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早晨六点钟她就被叫出来了。在人行道上站了十来分钟，她就明白，这个时候要抓到一辆小车送她到城外去是没有指望了。她坐地铁来到火车站，先在自动电话间给扎鲁宾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乘哪一趟车来，也许他会到车站接她，之后她就上了电气列车。
电气列车车厢里很暖和，娜斯佳坐在一个靠窗子的角落里，立即就昏昏欲睡了。如果列车时刻表准确可信，她坐车有四十来分钟，完全可以有时间打个盹儿，不用担心坐过站。她闭上眼睛，然而睡意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前一天事情的回忆。
……事件的开始一切都和普通的车祸一样。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人开车，另一个年轻姑娘在旁边的乘客座位上。汽车高速飞驰进入了逆行车道，和对面开过来的一辆车相撞，年轻的女乘客一命呜呼，开车的女人受了重伤，生命垂危。在疏散人员的帮助下，车上的东西送到了国家交通管理局。查看汽车的时候，发现车上有麻醉剂，而且数量还不少，是用来买卖，不是为了个人用。
检验结果表明，已死的姑娘和还活着的女人的血液里都有在汽车上发现的那种麻醉剂。反麻醉剂非法流通管理局参与了这个案子，很快查明，两个女人是舒瓦洛娃母女，在为圣彼得堡提供毒品的强大集团里占有席之地，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其家长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的名字和声望，就是母女二人可靠的护卫屏障。
舒瓦洛夫的家庭早就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里是母亲和女儿，另一个阵营里是父亲和儿子。
莫斯科人舒瓦洛夫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位圣彼得堡卓绝的美人儿为妻。妻子断然拒绝迁到莫斯科，她长住圣彼得堡，这里有她的朋友和亲戚，舒瓦洛夫实际上在两个家里生活，他经常来到夫人这里住上两三天，他这样做看来倒完全让她满意。他们先生了女儿，过了两年又生了儿子。
这时候舒瓦洛夫已经明白，同第一个妻子分手之后，他在第二次婚姻中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可靠的终身伴侣。她出嫁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地位和威望，做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教授、非凡天才的妻子而知名，况且又过一种无所约束的生活，她觉得这非常合适。有关舒瓦洛夫妻子的艳遇和她“自由”生活方式的流言蜚语，甚至传到了莫斯科。
舒瓦洛夫除了是一位名副其实、成绩卓著、举世公认的学者以外，他还能绘画，而且画得颇具专业水准，已经成为美术家协会会员，并举办了个人画展。他在莫斯科有自己的画室，但是由于希望设法恢复家庭，让整个家庭亲密团结，他就利用广泛的联系，在圣彼得堡又开设一处画室，煞费苦心地在这里度过更多的时光。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明白这些良苦用心、耗费的气力，全是徒劳无功。妻子疏远他，连子女都无法帮助他们亲密起来。为什么要经常不断地来圣彼得堡？两个月有一次礼貌性的造访完全足够啦。但是，妻子对于他提出离婚的反应极为强烈，又是眼泪汪汪，又是大吵大闹，高声喊叫什么她爱他，如果他相信那些无聊的揣测，那他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白痴。如果他申请离婚，那他就再也看不到儿子了。如果他维持现状，那么好吧，她允许他把男孩子带到莫斯科。
