信她在那绿色纸币装到兜里之后不会溜之大吉。如果雇主愿意支付给这个女人的佣金少于瓦尼亚认为应当支付的数额,那么这样的事儿就一定会发生。是的,雇主应该是支付较多的钱,否则,这个女人就会毫无疑问地携款逃之夭夭。由此可见,昨天在阿尔巴特街上的酒徒之间,这个巨大的美元数目肯定应该成为一个刺眼的亮点。即使这个可恶的女酒鬼表现出一个酒鬼前所未有的谨慎和吝啬,即使她不向别人说出她现在有多少钱,那么她一定会宴请最亲近的人。要知道,如此行事正是这类人必然的、不会改变的性格特征:一旦手中有钱,他们就宴请朋友,有时连续宴请所有的熟人,因为谁做东请客,就象征性地意味着他在朋友中的威望和尊崇,哪怕这样的威望和尊崇是短暂一时的。你们一无所有,可是我有哇。我还不是一切全完了,我还能有所作为,我还有成功的希望,机遇降临我身,命运从你们当中选中了我一人,向我表示祝福。
  但是,某个人在星期六这天用来路不明的钱做东请客这件事,扎鲁宾却没听到一个字儿。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两个:要么那个女人不是阿尔巴特街上的人,要么她已经不在人世。
  扎鲁宾不愿这样想,因为这样一来,整个情况一下子就复杂多了。“不是阿尔巴特街上的人”意味着什么呢?她未必是从莫斯科别的区来到这里的,因为酒鬼们不喜欢东游西逛。来往赶路需要花钱买票,而且很贵。可以不买票,但有被发现受罚的危险,那时花的钱更多。步行吧,又没有力气。况且,又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刺激,她从自己所在的区跑到这里图什么呀?这里的一切又没有抹上蜜,空瓶子的数量也不比其他地方多。就算她是应邀到谁家里做客吧,那么,找到她的机会可就少了,就得从普列奇斯卡一直到大尼基塔街。星期六某女士是否来他们家做客?她是否讲过突然得到不少钱,或者她没有讲钱的事儿(这完全可能),可是她举止反常,非常高兴和激动。或者正好相反,她不知为什么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这活儿可得干它一年啊!
  还有一种解释,可以说明这个“外来的”女酒鬼是怎样来到新阿尔巴特街的。但是,这种解释完全是逻辑上的,所以经不住任何批评。神秘莫测的男雇主(或者甚至是女雇主)自己可以把这个女人拉过来,他(或者她)事先考虑好,为了同举标语牌的人发生联系而需要一个顶替自己的人。但是,这就超出了一个人力所能及的、正常做计划的范围:雇主原来是知道将要播出的节目,该节目在莫斯科的什么地点进行现场直播,演播室里谁是节目的嘉宾。可以肯定,他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塔有熟人,甚至电视频道工作人员中大概也有他的熟人,所有这一切他都可以打听清楚。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情合理的解释是,那块小标语牌是事先准备的,在家里用纸制作,把纸在左右两边卷在两根木棍上粘好,两手执木棍就很容易地举在聚集的人群头顶上面。
  做什么事都喜欢事先准备好的人,他的确会这么干。实际上不然,标语是写在从包装箱上扯下的一长块硬纸板上。
  事件发生之后,当地分局的小伙子们立即大干快干,翻遍了该区所有的垃圾箱,在一个冰箱下面找到一个被扯掉一块的空包装箱。小伙子们也不偷懒,接着就把标语牌按到包装箱被扯下一块的空位置上,结果是正好严丝合缝。由此可见,女酒鬼身后的神秘人物对自己的狂妄行为,并非事先有所准备,而是在行动过程中,看到电视转播以后,临时想出来的点子。所以说,那个女酒鬼不是他自己随身带过来的,而是他直接在这里,在阿尔巴特街上碰到的。
  如果这个女人已经不在人世的话,那么事情就糟糕透顶了。第一,这就是杀害,换句话说,就是剥夺与自己相平等之人的生命。第二,这说明,一个疯狂的百万富翁开了个荒唐而愚蠢的玩笑的说法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开玩笑,通常是不会杀害见证人的。

  最坏的猜测似乎开始得到证实,因为扎鲁宾早就知道那个酒鬼兼小偷韦尼阿明·波利尼科夫,他的另一个名字文卡·布里特更加出名。
  扎鲁宾在星期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找到了他,他对扎鲁宾说:“我自己活得挺好,谢天谢地,我们大家一切都很好。你还记得塔玛尔卡吗?”
