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娜斯佳和塔尼娅坐在法院侦查员奥利尚斯基的办公室里，等待鉴定专家对舒瓦洛夫的笔迹和指纹作出判断。鉴定证明书上将写明，所提供的样品同三个犯罪现场发现的笔迹和指纹完全一致，对此她们俩连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然而，所有的法律顾问、律师都知道，一个侦查员可以百分之二百地相信任何事情，可要得到法官的批准，需要的是证据，而不是哪一个人的确信不疑。
没有这些证据，就是说没有鉴定专家们提供的证明书，就不能指望准许搜查舒瓦洛夫的一切，不搜查就不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他真是一个怪人，”娜斯佳摇摇头，“他到处留下痕迹，甚至不想稍作掩饰。赤手拿那些丢在尸体旁边的玩具，亲手写那些字条。他指望着什么呀？”
“指望着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奥利尚斯基无精打采地说，
“百分之六十的罪犯，即使已经查清了他们的罪过，也都是这么想的。这个人就更甭说啦！教授、学者、美术家协会会员。谁会怀疑到他呢？”
“反正太奇怪啦，”塔尼娅小声答道，“如果他为了儿子，企图报复我，那就是说他没有忘记我。为什么他指望我会忘记他呢？论思想他应该明白，他是第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他为什么这样不谨慎呢？真是莫名其妙。”
“塔尼娅，你很聪明，”奥利尚斯基哼了一声，“他倒是一切都指望对啦，其实你一开始就没有想到他，对吗？我们动员起全国的民警，寻找那个戈尔什科夫，可舒瓦洛夫这时候却东游西逛，暗中窃笑，窥察和寻觅新的受害者。他现在正游逛呢，在黑暗的角落里为下一个谋杀案做准备，所以不要受他的引诱。谢卢亚诺夫的妻子尾随他两天，亲眼看见他每天下班后就开车到火车站和各大商场。那些地方每到晚上，各种各样的流浪汉、穷人、乞丐汇聚一起。咱们还在这里遵纪守法，可他又给咱们放倒了第四具尸体。怎么办呢？”他姿态优美地两手一摊，“顺便谈谈合法性的问题。你们那位英雄的谢卢亚诺夫打算用什么钱修自己的车呀？而且还有舒瓦洛夫的车也得修。”
娜斯佳大笑起来。她明白法院侦查员指的是什么。
侦查员们经常伪造一些间谍提供的单据而领取一些钱，这些钱本应该交给重要情报的提供者，并且是为业务需要而花的。即使民警人员的花费确是为揭露罪行所需，法律也没有规定给予补偿。也许是法律认为，完全依靠侦查员坐在办公桌旁边，凭借一副诚实的面孔，忽闪着一双没有被谎言迷惑而变模糊的眼睛，就揭露了一切罪行，这样的行为方式不需要任何额外开支。
“您别着急别担心，谢卢亚诺夫心目中有个汽车服务处，这儿的人为了他那一双美丽的眼睛，就为他白干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朋友收取犯罪分子的贿赂吧？”法院侦查员嘲笑地眯缝起眼睛，“不体面呀，娜斯佳，不好。”
“您可别这么说，哪有什么贿赂哇！这个服务处老板的儿子和几个混账东西有牵连，差一点陷入一桩刑事案中，老板感谢谢卢亚诺夫及时地把他儿子从这个团伙中拉出来。现在当爸爸的认为自己终生对他感激不尽。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你们的鉴定专家呢？我再也没有耐心等下去啦。”
“耐心点儿吧。瞧，人家塔尼娅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你要学习她的榜样。你永远都像一个锥子专扎一个诱人的地方。最好还是咱们一块儿想想，对舒瓦洛夫咱们知道些什么，从那儿还可以期待什么。他蛮横无理、自以为是已经到了荒谬透顶的地步，这已经很清楚了。他留下自己的指纹，亲手写字条，就是说他深信不疑：我们永远不会收拾他。还有吗？”
“爱记仇，”塔尼娅加入谈话，“也精明强干。如果说他是偶然在电视上看见了我，或者说是他这时候路过这儿，临时确定目标，想好整个计划，找到了米哈尔娜，和她谈妥条件，准备好那个小标语牌，这种可能性很小。所有这一切都是预先拟定好了，这就是意味着他事先知道电视卫星中转节目。这四年内我两次迁移住址，起初是从圣彼得堡到切列穆什基和斯塔索夫生活在一起，后来搬到这里。然而他终归找到了我。要么是他有联系办法，要么是他非常有办法搜寻信息。他太精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的可能性极小。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有道理，”法院侦查员赞同地点点头，“卡缅斯卡娅，你怎么不说话啦？难道什么想法都没有？这可不像是你呀。”
娜斯佳若有所思地两手转动着银制裁纸小刀，刀把上缀着优雅的小天使。这把小刀是她从奥利尚斯基的办公桌上拿到的。她呆在办公室里的这段时间里，已经五次听到这样的警告：“别弄坏可爱的妻子送的礼物哇。”
“他相当富有，能够在几具尸体上留下安葬费。一千二百美元——这可不是个寥寥无几的小数目，对于国家公务人员来说是一大笔钱哪！”她慢慢地说，“瞧，这是什么？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近几年他卖画所得的收入总额在一万美元左右。这是按官方规定价格的销售额。恐怕至少还有五千是他个人而不是通过画廊的销售所得的进项。这些年间他安葬了三个家庭成员。丧葬办得相当奢华。塔尼娅，你请的那个人是怎样评价沃尔科沃公墓里那座纪念碑的？”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娜斯佳说的对，我请过圣彼得堡一位专家看了看舒瓦洛夫妻子和儿女坟墓上的纪念碑，他说这无疑就是亚美尼亚的工匠用非常稀有的石料雕成的，这样的石料只有在亚美尼亚才能找到。纪念碑重量超过一吨。要购买这么重的一块碑至少需五六千美元，而且运费和关税两项花钱极多，这还没有谈到安置墓碑的花费呢。