他维持了现状，满怀痛苦与羞愧地承认自己爱这个美丽却残酷的女人，而且是忘我地爱。只要他知道她活泼而健康，她一切都好，他就足以感到幸福啦。他也喜爱女儿，希望女儿长大了不要像她的妈妈。毫无疑问，他特别喜爱儿子，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所有精力、一切条件都投入到对儿子的教育之中。小男孩长得神气而有才干，秉性善良。看着自己的儿子，舒瓦洛夫每一次都心情轻松地想，为了这样一个儿子，可以忍受任何家庭纠纷。舒瓦洛夫长期地忍辱负重，他知道妻子从来就不爱他，只是在利用他罢了，而儿子就是对他这样忍辱负重的回报与安慰。
他们一家就这样生活下去，父亲和儿子在莫斯科，母亲和女儿在圣彼得堡。他们也见面，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在共同的熟人面前装出一副他们是亲密一家人的样子来。孩子们都很平静地接受这种情势，小姑娘和小男孩都感到很合适。母亲娇纵女儿，从小就教她穿漂亮衣服，进饭店的走路姿态，到城外娱乐消遣。儿子嘛，每一次把他带到妈妈和姐姐这儿来，看到身边一位陌生的成年姑娘，她常常讥笑他幼稚和笨拙，不知道流行乐团，讥笑他对男人拉着女人走开并把门锁起来时表示惊讶的幼稚。舒瓦洛夫对可爱的孩子们相互疏远，感到很痛苦，而同时他所能做的一切却又妨碍他们相互亲近：他不无理由地担心，女儿早已习惯的这种优裕生活对儿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儿子不会坚持得住，把他培育成一个杰出人才的所有努力要付之东流了。
时光流逝，子女长大，舒瓦洛夫渐渐变老，可他的妻子依然富有魅力，匀称秀丽，显得年轻，年届四旬的她看上去最多只有三十二岁。舒瓦洛夫仍旧爱她，照样为她而痛苦……突然从圣彼得堡传来噩耗：女儿丧命，妻子处于危急状态，随时都可能去世。那天晚上他和儿子从莫斯科坐飞机过来，才来得及最后一次见到妻子，第二天她就去世了。办理丧葬事宜时，舒瓦洛夫竭力控制住自己。但是他不时发觉自己不明白已经发生的一切。他为妻子和女儿祈祷安息到第九天，就打算回首都。他和儿子应该是晚上乘红箭号特别快车回去，白天他就把亡妻在圣彼得堡那暂时没有主人的住宅收拾整齐，打发儿子去画室取黄鼠狼毫笔和妻子与女儿的几幅小画像。可是他再也没有看到生还的儿子。
不管怎样悲伤惨痛，这样的事件还是接连不断地发生。在死者的汽车上发现了毒品之后，侦查员们不等舒瓦洛夫从莫斯科赶来，就立即仔细查看了死者的住宅和舒瓦洛夫的画室。住宅里的一切完好无恙，洁净整齐，只是大量的注射器和其他毒品有些碍眼，而在画室里发现了一大堆高质量的海洛因。
从民警局掌握的情况看，无论是叶卡捷琳娜·舒瓦洛娃，还是她的女儿，从来既不吸毒，也不贩毒，现在终于明白是什么原因了。在推销海洛因的整个链条中，她们母女担任着大批发商的角色。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小商贩都没有跨进著名画家舒瓦洛夫这间工作室的门槛儿，就更甭说吸毒者了。能够有幸到这里来的只是那些把海洛因大批地运来，或者大批地批发运走的人。而正如格里博耶多夫所确定的那样，从这些人到一般的消费者之间“距离很远”。
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这间画室里设下埋伏，以便弄清楚谁来取海洛因。作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然而执行起来却远远不合要求。当时是一九九四年，职业化程度高的民警干部已经非常少了，民警中各种各样素质较差的人，而且常常是不适于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会说话，更不会动脑子，但是却特别会打人和不假思索地开枪。