  “怎么能不记得?”扎鲁宾微微一笑。
  “得了吧,”布里特冷笑道,“你才不会记得塔玛尔卡呢。就是你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
  “不是我,是法院。”侦查员纠正道。
  “哎哟哟,算了吧,我们知道你们这些法院。如果不是你为她开具证明,任何法院都干不成事。”
  “这倒是真的。你呢,什么要求也没有,你满意吗?”
  “可不是,我怎么着,”布里特嘴咧得像笑的样子,露出满嘴的龋齿,“我甚至活得更好。有孩子在身边,你就不会痛苦,快乐得睡不着觉。可在这样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就知道唱歌、睡觉,我不愿意。”
  “塔玛尔卡自己怎么样?她很想女儿吗?”
  “塔玛尔卡呀?”布里特哈哈大笑,“在应该让谁为她掉眼泪的时候,她才会想起女儿呢。她多么不幸啊,她已经失去做母亲的欢乐了,已经脱离亲骨肉了。剩下的就是每逢节日,亲戚送给她几个钱。她还说呢:‘就得让他们给我掏钱,要不然,我就把女儿要回来。’昨天就是她的命名日,大家又一回猛喝狂欢。”
  “你们一起饮酒取乐的人多吗?”扎鲁宾想着别的事情,为了继续谈话,很感兴趣地问。
  “我们呀?我这就数一数。”布里特皱起眉头,屈指数起来,“你瞧,我和塔玛尔卡——这是两个。她的相好——三个了……这个……这个……还有三个——那么总共是六个人吧。大家还等娜季卡来着,可是她,这个母狗没有来。也许是她厌恶我们了。”
  “哪个娜季卡?”扎鲁宾警惕起来。
  “就是那个娜季卡·坦措尔卡①。你怎么不记得啦?她小小的、瘦瘦的,很不起眼。她原来是芭蕾舞团的。”
  【① 娜季卡是娜杰日达的小名之一。坦措尔卡是俄语单词 Танцорка的译音,义为女舞蹈演员。由于娜季卡原是芭蕾舞演员,波利尼科夫等人就送给她一个姓——坦措尔卡。】
  扎鲁宾想起来了。这个女人他听说过,但未曾认识她。这个妇人不来庆贺女朋友兼女酒友的生日,不参加白吃白喝的宴会……这真是太有趣啦。
  “那她为什么没来呢?”他并不掩盖自己的兴趣而发问,“可能是她忘记了命名日啦?要不就是她忘了,谁也没有提醒她?”
  “她真是全忘啦,”布里特轻蔑地嗤出声,生气地唠叨,“我昨天就在那条小街上碰见她,告诉她塔玛尔卡的事儿。忘记了?怎么会呢!”
  “算啦,你告诉了她,可她怎么着?”
  “她迟疑了一下,就说:我去。”
  “就她一个人吗?”
  “确实就她一个人。”
  “你碰见她的时候,她干什么呢?”
  “天哪,就是干她平常干的活儿呗,捡瓶子嘛。”
  “是呀,这就不像话啦,”扎鲁宾摇头道,“知道了庆贺女朋友生日的邀请,却又不来——这的确是够缺德的。”
  “没错!我说什么来着?她是一只母狗。”
  “先别急,别马上就责备她。说不定,她有重大理由呢,可你却急不可待地抱怨人家。她不去为塔玛尔卡庆贺生日,她是怎么解释的呢?”