“咱们接着算下去。”娜斯佳继续说，“请原谅我老是说钱。但钱是数字，跟数字较劲儿我倒是轻松些，而在心理分析方面是弱项。这么一来，舒瓦洛夫先生的画销售量逐年下降。他作为一个健康的正常人不可能不懂得，他美好的前景不会那么多了。专家们认为，虽然需求量在减少，但他在家庭悲剧之前创作的作品还能售出。然而他在悲剧之后创作的东西却获得了极差的评价，舒瓦洛夫自己也不把它们拿出来展览。换句话说，他只能依靠销售旧有储备画作来过日子，但我已经说过，对这些画的需求量越来越少了。需求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特别是对美术作品的需求更是如此，今天没有需求，明天又有了，不仅仅有，可能是狂热的抢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我们还清清楚楚地知道，万万不应该指望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也可能不发生。我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说这一切呢？”
“是呀，卡缅斯卡娅，为什么？”法院侦查员接着说。他一边听她的议论，一边快速地作记录，“劳驾，请解释一下。”
“乐意效劳，”娜斯佳轻轻一笑，“如果粗略统计一下，除了国家发的工资以外，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挣到一万五千美元，其中最少有八千美元用于纪念碑，另有两三千美元用于丧葬和三个人追悼会的酬宾宴；这样一来他只剩下不过五千美元的生活费，而且他没有丝毫信心能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收入。他在圣彼得堡有个画室，但这不是私人财产，是国家根据美术家协会的申请，于一九七七年分配给他的。他把这个画室退还给国家了。他还有一所妻子和女儿住的房子，但这所房子已归妻子名下成为私有财产。他知道以后，打算卖掉这所房子，把卖房款分配给所有的继承人，因为还有妻子的父母亲和她的妹妹、弟弟。但是亡妻的妹妹特别想要这所房子，为了让她能够占有房子，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大量的文件和手续，弄得舒瓦洛夫干脆挥挥手说他什么也不想要了。这就是说，舒瓦洛夫在整体上没有什么可让他抱希望了，没有任何急增的巨大进项令他开心欢快了。顺便提一句，他在大学里的工作只能拿到半额工资，也就是说工资太少啦。他可以指望的就是卖自己的轿车了。他那辆丰田车是一九九二年生产的，买这种型号的新车需两万美元左右，而他开了六年。现在卖这辆车不会超过一万美元。简单说，舒瓦洛夫今天的经济状况绝对不是困苦不堪，但也不允许他再铺张浪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简直就是无缘无故地挥霍一千二百美元安葬他自己杀害的人。这纯粹是为了‘做得漂亮’和蒙蔽塔尼娅。如果您同意我的计算结果的话，那么咱们就不得不从两种结论中选择其一。”
“他仍然是个疯子，”奥利尚斯基点点头，“一个智力健全的人不会这样挥霍钱财。但是这又同我们刚才描绘的情景相矛盾啦。你指的是这个结论吗？”
“是这个。还有第二种结论。他不是一个疯子，但他还有某种收入来源。最有可能的是刑事方面的来源，因为有关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的情况，我们全都掌握了。”
“难道还是毒品吗？”塔尼娅说，“我们当时跟他兜圈子，什么也没有发现，那就是我们看漏了。他仍然留下了他妻子利用的渠道，从中得到资助。嘿，真够狡猾的！四年前我们千方百计地查他，就差没有闻闻他的内衣了……还是没有结果。如果他和毒品捆在一起的话，那他就不能实施报复了。第一，这不合逻辑；第二，这很危险。要知道我们已经断定他不是一个白痴嘛。”
“那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利尚斯基叹息道，“塔尼娅·格里戈里耶芙娜，你说的对，我们失算啦。”
但是，他们没有来得及从头开始，因为鉴定专家给奥利尚斯基打来了电话。他长时间地听着电话，连一句简单的话都没有回答，然后说：“我等着书面结论。”他放下听筒，默默地往窗外望了一会儿，接着把目光移向塔尼娅和娜斯佳。
“好啦，姑娘们，我们又回到原地了。玩具上的指纹不是他的，字条上的笔迹也不是他的。现在就让我们真正地从头开始吧。”
“这怎么会不是他的呢？”娜斯佳小声说，“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奥利尚斯基生气地应道，“原来是这样。美人呀，你们好好想想这怎么可能吧。难道咱们又错了不成？”
办公室里谁也不说话。短暂的沉默过后，塔尼娅抬起头，用拳砸了一下桌子：“他比我们想的还狡猾。我们认为他蛮横无礼，过于自信，而他实际上是狡猾又极富预见性。他有办法把别人的指纹印到玩具上，还有一个人代他写这些字条。这可能是他的同谋，虽然自觉地帮助他，但很有可能想不到自己盲目地被人利用了。想想他利用娜季卡·坦措尔卡的情况吧，这是同一种做法。”
“很好，”法院侦查员活跃起来，“这个看法我喜欢。这种情况当然会使侦查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但同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相符合。应该搜查武器。如果一切都像塔尼娅想的那样，那么他可能用的是别人的武器，但在任何情况下，这把手枪都在某处放着，舒瓦洛夫每次都操起这把手枪去杀人，完了再放回原处。”