在这间画室里设埋伏之事没有让主人知道，原因非常简单：当妻子和女儿在圣彼得堡做毒品买卖的时候，丈夫和儿子这时候住在莫斯科，整个家庭都不想复归一体，那就完全可以合乎情理这样推断：这个家庭的分离纯粹是做给人看的假把戏，为的是让轻信的民警们头脑糊涂。特别是这位丈夫还总是来彼得堡，虽然不是很频繁，但也是定期必来。这可以证明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这就证明了他舒瓦洛夫积极参与做这种贩毒生意，和亲爱的夫人划分区域：妻子供应圣彼得堡地区，丈夫供应莫斯科地区。按照这样简单的想法，在画室里的行动就没有通知舒瓦洛夫，他本人当然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就陷入了这一行动的包围之中。如果是舒瓦洛夫本人出现在画室里，倒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他一到，埋伏的人员就能够决定如何行动了。
然而来的人不是舒瓦洛夫，而是他的儿子。对于捕获小组的埋伏人员来说，这个人不是已死的叶卡捷琳娜·舒瓦洛娃的儿子，而是一个没有证件的陌生小伙子，他非但不能有礼貌地回答问题，反而顶嘴、发怒，把他来的目的荒唐地解释为取黄鼠狼毫画笔和画像。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些画笔和画像放在什么地方。这就十分令人怀疑啦！
对画室的埋伏暂时没有撤除，把形迹可疑而挨了几下橡皮棒的小伙子送到了民警分局。谁能想到他竟然精神失常，越窗跳楼哇！这可是圣彼得堡古式高顶棚楼房三层楼的窗子啊。
后来便是长时间的辅助性审理。民警为什么不立即给舒瓦洛夫打电话，也不问清楚他儿子在什么地方，去哪儿了，为了什么目的，穿着什么衣服呢？是的，小伙子身上没有证件；是的，不能凭一句话就相信一个人，可是本来有检验的基本方法嘛。民警们的回答是，因为老少舒瓦洛夫可能勾结在一起，小伙子已得到父亲的同意才来取货，至于什么画笔和小画像的故事，本是他们父子商量好的谎话，所以给父亲打电话是毫无意义的。民警们的行动这样外行，这样不合情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懂得半大孩子需要特殊对待，因为他们往往能够轻率而鲁莽地做出明显与他们的年龄不符合的事，特别是在他们什么都没有干却受到责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难道这些民警真的不明白吗？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虽然也不会总是）从容不迫，知道自己既然不会出什么事，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情况，并予以宽恕，因为成年人承认别人有犯错误的权利。半大孩子不承认任何人有犯错误的权利，如果无根据地怀疑他们或者责备他们犯了什么过错，他们不是从容不迫地提供论据，为自己辩护，而是勃然狂怒，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甚至宁愿残害肢体或者自杀自毁，以证明周围的人都是魔鬼。这本是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怎么可能不明白呢？其实可能不明白。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对那些在画室里埋伏着的民警讲过这些知识。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在教授心理学专科教程的民警学校里学习过，他们当中连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没有，足足一半的人具有在一些“热点”和阿富汗的战斗经验，而这些地方很简单，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敌人。这里不需要任何解释和夸夸其谈。为什么民警们没有估计到被拘留的人可能会越窗跳楼，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呢？因为……