  “她根本没有作任何解释,”布里特突然火冒三丈,“从那个时候起,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么,你最好能到她家去看一下。我可搞不懂你呀,”扎鲁宾严厉地说,“你的女朋友,我甚至可以说,你的一个善良的熟人吧,答应来庆贺朋友的生日,却没有来。而你竟然对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要是她突然病倒,不能起床呢?她正在等你呢,等着你,她的朋友,关心她,去找她,探望她,给她买药,或者给她叫来大夫。可你呢,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还骂她是母狗。这可不应该啊,男子汉可不是这么办事儿的!更何况是朋友呢。”
  扎鲁宾了解布里特的弱点。他过去是个老师,他总是在教诲大家,要求同他交往的人们遵循人格准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友谊,互相支持和互相救助。现在他已经年近五十岁。尽管他在学校工作不到二十年,无度饮酒却已有二十年,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习惯,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侦查员的一番话使他变得认真起来。
  “当然啦,她可能得病了……总的说来,她身体健康,我不晓得有谁能像她那样百病不侵。倒是真的应该去看望她。”
  “你想去,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扎鲁宾建议道,“我反正应该往那边去。”
  “咱们走吧。”布里特点头同意,“要是她病了,你就给她叫急救车,行吗?你还是警察嘛,他们听你的。”

  他们不慌不忙地来到小弗拉西耶夫小街,走进散发着粪便气味的楼门。那女人的住宅在二楼。
  按门铃,没人开门。敲门,一样没人开门。
  “嗬!”布里特生气了,“她不在家,可你还说她病了。想必是在什么地方闲逛哩。嘿,真是一个母狗。她以前总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可她呢,活见鬼,是芭蕾舞演员。国家芭蕾舞团的女演员。她总是瞧不起人,总是认为她自己在我们之上。所以,她就不去庆贺塔玛尔卡的生日。”
  “别急,”扎鲁宾让他打住,“别瞎说。去年她去庆贺塔玛尔卡的生日没有?”
  “去啦。”
  “前年呢?”
  “去啦。”
  “她常参加你们的酒宴吗?”
  “当然,那还用说。”
  “她叫你们去她家吗?”
  “那当然。你倒是说的都对,她总是去的。可是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来……”
  “问题就在这里。也许是她病得厉害,不能起床了。你知道吧,有这样的病,病人很清醒,可就是没有力气,不能起床。或者是她崴了脚,不能走路。她还可能是完全失去了知觉,可我和你还站在这儿讨论她的事儿。韦尼阿明,你别耍鬼脸啦,我知道你有这套住房的钥匙。拿出来吧,别不好意思啦。”
  “首长,你说什么呀,”布里特嘟囔道,“我怎么会有钥匙呢……我从来没有……”
  “来吧,快开门吧,”扎鲁宾挥手说,“开门吧,我来负责。”
  至于说准确知道布里特有钥匙,当然是扎鲁宾在虚张声势,假装很有把握,可他倒是准确地知道布里特的性格。布里特刚一说到那女人“自大”时,侦查员就弄清了他心目中给自己及其酒友排座次的情况。布里特认为自己是个相貌迷人、性功能无人匹敌的大写男人,所以不管周围的人怎样嘲笑,他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刮脸剃须。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布里特①。照他的看法,既然他具有真正男子汉的性格和巨大的潜能,所有的女人都应该为了他而神魂颠倒。他惟一的缺点就是社会地位低。社会地位再高一点儿,那就应有尽有了。在其他一切方面,他可以随便向别人让步,有一点不行:如果哪个女人,尽管有许多优点,而拒绝他,那么他就把原因归结为这个女人自大自傲,不满意布里特的社会地位。
  【① 布里特,俄文意为刮过脸的。】
  如果布里特是米哈尔娜的情夫,或者用民警笔录的语言称为姘夫,那么他一定能够打开她住宅的门。是用她给他的钥匙,或者是用指甲刀开门,都无关紧要。
  “米哈尔娜!”布里特打开门,迈步进去的时候喊道,“米哈尔娜,你在家吗?”
  整套住房空空荡荡。
  “闲逛去了!”布里特幸灾乐祸、心满意足地断言,“我清楚地知道,像她这样的人从来不会生病的。这个细腿混蛋!”
  扎鲁宾走遍了根本无人照管的房间里的各个角落,打量房间里家具等陈设。他的双眼盯住放在地板上的几个纸包。这儿还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货签和发票。他捡起这些货签和发票,开始仔细查看。扎鲁宾无法弄清楚这些货签上写的是什么商品,但他却很快地搞清楚了发票的内容。过了一小会儿,他就知道了发票上的日期、商店和购买所有这一切所花的钱数。
  “你来看呀。”他向布里特喊了一声,布里特正抓住机会,在主人的橱柜里找酒哩。“你的女友不过是昨天才出了事儿。”
  “什么?”布里特不明白,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餐具柜里的东西上。
  “我告诉你吧,你的米哈尔娜昨天买了差不多一万卢布的东西。”
  布里特从厨房里跑过来,两眼瞪得又大又圆。
  “多少,多少?”
  “一万。”
  “按旧卢布算,这就是一千万哪,是不是?”