“可能性不大，”娜斯佳不大相信，“这很冒险哪，武器的主人会随时想起自己的手枪。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武器发出浓烈的火药味，这怎么办？对舒瓦洛夫咱们已经达成共识——他是一个富有预见性而又十分谨慎的人。”
奥利尚斯基和塔尼娅都同意这种看法。然而三个人的一致看法对解决搜查武器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帮助。鉴定专家的结论让搜查也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 舒瓦洛夫
他累了。他累得要命。但是他已经不可能罢手了。在同过去的幽灵搏斗的过程中，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可是在这一场战争中就此煞车，他已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刚要止步，就能恢复理智，由其所作所为而产生的恐惧就会变得痛苦难受，无法忍耐。忘掉这种痛苦的惟一办法，就是回忆昔日的痛苦，这种痛苦还算稍微容易忍耐些。
回忆昔日的痛苦往往激起进行这场战争的热望，热望又压倒了理智，一切又从头开始了。
自己的家庭发生悲剧之后，他放弃了心爱的科学工作。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开始让他感到枯燥无聊。这些理论研究企图从总体上描述他不熟悉的平和中庸之人的思想和感情，当时令他感兴趣的只是他个人的感情。这样的感情产生了令他害怕却又摆脱不了的思想。他借口年龄大了——六十一岁了，可以退休了，试图离开科研工作，但是看到同事们毫不掩饰的困惑的眼光后，他的热情减弱了。其实，他哪里像个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呀！每个人都看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来岁。他及时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以避免老得太快，因为他金屋藏娇，有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妻子。他尽最大的努力，从意识中排除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男人，妻子已经不需要他了。他知道妻子不需要他了，也知道她怀着厌恶和不满的心情，忍受他每月到圣彼得堡的探望，但是他无论如何都在爱着她，并且信赖她。因此，他尽其所能同年龄作斗争。和儿子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和男孩子一块儿徒步到城郊长时间地游玩。他戒了烟，使用最优良的刮脸刀剃须刮脸，以免弄干皮肤、过早地出现皱纹。即使在家庭悲剧发生之后，他不再注意保养自己了，但是至今他依然相貌堂堂。妨碍他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不能工作的大病，舒瓦洛夫从来没有得过。同事们显然不理解他离开科研工作的冲动。
然而，要丢掉前不久还喜爱的科学工作的兴趣，他做不到。于是就转到了另一个系，在这个系里心理学不是专业课，只被当做一般性的基础知识。这就允许他不必深入进行最新的理论研究，可以靠吃老本儿对付教学工作，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而他已经没有愿望和精力来付出这样的努力了。
他还放弃了绘画。悲剧之后的初期，他全身心埋头于绘画，竭力将把他烧毁的痛苦和绝望烈火一样倾泻到画布上。但是批评家不接受和不理解这些画，指出这些画中没有昔日独具风格之舒瓦洛夫的影子，倒是明显地反映出对波斯赫拙劣的模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要知道，昔日的舒瓦洛夫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已经和全家一起死掉了，留下来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有着异样的灵魂和异样的痛苦的另外一个人。说他们正确还在于：波斯赫的的确确是他热爱的画家，只要看见他的画，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就能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尘世生活的全部龌龊和罪恶。其他所有涉及罪恶题材的画，他都觉得极少表现力，都不能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
他没有打算提高水平，恢复自己绘画的独特风格。他在悲剧前创作的画还能少量地出售，这是他经济上极重要的补贴。他不再创作新画了，只是偶尔玩耍一般画一幅，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要，但不让任何人看，也不拿出去展览。
他的整个生命从现在起集中在一场战争上，这是他本人同自己，同充满内心的痛苦和仇恨所进行的一场战争。
今天他没有课，可以不去大学了，舒瓦洛夫就晚一会儿起床。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向窗外望了一眼，天气极为恶劣，下着雨，阵阵狂风残酷地摇晃着光秃秃的树枝。他不想出门到外面去，决定收拾收拾屋子。他匆匆忙忙吃了早饭，使劲儿穿上旧运动服。