失去一个男孩子的事实未能向任何人证明任何情况，舒瓦洛夫仍然被怀疑参与了他妻子的麻醉剂买卖。但是他本人甚至好像还没有想到这一点。把儿子安葬到妻子和女儿旁边之后，他返回莫斯科。
出发前舒瓦洛夫和法院侦查员塔尼娅谈了一席话。他说：“我的一切一下子都被夺去了。妻子和女儿的死这是命运的安排，可是我儿子的死就是你们的罪过了。这一切上帝都看见啦，他不会这么轻易忘记的。你们的一切同样会被夺去的，你们等着瞧吧。公正必胜。只是应该能够等待。我会等到这一天的。”
塔尼娅觉得，他此时此刻真像一个狂徒。但是她能够理解，一个人在两周之内安葬了整个家庭，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了。她常常看到类似情况下的人们。她由衷地怜悯他们，然而她知道，这种情况或早或晚总会发生的。
由此可见，舒瓦洛夫家里不能避免这……
娜斯佳的希望实现了，扎鲁宾在站台上等着她呢。看见他穿着防寒保暖制服上衣的瘦弱身体，她不由微微一笑。
“侦查员什么时候穿上制服啦？”她开了个玩笑，嘬唇作响地吻了一下扎鲁宾的头顶。
“从工资连买件正常的衣服都不够用的时候穿上的，”他模糊不清地嘟囔，“不是所有人家里的男子汉都是高薪的教授哇。走吧，好朋友，有个老熟人在那儿等着你呢。”
“什么人呀？”娜斯佳扬起眉毛。
“嗨，就是这么一个人……”
扎鲁宾扮了个可怕的鬼脸儿，露出两排牙。
“两只耳朵可大啦！”他双手高举过头，“那一双眼睛大极啦！还有满嘴的大牙。猜到了吗？”
“哎哟，安德列·切尔内绍夫，是吗？”娜斯佳高兴了，“好久好久没有和他一起工作了。那只狗还跟着他吧？”
“它能跑到哪儿去？”扎鲁宾笑了，领着娜斯佳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民警摩托车走去。 “唉，这就是民警生活，啊？想要和朋友见见面，还得等到在合适的地点发生了杀人案。怕不怕坐摩托呀？我最近一次开摩托车还是十年以前的事。这辆越野车是地方分局借给我用的。”
老实说，娜斯佳怕坐摩托车，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步行吧。
“要是步行呢？”她没有把握地问。
“步行可就费时间啦，”扎鲁宾解释说，“要走一个半小时。到目的地有八公里呢。”
“那咱们坐摩托走吧，”她叹息道，“你要是害死我，奇斯加科夫不会饶恕你的。”
“别吓人啦。”他坐上摩托，戴上头盔，把另一只头盔递给娜斯佳，“要是有什么事儿，饶不了我的人多啦。难道所有的人我都得怕吗？”
过了二十分钟，被完全冻僵的娜斯佳从后座上下来了。经过洼坑的时候，她多么害怕啊，浑身的肌肉都抽搐了，直到现在她的两手双腿还很难伸直哩。一只巨大的牧羊犬立即跑到她跟前，很殷勤地摇着尾巴。娜斯佳忍着脚上的疼痛，皱着眉头，蹲下来，把冻僵的面庞贴到狗脖子上保护得很好的厚毛中。
“你好，我的亲宝贝。你好啊，基里尔。你好，小基里尔。你还没有忘记老婶子娜斯佳呀？”
基里尔很快地舔了舔她的面颊，马上很精明地碎步跑到主人站着的地方。它的主人，莫斯科州局的侦查员切尔内绍夫正在同一个人谈话。不过他已经扭过来，向娜斯佳挥挥手。她环顾四周，两眼仔细打量，寻找熟人。除了扎鲁宾、切尔内绍夫外，这里还有科罗特科夫、侦查员奥利尚斯基。其余的人她就不认识了。
“娜斯佳，来参加吧，”科罗特科夫严肃地对她说，“咱们这儿分两个小组：流浪汉和本地居民。你是个女士，可以选择是和流浪汉在一起，还是挨楼走访。”
“我最好是挨——挨楼走——走访，”她冻得上下牙直打战，结结巴巴地回答，“楼——楼里暖和。可以看看尸——尸体吗？”
“只能离远点儿看，现在鉴定专家们正在工作呢。”
“能简单地说说吗？”
“凶手是近距离开枪射击的，两颗子弹击中心脏部位。嘴里衔着塑料洋娃娃的鱼，照例有丧葬费、小字条。”
“钱多吗？”
“和上一次一样多。”