  “没错。原来她是你们的富婆呀。”
  “你胡说什么呀,”布里特发自肺腑地愤怒说,“她的养老金少得可怜,又没有别的任何收入。连她的电话都掐断了,因为她一年没有付电话费了。她从哪儿搞了这么多钱哪?”
  “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事儿,”扎鲁宾若有所思地说,“这些钱从哪儿搞到的?应该找到她问问。说不定,是她偷人家的吧?”
  “你胡说什么?”但布里特话音里原有的自信已经听不出来了,“她可不是小偷。”
  “那这钱打哪儿来的?布里特,你倒是给我解释呀,要说得简单、明确、好懂。这个女人一贫如洗,嗜酒贪杯,依靠养老金过日子,她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呀?”
  布里特使劲儿开动脑筋思索起来,过了一阵子,他的面庞明亮泛光了。
  “是她的前夫来了,或是有钱的亲戚来过!”
  “有道理。”扎鲁宾点点头,“她结过婚吗?”
  “好像没有吧……”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听她说过——没有。”
  “那她有有钱的亲戚吗?”
  “我怎么会知道?”布里特愤恨地回答,“可能有吧。只是她从来没有讲过亲戚的事儿。”
  经过这番时间不长,却是事先策划好的争论,很快就弄清楚了:米哈尔娜不可能如此神奇地搞到钱。确切地说,只是扎鲁宾弄清楚了这一点,因为他的头脑很清醒。布里特却是仍然相信米哈尔娜时来运转,这就像每个酒鬼及大体上每个堕落者内心深处所幻想的那样,她身上发生了奇迹。身陷深渊原是暂时的,瞧,苍天很快就伸出了拯救巨手。抓住了这只手,就能重新腾飞。
  扎鲁宾迅速地查看了一遍房间,发现了一些证件,得知这个房间的主人名字叫斯塔罗斯坚科·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一九五六年生,俄罗斯族,出生地是谢米帕拉金斯克市,未婚,无子女。
  扎鲁宾闪过一个念头:把米哈尔娜的身份证装到衣兜里,拿给瓦尼亚看一看照片,可是他很快就明白这个游戏毫无意义。
  照片上的米哈尔娜当时二十五岁,而现在她四十二岁。如果根据养老金领取折判断,在四十二年中,她喝了六七年酒,而且喝得很厉害。正是七年以前,她从芭蕾舞团退休。如果相信布里特介绍的情况,那么就是从芭蕾舞团退休之后,她在铁路上工作,正是在这里她嗜酒如命,
  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较为晚些时候的照片,但这都是一些群体照片,都是芭蕾舞演出剧照,演员们的面庞很小,而且全是化过妆的。她在场的时候,会自豪地指着照片说:瞧啊,在《睡美人》剧照中,就在这儿,自右数第十二名就是我。但是,不可能搞清楚第十二名同第十一名、第十三名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服装、一模一样的发型、一模一样的面庞。


  ◎ 塔尼娅


  为了不引起恐慌,塔尼娅竭尽全力忍着。正如常言所说的,问题不在于她试图保全自己的面子。她是不想惊扰丈夫,更是怜惜自己的亲戚伊拉,这个伊拉根本不是个勇敢无畏的人,而会由于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焦躁不安。星期六的整个晚上和星期日的早晨,她非常成功地装出这么一副模样,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带有浓重的恶毒幽默意味的愚蠢玩笑罢了。
  斯塔索夫完全着迷于这个有趣的闹剧,而伊拉除了那个硬纸板的标语牌令她焦急发慌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然而,星期日下午,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刚刚吃完午饭,娜斯佳打来了电话。
  “扎鲁宾找到她了。”她说。
  “真的吗?”
  “他查明了姓名和住处。可那个女人不知藏在什么地方。”
  “怎么能确认这就是她呢?”一个法院侦查员的意识在塔尼娅的头脑里又觉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侦查员不能依赖直觉。为了作出正确的结论,侦查员应该十分准确地了解情况。
  “让男孩子看的照片有吗?”
  “照片都是一些很早以前的,不管用。至少扎鲁宾是这么想的。”
  “那他根据什么断言这就是她呢?”