十年前他就是穿着这身运动服，每天早上和儿子一起跑步锻炼。早已习惯了的痛苦袭上心头，他紧皱眉头。不管做什么事情，无论碰到什么东西，他总是想起儿子。
当一切东西安排就绪，各归其位的时候，舒瓦洛夫拿上一块湿桌布，开始擦灰尘。他取出一架折梯，从书架开始干起来。根据经验，舒瓦洛夫知道，专心致志地擦干净图书的过程，往往转变成不由自主的阅读过程。因为一看见书脊上早已忘记的书名，他就很难不持卷在手，翻阅起来。只要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他就不能放下，而是勉勉强强地坐在折梯上层的小座位上，开始连着读下去。这样的情况今天又出现了。
他驼着背坐在不大方便的折梯上看书的时候，门铃响了。
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很合身的民警制服，戴着大尉军衔肩章。
“您是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吗？”他看着活页本严肃地问。
舒瓦洛夫一下子有点儿害怕，不过只在刹那之间。“这决不可能！”他心里对自己说，这让他安静下来。
“我就是。有何见教？”
“我姓多岑科，是这儿派出所的新任所长。”来宾容光焕发，笑意盎然，“我能打搅您一小会儿吗？”
舒瓦洛夫闪开，让他过来：
“请进。”
大尉在过厅里仔细擦掉皮鞋上的泥巴，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由此得出结论，派出所长不打算在房门旁边简简单单说几句就完事。结果就是这样。深信自己湿漉漉的皮鞋不会留下肮脏的痕迹了，多岑科才进入房间。
“对啦，我来回走是想和居民们认识认识，”他解释说，挨桌子坐下，打开了活页本，“就便完成委托的事项。维克托·彼得罗维奇，您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舒瓦洛夫决定不多说话。
“您对邻居没有什么抱怨的吗？他们大喊大叫哇，吵嘴呀，打架啦，这样的事情有吗？”
“没有，这些事情一点儿都没有。我的邻居都很好。”
“有没有可疑的客人来找他们呢？”
“没有发现。”
“那好吧，就是说一切正常。现在有这么一件事……”派出所长说下去，“昨天在邻街发生了抢劫案。目击者看见罪犯经过你们的院子逃跑了。有理由认为，他们把武器扔在你们院的什么地方了。逮捕他们的时候，没有发现手枪，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罪犯有手枪。您知道吧，这种事经常发生……”
大尉不好意思地咳嗽几声，翻了翻活页本。
“可能有人会找到这件武器，拿回家里。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他毕竟不知道这是一把用于抢劫的手枪，还以为不过是有人丢失的，他就拿回家了。特别是小伙子们会干这种造孽的事。您有没有听到邻家的哪个孩子捡到了这把手枪？”
舒瓦洛夫否定地摇摇头：“没听到。”
“也许您的邻居们谈到这件事啦？”
“我再说一遍：没听到。”
“那您本人呢？唉……这个……您没有发——发现吗？”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看得清清楚楚，上尉觉得自己是那样地难为情，这倒让他毫不掩饰地开心起来。他甚至大大方方、慷慨激昂地讲了冗长的一席话：“没有啊，年轻人，任何手枪我都没有发现。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我发现了手枪，我当然有足够的智力决定不会把它拿回家，而把它送交民警局。我这样说能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吗？请谅解，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如果我们已经结束了……”
大尉站起身，把活页本笨拙地塞进公文包。
“是——是的，请原谅。我这就走。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对您还有个请求。如果您突然听到什么类似的情况，烦劳通知，请勿嫌烦。”
“一定照办。”舒瓦洛夫点点头。
客人的眼睛迅速地扫视整个房间，舒瓦洛夫不喜欢他的这一举动。小伙子的这双眼睛冷峻而敏锐，与他拙笨的动作和傻头傻脑的样子完全不相称。他很想让派出所长尽快离开，但是这个人好像成心作对似的，看到墙上挂着的画像和舒瓦洛夫的画笔，又耽搁下来了。
“美丽的画。”多岑科说。
这些话令舒瓦洛夫觉得讨厌。难道大家都说画“美丽”吗？美丽的！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家伙，他知道什么呀！画不应该是美丽的，应该是真实的，应该能够激发感情。难道埃尔·格列柯的《托勒多之夜》这幅画美丽吗？可它能迷住你，让你无法离去。
“这些画像都是谁的呀？”大尉好奇地打听，“嗬，这还是个小男孩呢，他是谁呢？”
“这是我儿子。”舒瓦洛夫勉强地回答。
“他怎么啦，不和您住在一起吗？”
“是的。”
谈起儿子就很痛苦，这时候舒瓦洛夫惟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听到这位纠缠不休的客人背后响起哐当的关门声。但是多岑科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的这份心情，他还在细细欣赏女儿的画像呢。
“这个是谁？”
“这是我女儿 。”
“也没有和您住在一起吗？”
“她已经长大成人了，”维克托 彼得罗维奇含糊地说，“大尉同志，我的事情很多，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