“啊——”娜斯佳拖长声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很难怀疑我们的这位劲敌反复无常，他坚定地坚持个人的嗜好与风格。字条写的是什么？”
“我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但大概意思……”科罗特科夫抓抓下巴，斜眼往右看看。“一种……不行，我说不好。你去找鉴定专家吧，字条在他手里，你自己看吧。快开始工作吧，别磨蹭啦。”
“好啊，你发号施令，你指挥呀，”娜斯佳友好地笑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乐一回啦。谁是你们本地居民组的头儿哇？”
“切尔内绍夫。快去找他吧，他告诉你去哪儿。”
“好啦，我只要先弄清字条……”
但是，她没有找成鉴定专家。
“不要妨碍人家的工作，”法院侦查员奥利尚斯基生气地说，“不要分散他的注意力。回头你再看字条。”
“哎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唉，哪怕是说明字条的大概意思也好嘛！”娜斯佳苦苦哀求。
“他在步步逼近。”
“什么，什么？”她惊慌失措了，“谁在逼近哪？”
“他。”
“他向什么地方逼近？”
“你们俩中的一个人，要么是你，要么是塔尼娅。总而言之，咱们走吧，干活去吧。查看完毕咱们就讨论。”
得到了切尔内绍夫的指示后，娜斯佳就开始认真地遍访邻近的楼房住户。两个小时过去了，结果仍然是零。
在过去的一夜里，谁也没有看见和听到任何东西。虽然很多人都同被害者面熟，有的人还知道他的名字哩。他护卫一家儿童保健营，在家务活方面，特别是修理什么家庭设施的时候，总是可以求得他的帮助。他是一个很能干的男人，连汽车的事也拿得下来。到保健营找他的嫌疑人谁都没有看见过。至于在他那儿挤在一起的流浪汉，难道能把他们视为嫌疑人吗？虽然他们浑身臭气难闻，但都是无害之人。他们会偷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一双靴子啦，一件棉袄哇。或者抓走从篱笆缝钻出来跑到路上的一只母鸡呀。不过这些事都可以理解，他们在挨饿受冻嘛。然而，他们毕竟不会杀人。
午饭以后他们才回莫斯科。娜斯佳打算和扎鲁宾一起坐科罗特科夫的车，但是奥利尚斯基怜悯她，让她上了自己的车。
“这个‘戈比’眼看就要去见上帝了。”他说，以批评的眼光打量着科罗特科夫的那辆老日古利车。
“什么，您很爱惜重要干部吧？”科罗特科夫受委屈地回应，“您不信任我，不让我拉您可爱的女中校，担心她在我的车里性命不保吗？好吧，我和扎鲁宾都是普通人，我们坐这辆破车也能到。”
“你开始拿自己的普通呀寻常呀来数落我啦，”法院侦查员以自己习惯的有些蛮横的粗野做派回答，“我不但爱惜娜斯佳，我还要救你们所有这些傻瓜。是两位，不是三位，对于你这么虚弱的人，每一公斤都有意义。这辆博利伐尔车实在经受不住哇。”
车里很暖和，娜斯佳浑身软弱无力。她闭上眼睛，再次想起鉴定专家给她看的字条上的文字：
亲爱的，我在步步走近你。我已经迈出了三步。你能猜得出我和你何时何地相遇吗？
◎ 科罗特科夫
当官这碗饭可不好吃，这是千真万确呀！要是你的部下都是你的朋友，那就只好上吊了。科罗特科夫把朋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叫到自己跟前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者大约是这样想的。他有个不大令人愉快的打算，要求谢卢亚诺夫报告杀害嗜毒者案件的情况。
全市各处都发生了惨案，第一批尸体已经“积累了”四具，而且发现都是用同一把手枪杀害的时候，各区分队的材料都转呈彼得罗夫卡了。这事发生在半年前，从那时算起已经有九具尸体了，而案子却原封不动，向前推进的任何微小迹象也看不到。一种说法是在贩毒集团之间存在着斗争，另一种说法就是一个集团内部正整肃纪律，为此需要有惩罚的“示范”措施。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都要和反毒品非法贸易局合作实施。