  “虽然有人邀请她,大家都在等她,昨天她还是没有去庆贺一个女友的生日。今天谁也没有见到她。但是,她家里有突发大财的明显痕迹。发现了商店开具的现金发票总数差不多有一万卢布,发票上的日期是昨天。她以前是个芭蕾舞演员,矮小瘦弱。瓦尼亚正是这样描述的。顺便说,根据可靠消息,昨天在我们感兴趣的那段时间里,她就在与新阿尔巴特街相邻的大尼科洛佩斯科夫斯基小街上闲逛呢。所以,她没有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据。”
  “明——白,”塔尼娅拉长声音说,“好吧,咱们等等再说。有情况随时告诉我。”
  午饭后她在厨房里帮伊拉收拾好东西,给儿子穿好衣服,把他放到手推车里,就上街了。令人惊慌而焦虑的险情越来越严重了,走路是能让自己略觉安静的惟一办法。

  “请预测:你将于何地遇见死亡。”

  遇见谁的死亡?自己的?亲人的死亡?爸爸完全老了,住在彼得堡,她无法保护他了。伊拉呢?她可是年纪轻轻、胆怯怕事、小心谨慎的人呀。是的,偶遇素不相识的人,她不会与之交往了,去年碰了钉子,吃一堑长一智,令她受益终生。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她不能自卫自护。斯塔索夫呢?也是不能不替他担惊受怕。他嘛,当然是一个魁梧健壮、坚强有力、经验丰富的男子汉。但是,他还没有想到防止遭冷枪伤害,也没有想到提防挨炸。在这种情况下,奔跑的速度、打击的精确性和跳跃的高度不会起特殊的作用。格里沙呢?甚至想到这一点都令人心惊胆战。
  她沉湎于自己的忧虑之中,连天气情况都没有注意到。十月的阳光,灿烂却不暖和。天空晴朗淡蓝,可是塔尼娅却觉得正在下着倾盆大雨,惆怅笼罩心头。这种惆怅总是在绵绵雨天向她袭来。还在昨天早晨的时候,她的心情多好啊!当然啦,法院侦查员的工作中有的是麻烦,但不管这样的麻烦怎么多,难道能同对你的威胁相提并论吗?而且这种威胁公开露骨、昭然若揭,你还不知灾难从何而来。
  “塔尼娅!”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她恢复了知觉,看到了邻居安德列。他体格匀称,神态端庄,身着灰绿色长外套。他现在完全不像他平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傻头傻脑的粗野男子汉形象。
  傍晚,他来看他们,表示同情,对所发生的事件如何作结颇感兴趣。关于电视节目,他说:“嘿,我怎么会错过去不看呢?我可没把您当外人哪,我好像也认识您的朋友嘛。”
  “我早就走在您的身边了,”这位邻居接着说,“您正在想心事,竟然没有发现周围的任何情况。”
  塔尼娅不好意思地笑了:“请原谅。”
  “唉,哪里,哪里话,”安德列摆摆双手说,“我可知道您碰上了多么不愉快的麻烦事儿。顺便问问,有什么消息吗?搞清楚什么情况了?”
  “很遗憾,几乎是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说几乎是?就是说,还是有点儿什么吧?”
  “确实很少。已经查清的情况是,一个住在阿尔巴特区的女人,嗜酒如命,昨天她突然发了大财,却不知去向。可能就是她给那个男孩子标语和钱的,也可能不是她。目前正在找她,找到了她,我们就弄清楚了。”
  这位邻居在旁边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走到距离他们住的大楼还剩下二十来米的时候,他又开口说:“塔尼娅,我理解您的忧虑和担心,您自己昨天也说了,受到威胁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可能是您,也可能是您的朋友娜斯佳,还可能不是你们俩,而是你们的亲人。我是个领取养老金的人,有足够的闲余时间。您要是愿意,我来照顾伊拉好吗?您和您的丈夫整天工作,只有她一个人和您的儿子在家里。请您同意吧,这可是两个潜在受害者啊,何况他们都是毫无自卫能力的人呀。”
  “安德列……”塔尼娅试图打断他。神秘的陌生人选择伊拉或者格里沙为受害者这个想法,她觉得极其恐怖。她十分害怕听到别人说出她本人不敢说的这些话。
  “应该敢于正视现实,”这个邻居非常认真地答道,“我明白,您对讨论这个话题感到不愉快,但问题就是问题。我们还是谈这个问题吧。伊拉每次走出家门买东西,或者带您的儿子散步,我都愿意陪同她。您还可以明确要求她,未事先打电话告诉我,就不要给任何人开门。我自己先出来看看是谁来了。”