“请原谅，请原谅。”派出所长着忙了。
在客人的身后关门的时候，舒瓦洛夫看见大尉又拿出活页本，急冲冲走向邻居家，按了门铃。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啪啪锁上门，步履艰难地走到折梯跟前，打算摆脱派出所长的来访造成的不快。大尉的造访使他已经失去重新阅读的兴趣。舒瓦洛夫把书放到原处，又拿起抹布，但是他的思绪反反复复地总是离不开这讨厌的年轻民警。他为什么这样不愉快呢？惊慌的感觉从何而来呢？大概是因为派出所长无意中触到了他痛苦的创伤。他问到了儿子……
问了儿子？他来时带着活页本，上面抄录有他所辖地区的居民的地址和姓名。他从哪儿得到的？来源很清楚，要么从前任所长那儿得到的，要么从公民证上得到的。不过所有的证件上都指明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舒瓦洛夫，一九七八年生，已死亡。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慢慢地一级一级地下了折梯，感到两腿在不住地颤抖。坐到沙发上，他竭力集中精神。
“这个人不是派出所所长。他为了别的事而来……可是怎么可能呢？不，这不应该发生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软弱突然消失，头脑豁然清醒，舒瓦洛夫安静下来。他家里有不少画。当然这不是伦勃朗和梵高的画，在克里斯季和索特比拍卖行里，这些画卖不出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画都是当代俄罗斯公认的著名画家的作品，不但包括舒瓦洛夫本人，而且包括其他大名鼎鼎、年高德劭的画家，他们向舒瓦洛夫赠送作品表示尊敬和增进友谊。不知是什么人怀疑他的住宅了，而以派出所长名义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罪犯。不要紧，咱们马上就会查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伸手抓起电话筒，拨了０２。
“这是民警局，请讲。”听到一个女人干巴巴的声音。
“劳驾，请接查询台。”舒瓦洛夫请求道。
“稍等。”
过了一会儿，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同样是刻板生硬：
“查询台。”
“劳驾，请告诉察里津诺民警局市政处值班科的电话。”
“请记录…
过了片刻，舒瓦洛夫已经和值班员谈上了。
“大尉多岑科？”值班员反问，“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这是新任的派出所长，”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心里幸灾乐祸，嘴里却在解释，“他负责杰洛瓦亚街。您可能不认识他吧？”
值班员答应：“我马上查清楚。”
舒瓦洛夫听到一阵低沉的说话声，分辨不出词句来。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万一这真的是新任派出所所长，那他的来访不就没有丝毫危险啦，这是他对辖区最普通的走访罢了。舒瓦洛夫在这所房子里住了二十来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少说也换了七任派出所长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就是这样来找他的。那么可以放下心来，忘掉恐惧啦。
“喂，是您吗？”又传来了值班员的声音，“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人。负责你们区的是列兹维赫上尉。”
他表示感谢之后挂上了话筒。这就是说，他是个眼线。应该提醒邻居以防万一。说不定罪犯们感兴趣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他的那些画，而是其他各家的财产。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脱下一身旧运动服，穿上牛仔裤和精致的无领套头羊毛衫。除了他，本层还住着三家，应该和各家各户都谈谈才是。
“不用急，”舒瓦洛夫明智地决定，“如果行动不小心，就有可能突然碰到不愉快的事，这种人身上可能有武器。这些匪徒毕竟都是大傻瓜啊！他们都是这么粗糙地干活！唉，算了吧，我反正是个忙人，是位学者，假定还是个轻信的人吧，我没有看他的证件。如果问起他的证件呢？那他拿什么给我看呢？不对的，不像是这样，现在的匪徒都变得有预见性了。当然也有一些匪徒，蛮横无理地掠夺一切。可是这样的匪徒不会预先侦察一番。做这样的事，他们既缺乏耐性，又缺乏智力。这个假的派出所长还是可能有什么证件的。无论如何都令人觉得奇怪……如 果他有证件，那他为什么没有主动向我出示证件呢？出示证件会增强他的地位呀。可是他却那么仔细地看那些画。不对，他的目标似乎还是我的住宅，我的那些画。”
他匆忙地喝完茶，吃了几片夹奶油、腊肠的面包，想到大概可以到邻居家去了。
他决定拜访的第一家，就是一个小时以前，他亲眼看见假派出所长按门铃的那一家。
给他开门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邻居的儿子，近几天刚刚从部队回来。
“民警局的？来过一个男人。怎么啦？”
“他问你武器的事了吗？”
“什么武器？”小伙子吃了一惊，“问父亲的步枪吧，没有，没有问这个。我们家一切都好。父亲有许可证和狩猎证。”
“问的不是步枪，是手枪，是罪犯丢在咱们院里的手枪。难道他没有问吗？”