谢卢亚诺夫闯进了办公室。他容光焕发，一副常见的顽皮笑脸。许多不熟悉的人往往误认为这就是他的庐山真面目，一点儿都不会料到，这个特别喜爱玩荒唐可笑的抽签分奖游戏的人，凭着罕见的严谨认真和追根问底的精神与作风，干得很出色。
他开玩笑地报告：“谢卢亚诺夫少校来到首长驾前！我情愿接受严厉的批评。阁下，您有何吩咐？”
科罗特科夫叹口气，心里在咒骂自己痴迷于常规的仕途功名，同意担任这个除了头疼以外，一点儿好处也捞不到的职务。
“我想听你报告嗜毒者案件的情况。”他严肃地说，“讲话要简明扼要，不要说空话。”
“干吗要着急呀？”谢卢亚诺夫真是打心眼里感到惊奇，“失火啦，怎么的？我这就马上把一切情况给你讲个清楚明白。”
一下子全清楚了，谢卢亚诺夫不可能报告任何新情况。他们和反毒品非法贸易局的人员分担了任务：反毒品非法贸易局的专家负责查清被杀害的毒品买卖者之间的联系，找到联系他们大家的环节；以谢卢亚诺夫为首的刑侦人员的任务是，寻找能够联合莫斯科各处的九位被害的嗜毒者的那个接触点，查清其中别的一些刑事的和非刑事的联系。大家耐心细致地做这件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但是很遗憾，目前仍然没有什么成果。也就是说，一直都在出现某些成果，可是在最近一次审理中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的结果。
“好吧，我还不用作出结论，你本来都知道。那么咱们商量一下吧。”
“好呀，”谢卢亚诺夫欣然同意，“开始吧。”
“有个人姓舒瓦洛夫，名字叫维克托·彼得罗维奇。有家庭住址，也有工作单位地址，一切履历资料都有。他还有明显的嫌疑，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舒特尼克。但是除此以外，一无所有。”
“那该怎么办吧？”谢卢亚诺夫精神一振，“你尽管吩咐，我们赶快行动。”
“现在需要的是证据。需要能把他和已有的三具尸体联系在一起的什么证据。”
“这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有没有接近他的行动途径呢？”
“一点儿也没有哇！”科罗特科夫火冒三丈地脱口而出，“和他打交道的都是教授和画家。不管是咱们这儿，还是他那里，都没有可利用的关系。我已经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扎鲁宾、多岑科、娜斯佳，都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惟一的希望就在鲍里斯卡尔塔绍夫身上……你记得他吧？”
“不大清楚，”谢卢亚诺夫没有把握地说，“这个姓倒是熟悉，可和具体的人就是联系不起来。”
“一九九三年秋天破维卡 叶列明娜的案子找过他，他是她的姘夫。”
“啊，是呀，”谢卢亚诺夫点点头，“没错。他为图书配插图。”
“你瞧，对啦，”科罗特科夫肯定地说，“他常常出入于绘画界，但很遗憾，他眼下不在莫斯科，而且今后的两个月也不在，所以只好独立行动啦。咱们的时间很少，这个舒特尼克任何时候都可能放倒第四具尸体，而且这一次可能不是失业者或者流浪汉了。”
“你为什么这样肯定呢？据我所知，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出这个圈子呀，”谢卢亚诺夫警觉起来，“有什么消息传出来啦？”
“有消息就好啦。有一张字条。他可能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非常像，不过字条上的暗示十分明确。他就是让塔尼娅明白，他在逼近她。他就是这样露骨地写出来了。另外，他在明显地改变行为模式，字条写给具体的某个人，这是第一个出现。第二个被害者身上的字条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只说什么：此钱用做安葬费，不得据为己有。第一具尸体上根本就没有字条。因此到了真正令人担心的时候了。他可能把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定在塔尼娅的亲人或者她本人身上。简单说吧，奥利尚斯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是获得三方面的证据：指纹、手迹或者武器。最好是三者俱获。”