  “那您就不怕顶替伊拉成为受害人吗?”塔尼娅讥笑道。
  “我不怕。您别忘啦,我有一只大狗哇。”
  “您不像詹姆斯·邦德。请原谅,安德列,您的年纪不小了。比起伊拉来,对付您并不困难。您的那只‘玛瑙’可不是警犬哪,它当然可以吓唬人,可它不能保护人呀。”
  他们走进楼门,停下来等待电梯下来。邻居默然不语,在自己楼层上走出电梯时,他又说话了。
  “塔尼娅,我想对您讲两点。”他突然打起官腔来,话音显得冷淡而严厉,“第一,如果罪犯年轻力壮,他八成能容易对付我。但是,您为什么断定他就是年轻力壮呢?您认为,不那么年轻的人只配坐在家里,守着炉子,照看孙子,而犯罪的事命中注定是年轻人干的吗?第二,您小瞧我啦。请允许就此告辞。”
  塔尼娅对此始料未及,原地呆愣不动,安德列已经打开自家房门,消失在昏暗的过厅里。她等着邻居砰的一声关住房门。
  然而,他的房门几乎是悄无声响地关上了。

  晚上九时左右,娜斯佳又打来电话。
  “扎鲁宾已经查明那个女人买的东西了。这是一全套女士服装,从裤衩、乳罩到假发、外套和女鞋。票据上有商店名称,扎鲁宾就动员所有的售货员帮忙。她的房子里胡乱放着一些衣服货签。售货员们按照这些货签给她开具了全套购货单,列出了所有物品及其布料、颜色、尺码、厂家。只有一点困难:这些东西不是她本人买的。”
  “啊,怎么回事?难道是她偷的不成?”
  “说话要留情面,那有现金收据呀,”娜斯佳愤懑地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付了钱的。只不过不是她付的。”
  “那是谁付的呢?”
  “这正是焦点嘛!售货员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要顾客们购买全套服装,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何况现在一切东西都涨价了,比过去贵了两三倍。这些东西是两个姑娘买的。看长相,听口音,就知道是从南方来的人。”
  “从高加索来的?”塔尼娅更为明确地问。
  “不是,是从乌克兰或者俄罗斯南部来的。斯塔夫罗波尔、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大概是从这些城市来的。”
  “真奇怪……”塔尼娅沉默了一会儿,“年过四十岁的阿尔巴特街上的女酒鬼同这两个姑娘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米哈尔娜不可能请这两个姑娘买这些东西!”
  “她不可能,”娜斯佳表示同意,“老实说,任何一个正常人,更不用说穷苦人啦,都不会把这么多钱交给那些陌生人。他们会携款隐藏起来吗?尽管提出这种请求的事实本身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米哈尔娜照照镜子就会明白,如果她闯进体面的商店里,她一定会成为大家的笑柄,或者她会被立即赶出试衣间。人们会大声喊叫,不让她那脏兮兮的双手去碰那些贵重的东西。她确实会不好意思走进商店。但是,我不信她会把这些钱交给随便碰见的两个小姑娘。”
  结论已经犹如青天白日一般清楚了。有人让两个姑娘买了这一切东西,但这事不是失踪的米哈尔娜干的。干这件事的就是那个向她支付服务费的人,就是那个写出标语词句的人,就是那个不想让商店售货员记住他的人。
  “娜斯佳,”稍停一会儿,塔尼娅问道,“那为什么还要耍这个把戏呢?如果有谁向米哈尔娜支付了服务费,又逃之夭夭,不知去向,那么他就用不着为她怎么花钱和花钱买什么而费脑筋了。然而这人不但向阿尔巴特街上的女酒鬼支付了服务费,而且为了让这个女人穿得漂亮些,还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为什么?”
  “我不清楚,”娜斯佳叹息道,“我觉得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弄清楚,正是在这个环节上有人深藏不露。大概是只狗吧。”她忧郁地开了个玩笑。
  “或者是一只大老鼠,”塔尼娅补充说,“总而言之,亲爱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碰上的这个主儿可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一个善于深谋远虑的人。你怎么考虑,要过多少天,他会再次露面呢?”