小伙子吃惊地打量了舒瓦洛夫一眼。
“没——有，”他不知所措地拖长声音，“没有说什么手枪的事。他主要是打听您的情况。”
“我的情况？”
维克托 彼得罗维奇竭力保持镇静。要知道，其实他对此早已做好了准备，如果不打听他的情况，究竟还有谁值得这个眼线打听呢？！
“是啊，您的情况。譬如说，您和谁住在一起啦，谁来拜访您呀，您什么时候在家呀，就是这些事。”
“明白，他还问了什么呢？”
“唉……就是这……”小伙子脸红了，“您花钱的情况，生活过得阔绰呢，还是很简朴。”
“那你说了什么呀？”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不知道。我在军营里艰苦服役了两年，不过是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熟悉环境呢。我告诉他：您最好问问我的父母亲，他们晚上在家。”
“很好，”维克托，彼得罗维奇点点头，“我怀疑这个人会回来找你父母亲谈话。为防万一，你千万注意：他不是民警。他是一个匪徒，是来侦察的，他的匪帮打算抢劫我家。因此，你千万要加倍小心。一旦看见他在我的家门前，马上报警。而且不单单看见他一个人，看见任何一位形迹可疑的人，都应该这么办。白吗？”
“明白啦，维佳叔叔。”邻居的儿子像小孩子一样顺从地回答。
他接着拜访的是对门一家。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他挣的钱足够让他的具有双重高等学历的妻子留在家里，教育和培养孩子。这位妈妈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非常平和、沉着、稳健，你甚至难以知道她会不会提高嗓门儿讲话。舒瓦洛夫喜欢她，不言而喻，这纯粹是邻居之间的关系。夫妇二人生活在这所房子里，生了三个孩子。在最近的十年期间，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很多次帮助她把放着孩子的小推车拉进狭窄的电梯，或者帮助她抬着小推车上楼门台阶。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吧？”看见了舒瓦洛夫，她惊讶地大声说，“可我还以为您上班去了。我想晚上去找您。”
“出了什么事吧？”舒瓦洛夫担心地问。
“我还不知道，可是我想告诉您，民警局来了人，对您很感兴趣。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安娜，您指的是那个冒牌派出所长吗？我已经知道了，他走访了各家各户。他在我家也呆了一会儿。我就是想提醒您……”
“您根据什么说他是个派出所长呢？”女邻居打断他，“他根本不是派出所所长。”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您别着急嘛。”舒瓦洛夫竭力安慰她，“我正好是想提醒您，他不是派出所长，是一个匪徒。很可能在最近什么时候，他们妄图抢劫我家，所以我告诉您，您千万要更加小心。”
安娜声音响亮而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唉，您这是怎么啦，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他哪里是匪徒呀！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迷人的小伙子，一个民警大尉。他很有知识分子的涵养与风度。”
舒瓦洛夫开始忍耐不住了。沉着稳健、平和安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优点，但是这样的优点不能发扬到这样的程度，即不能近似于愚钝冥顽和不顾一切的轻信。
“安娜，我再给您重复一次：他不是一个有知识分子涵养和风度的小伙子，也不是民警大尉。他是匪徒们派来侦察的眼线。他们正在准备抢劫我的家。我准备通知咱们的民警分局，但是不指望他们，您知道现在民警的工作状况，他们什么事也干不成。因此我认为有责任警告诸位邻居，武装的罪犯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一层，应该保持警惕和谨慎。这件事与您有特殊的关系，因为您照管着三个孩子。安娜，我求求您要特别重视我对您讲的这些话。”
她以毫不掩饰的困惑看着他，继续笑盈盈地说：“维克托·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叫他派出所长呢？他不是派出所长。咱们的派出所长是萨沙·列兹维赫，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
“他自我介绍说是新任派出所长，但没出示证件。等到我知道负责咱们区的派出所长是上尉列兹维赫时，我就称这个冒充派出所长的人是匪徒。现在您明白吗？”
“我明白了……怎么，他没有向您出示证件？”
“问题就在这里。顺便问一句，他是怎么向您介绍的？”
“大尉多岑科，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所以我对您称他为派出所长感到奇怪呀。”
“喂，您瞧见了吧，这些匪徒是一帮有点儿预见的强盗。他们打听到您本人和咱们区的派出所长很熟，所以就为您编了另外一种神话，装扮成胡诌瞎扯的骗子。您可知道他们是多么危险吗？”
“可是我看见了他的工作证呀。”
“真的吗？”他狐疑地微微扬起眉毛，“工作证上写的是什么？”
“民警大尉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莫斯科市内务总局刑事侦查局主管警察。我还记住了工作证号，证上的照片的确是他的，我看得很仔细呀。维克托·彼得罗维奇，您为什么吃惊呢？我丈夫常常严厉地指导我注意这样的情况，您自己也知道，匪徒们往往突然袭击企业家，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我丈夫说如果民警来了，应该一定记住他们证件上的项目，因为证件往往是真的，只是除了基本公职以外，这些民警还为黑手党干活哩。您瞧，”她递给舒瓦洛夫一张粉红色方纸片，“我为您抄录了一切呀。”
舒瓦洛夫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听到她最后的几句话。片刻之间他失去了听力和思考能力，非常艰难地控制住自己。
“是——是呀，谢谢，”他嘟囔着，“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对我进行刑事侦查。”
他当然是昧着良心说话的。他也知道安娜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四年前怀疑他参与贩卖毒品的时候，他们无疑询问过所有的邻居，以便查清有无形迹可疑之人常来找他，他是否在家里藏着什么特殊的东西，他从圣彼得堡是否携带什么东西过来，诸如此类的事情。像他家庭发生的这种事很难保密，即使发生在别的城市里，那么安娜也一定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就是说，他们又重翻老账，企图将他同这种令人厌恶的买卖挂上钩。咳，不要管他啦，让他们折腾去吧，发给他们的就是这么一份工资。但是如果他们再对他纠缠不放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无意中跟踪侦查出来些什么。这可就糟糕啦。
也许他们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仍然不在这个方面吧？不能，不能，不能，这绝对不可能。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知道他干的事。警察不可能发现他的踪迹。那就是说，这是同妻子和女儿相关的旧案子。这个大尉对儿子和女儿的画像很感兴趣并非无缘无故。房间里还有一打画像呢，可他只是询问了这两幅，好像其他的画像不存在似的。他清楚地知道一切，只是他愚蠢笨拙，缺乏经验，不会掩饰自己熟悉情况的真相。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采取保护措施。如果他们重理旧案，随时都会突然来搜查，妄图发现他家里从来就没有的毒品。必须紧急采取措施，最主要的是要摆脱手枪的麻烦。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拿定了主意，把武器放进外交家牌长大衣兜里，走出家门。幸亏他及时想起来了，注意和顺从自己的直觉，好一个派出所长！真想不到他会这样糟糕地发挥作用！咱们的民警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学不会，他们就像小地方舞台上平庸的演员那样做工作，能有什么好结果？！这位大尉真是个傻瓜，对他舒瓦洛夫还胡诌说是个派出所长，可来到邻居家里，就懒得装假了，不说对罪犯扔掉的什么武器感兴趣了，一上来就打听舒瓦洛夫的情况，甚至还把真实的工作证亮出来。有趣的是他指望得到什么呢？如果他聪明的话，他就应该事先打听和查明，这层楼四所住宅中三个家庭的人们相邻生活了好多年，互相必定非常熟悉，大家都会立刻告诉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他没有得到大家保持沉默的任何许诺。于是他就靠碰运气了，这是俄罗斯人典型的素质。既然他如此无忧无虑，那就让他自食其果吧。决不应该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这是大错特错啊。舒瓦洛夫好样的！在他们将要开始行动，准备进行搜查的时候，他已经把手枪投进城郊的池塘里了，让他们找去吧。
他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一上车就下意识地想到，要从那位姓谢卢亚诺娃的女士手里得到他修车的赔偿金，恐怕要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打消了心中最初的冲动——到一个近的地方，即到察里津或者鲍里索夫的池塘，他驶向环形公路，向着别谢达镇开去。经过了莫斯科河桥，舒瓦洛夫下了环形公路，上了通往雷特卡林的公路。他知道，这条路上有几处可以驾车紧靠河边。
到了郊外，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完全平静下来。大自然竟不合时令地这样迎合他。让他感到压抑的高楼大厦刚刚消失之后，郊外景致令人心旷神怡。
一公里又一公里地远离了那个巨大的城市，紧张的心情也离他而去，甚至平时冰凉的双手也变得热乎乎的了。
当他看到合适的地点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减低车速。那儿有很多人，带孩子的两家人各围一处，看来是在烤羊肉串。
长时间不停的绵绵秋雨把地上浇成了很深的烂泥。他心里骂自己穿得不合适，穿的是高靿羊皮鞋，而不是钓鱼穿的长筒靴子，他继续前行。
他又冒出一个想法：“其实为什么非要丢到水里不可呢？我为什么这样固执地一定要扔到水里呢？看过那么多电影，就走别人踏出来的老路。周围的森林，藏一辆坦克，他们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一把小小的手枪啦。傻瓜呀，穿长筒靴子到森林里去该多棒啊。穿半高靿儿皮鞋很危险，走路动静太大。如果我在森林边上埋藏手枪，一定会被人看见。不行，还得找水呀。”