  “大概三天吧,”娜斯佳预测,“也可能是两天。”
  然而,她错了。


  ◎ 娜斯佳


  星期一早晨,像平常一样,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业务碰头会。
  戈尔杰耶夫的脸色不大好,处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清楚,不管他怎样拖着,他还是需要住院。这个胖乎乎、圆溜溜的人,近来经常做左胸和左臂的按摩,他的办公桌上不时可以发现戊酸薄荷脑酯药盒,虽然从来没有听到他抱怨自己有病,可是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下面我们讨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上校最后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星期六娜斯佳出了一桩意外事件。”
  大家点头,有些人还低声附和。
  “那又怎么样,我不打算深入了解这一事件的细节。星期六和星期日,中心区的同事们都在寻找那个交给男孩子标语牌和钱的女人。今天夜里找到了那个女人。”
  他略作停顿,艰难地忍住,眼睛没有注视部下们,而是看着窗子,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
  娜斯佳想喊起来:“咳,怎么啦?这个女人说什么啦?您倒是快点说呀!”然而,她突然把话缩回去了。
  如果……这个胖乎乎、圆溜溜的首长这会儿不可能沉默不语。总之一句话,一切都清楚了。虽然找到了她,可是她已经不可能讲任何事情了。一切都是向着最坏的方面发展的。爱开玩笑的人整死证人,这就说明他有多么重大的预谋。
  戈尔杰耶夫的目光离开了窗户,讲了大致情况。他告知大家,米哈尔娜是在城郊的树林里找到的。她死于星期六夜间二十三时左右,系心脏中弹所致。她身上没有什么证件,没有任何人到民警局报告她失踪的消息,她的尸体一直放在太平间里。只是星期日晚上,扎鲁宾才知道这一消息。米哈尔娜的熟人认出被害者就是她本人。
  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米哈尔娜是不是同瓦尼亚打交道的那位“相貌和年龄都不明确的大婶”。
  “现在这事正由提起诉讼的侦查员办理。这位侦查员是州里的工作人员。如果能够查清楚受害者与星期六的意外事件有关,那就要研究是否成立一个有我们的人员参与的工作组。我从明天起就要住院治疗,科罗特科夫将作为负责首长。如果下达命令要求成立一个工作组,将由多岑科和娜斯佳参与;如果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则由娜斯佳一人参与工作。就是说,你,娜斯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参与此事,因为这与你本人有关。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散会,娜斯佳留下。”
  大家从办公室里走出去的时候,都向娜斯佳投以同情的目光。她走到首长的桌子旁边。一般而言,她宁愿在一个角落里,坐在自己喜欢的那个曾经被压得几乎碰着地板的沙发椅子上。在这些情况下,戈尔杰耶夫通常离开桌子,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更习惯于这样思考。但是,看他的样子,他今天不打算站起来了。上校觉得自己这样做显然不是最佳办法,所以娜斯佳就决定打破常规,坐得离他近一些。
  “我不明白他想干什么,”戈尔杰耶夫说,这时候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了,“可是你应该能给我讲清楚嘛。”
  娜斯佳不知所措了:“我怎么能知道呢?……”
  “你别骗我。”戈尔杰耶夫皱起眉头,一只手下意识地伸向胸部,但又突然缩回,“情况已明,有人想搞私人报复。要么冲着你,要么冲着斯塔索夫的妻子。你们两个应该开动衰弱的脑筋,使劲儿想想所有可能跟你们算账的人。娜斯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俩,”他又停下来,喘口气,“应该回忆自己整个一生,要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分钟接一分钟仔仔细细回忆往事,找到你们得罪过的、今天还可能想起这一切的那个人。也许是你找着了他,也许是塔尼娅把他送进了监狱,也许是你们抛弃的情人。我不清楚。可是你们……”又一次停顿,“你们应该清楚。或者你,或者她一找到这个人,你们就得千方百计地把他逮捕归案。至于说你的脑筋衰弱了,我这是说俏皮话。其实,你的脑筋可不弱,这一切你昨天一定都想过了。你也想起了这么一个人。我看你甚至想起了几个人。不但如此,你一定还思考了塔尼娅的情况,无独有偶,她也想起了这样的几个人。此后,你们两个都想过,他们要干什么。你们想起了他们的姓名、习惯、生活方式、思维风格。你们试图弄清楚,他们当中谁可能干了这事,谁不可能干。有的人被排除了,有的成为怀疑对象。你这会儿就背着这个大包袱坐在我面前,却装出一副天真的模样,幼稚地发问:‘我怎么能知道呢?’”