又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刚刚作出的决定不够周密。通到河边的近路，倒是适合他扔掉手枪，但是有被过路车看见的可能性。还得放弃这个想法。其实不必扔掉手枪，而是暂时藏起手枪，让它呆到适当的时候，等危险过去了，一切平静下来，还可以把它取出来，而扔到水里那可就取不出来了。
找到了合适的地点，舒瓦洛夫停下来，拐到路边，锁好方向盘和变速开关，把手枪从外交家牌大衣里取出放到衣袋里，锁好车，朝着森林走了几步。
就在这一刹那，他听到背后刹车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全都明白了。
从刚刚停下来的两辆车上跳下来的五个人向他跑过来，其中两个他已经认识了。一位是那个傻瓜谢卢亚诺娃的丈夫，就是那个谢卢亚诺娃在交叉路口切断他向前的路，撞了他的车。第二个就是前不久的那个“派出所长”多岑科。
噢，可见，原来如此……那次事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了。唉，那又怎么样，不走运哪。虽然他深信不疑，这事永远不会发生。
“您自己交出武器，还是逼我们动手搜身呢？”谢卢亚诺娃的丈夫问。
舒瓦洛夫从衣袋里拿出手枪，丢在地上。
“谢谢，”多岑科俯身捡起武器，有礼貌地对他说，“我们没有白白指望您的理智。”
“我不懂您指望什么，”舒瓦洛夫的手腕被手铐扣紧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说，“如果你们重新到我家寻找毒品的话，那你们只会白白耗费时间。而您，米哈依尔 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个糟糕的工作人员和糟糕的演员。我一眼就看出您是在欺骗我呢。”
“这很好啊，”多岑科开心地微笑作答，“指望的就是这个。您辨别出笨拙的欺骗，神经紧张了，害怕了，决心扔掉武器。我们需要的就是您把武器带出家门。”
“怎么，现在不时兴搜查啦？”舒瓦洛夫挖苦地问，“据我所知，四年前，你们把我的两所住宅和两个画室不止一次地翻腾够了。”
“我们没有翻腾，”谢卢亚诺娃的丈夫指出，还特别强调了“我们”这两个字，“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咱们上车吧。”
“好啊，不是你们，那就是别的一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民警，全是一样的肮脏。”
他千方百计地恢复逻辑思维的能力。他们找到了武器，这当然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他将坚持一点：只是今天他才发现了武器，或者是昨天才发现的。他不会说他打算把武器送交民警局，今天说这些话谁都不会相信。不，他的言行要更加通情达理，富有理智。对啦，他打算把手枪据为己有。是的，他没有持枪证。那你们就审查我这一点吧。首先是追究刑事责任，他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不体面的事情有牵连，他本来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画家，工作单位的评语更是叫人头晕目眩。大学和美术家协会会提出予以宽恕的申请。在目前这种不够安宁的时代，匪徒闹得人们无法安生地过日子，一个人想拥有一件武器，从而有受到保护的安全感，对此大家都能理解。至于说他打算把手枪藏起来，无论如何他们都证实不了。他下了汽车，要到森林里去撒尿，这就是整个情况。手枪就在衣袋里，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单枪匹马到森林里闯荡，难道会不带武器吗？这里任何一个灌木丛中都可能藏着一个躁狂者……简单地说，就他这种情况，没有被剥夺自由的危险。幸亏在拘捕的时候，他保全了面子，没有精神失常，没有企图逃跑，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他的行为表明他是这样一个人：除了没有把昨天夜里发现的武器送交民警局之外，别的问题根本一点儿也没有。如果对他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民警局会很快搞清楚的，所以也用不着焦急。由于非法拘捕，他们还会赔礼道歉呢。
也许他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也许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怀疑他做毒品生意，但是他与这种事情无关。
把他作为贩毒者逮捕了，然而却只是找到了没有登记的武器。除此以外，一无所获。
◎ 多岑科
米沙·多岑科和谢卢亚诺夫一起回到莫斯科。事情的发生和进展不出他们的精心安排，舒瓦洛夫吓坏了，决定摆脱手枪的麻烦。当时就料到，他要么丢掉武器，要么暂时改藏一个地方。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他必定把武器带出家门，而只要不在他家里，问题就简单多了。但是，漂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米沙·多岑科没有感到满意，随之而生的疑虑让他坐卧不安。
在舒瓦洛夫身上找到的这把不大的捷克造手枪，打出的子弹直径为６．３５毫米。他们调查的杀害三个人的那把手枪的子弹，直径却是７．６５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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