  他巧妙而逼真地模仿她的音调,娜斯佳忍不住哈哈大笑,尽管她原来根本就不开心。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
  然而,戈尔杰耶夫一只手轻轻一动,打断了她。
  “我为了什么留下你呢?不是为了给你下达任务。我俩现在只差一个星,你自己是个大姑娘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做了。我留下你是为了给你出主意献计策的。我在给你们大家讲米哈尔娜尸体的时候,就从你的脸上看出了你在最近的一刻钟内将要考虑的一切。你想让我说给你听吗?”
  娜斯佳默默点头。
  “你开始认为有人想和你算账,耍个花招,但在耍花招的过程当中,死了一个女人。就算她是个酒鬼,就算是任何人都不需要她,就算是任何人都不为她伤心流泪,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可不是这样衡量的。就是说,为了向你本人进行报复,却付出了如此的代价。由此可见,你极其严重地得罪了这个舒特尼克。进而想见,造成这位不幸女人之死,有罪之人就是你啦。如果以前你没有得罪他的话,他就不会进行报复;如果他不进行报复,米哈尔娜就依旧活着。也许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塔尼娅,但你却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罪了。我说的对吗?”
  娜斯佳看着他的眼睛,踌躇一阵。
  “是的,您说的对。”
  “你不必大惊小怪,”胖乎乎的首长很和善地微微一笑,“我现在还没有学会猜透你的心思。但是,我已度过了很长的人生旅程,也积累了经验。我感到自己负疚的情形多得不可胜数。加之我对你爱激动的性格稍有了解,我完全能够估计到你的想法。那么,就这件事我想给你出个主意。即使查清楚米哈尔娜是由于你的原因而丧命,也不要把它夸大成震惊世界的悲剧。完全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情况,居高临下,你就能明白,问题不在于你。”
  “那在谁?”
  “在于他。在于干这件事的人。如果一个人天生的秉性,就是把自己受到的委屈置于世界的中心,随时准备以这种令人恐惧的凶残手段实行报复,那么他就会如此疯狂地对所有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实行报复,那就不一定是对你,也不一定单单对你了。如果不是你得罪了他,那别的什么人也一定会得罪他的,因为他的心灵极易受挫,而自尊心又过强,自私自利的思想简直超越一切理智的界限。这种人一昼夜会有二十五次觉得自己受委屈被欺负,他们的仇敌名单上每天都添加新人。可是他不可能同所有人算账吧,他的仇敌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要选一个人。谁容易对付哇,谁好收拾呀,或者干脆碰到谁就是谁啰。整个情况说明,这个舒特尼克的计谋是偶然产生的,这就意味着,你就是偶然间被他碰上的人。他走在加里宁大街——就是新阿尔巴特街上——我无论如何都不习惯叫新改的名称。他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人群和摄像机。他走到跟前,一瞧大屏幕,上面是你。就这么多。他横竖都是要实行报复的,不是对你,就是对别的某个人,因为他生就是这么一种人。为了能容易地实现自己的意图,如果需要杀人,他会不顾一切地杀人,因为他就是一个残忍的爱报复的恶棍。而你呀,可爱的孩子,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有什么过错的。请相信我,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得这么聪明的。我也是很多年都觉得,自己在某个人死亡的问题上负疚有罪,感到异常悲痛,十分难过。只是快到老年的时候,我才学会做一个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在没有自己过错的事情上,不再找自己的过错了。况且,还不清楚他这个败类要对谁进行报复,是对你,还是对塔尼娅。因此,娜斯佳,你去好好想想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如果你的朋友自己也不明白的话,那你给她讲解清楚吧。姑娘们,你们想想吧,好好想想吧。你们把他精确地计算出来,设计出他的模型,再去搜寻他。这关系到我们的自尊心和我们的职业荣誉。应当尽可能快地抓获他,举行公开审判,以儆效尤,让这种人不敢再来检验我们的聪明程度。”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立即向正在上班的塔尼娅打电话。铃声响了一会儿塔尼娅才拿起话筒。她的话音冷淡,而且含有躲闪的意思。大概是办公室有外人在场。
  “塔尼娅,是我呀。能讲两句话吗?”
  “一句半,”塔尼娅生硬地回答,“我这儿有人。”
  “她被杀了。”娜斯佳简单地告诉她。
  “我知道了。”塔尼娅同样简单地说罢就挂上了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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