“好吧，对指纹和手迹我多多少少还算明白。可是这武器的事……当然要问啦，它藏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在这里，什么都不知道哇。这里可有很多行动方案：搜查住宅、画室、车库、汽车、单位办公室、情人的住宅（如果他有情人的话，但这需要查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搜查，不可能得到准许，任何一个人都会说三道四，不会同意。咱们不但没有直接证据，就连一个间接证据都没有，仅仅有一些总体性的看法而已。”
谢卢亚诺夫小声建议：“如果咱们自己小心谨慎地干好这一切，就会无懈可击，这你知道呀。”
“你千万别这么想！”科罗特科夫斩钉截铁地说，“小圆面包在医院里还大发脾气，认为没有他，我会把整个处搞垮的。千万别让他知道了，要是他知道了，不用讨论就把咱们给治啦！这是他的一项铁则：做工作决不能违法。”
“他不会知道的。谁能告诉他呀？”
“是呀，他真的不会知道啊。”科罗特科夫绝望地挥挥手，“以前有过这样的事，不想让小圆面包知道。我是一个正常的侦探，如果我不是咱们处的副处长，我就第一个跑过去秘密地察看舒瓦洛夫的豪华住宅。我甚至不会想到，如果这事暴露了，受到严厉惩处的是领导，而不是我自己。只是偏就坐在这把最坚硬的安乐椅上，”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蒙着十分破旧的布罩、能够自己转动的办公安乐椅的扶手，“我现在才明白了，由于咱们的独立行动，他小圆面包在将军的办公室里默默地忍受了多少委屈和冤枉气呀。咱们有什么，大不了被他数落一顿，甚至可能粗暴一些，可咱们接着往外跑哇。而且还要说明，每一位单独行动的侦查员挨剋，是因为他本人做错了事。而当头儿的却是为了大家一次又一次地挨剋。总而言之，你要一古脑儿地抛弃非法潜入和其他各种胡闹行为的念头。行动中要灵活而又机警。”
谢卢亚诺夫顺从地同意了：“好啊，就照你说的，要机警再机警。”
◎ 谢卢亚诺夫
他和妻子花了两天时间研究行动计谋和方法。谢卢亚诺夫继续调查被害的嗜毒者及其足有半打的罪行，而一直在休假的瓦连京娜上了谢卢亚诺夫的汽车，前去确定舒瓦洛夫的行动路线。每天早上他沿着固定路线上班。下班以后，他去各种地方，所以他们决定早上采取行动。
瓦连京娜给从察里津大街上他的房子到他任教的大学之间的路线标上记号，作为莫斯科通的谢卢亚诺夫，很快就选定了实施预谋行动的最佳地点。
早晨走出家门之前，他再次问妻子：“我能一个人走吗？你留在家里，啊？”
“嗬，”她在过厅里，从头到脚地打量一番镜子里的自己，“当然啦。我看我特别漂亮。你看见了吗？”
“看见啦。就让我一个人去干吧，别让我拿你这天仙似的美人去冒险啦。”
“是啊，你干……听我说，好像这条围巾不合适。等一下，我拿另一条。”
“我用人类最真诚的语言求求你，你留在家里吧！”谢卢亚诺夫提高嗓门，想为自己的话赋予更强的说服力。
“瞧，这就合适了。我当然不可能有另外一副模样了，但是其他一切看起来都十分得体了，你看见了吗？”
这些话都是经常爱说的开场白，谢卢亚诺夫开心的是，每次他都千方百计地对这些话作出新颖的回答。
“我看不到别人早就看到的东西。你别再责骂你的脸啦，我十分满意。行啦，决定了，我一个人去。把车钥匙给我吧。”
瓦连京娜听着他说话，登上了低跟矮靿儿皮靴，穿上加长的浅绿色上衣，拿上皮包。她急忙看了一眼表。
“咱们到楼门口有半分钟，所以我建议你听我的话。你自己经常引用首长的话说，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事。你的事就是搜查罪犯，我的事就是开车。论开车我比你强得多，这一点不可能再争了吧。你别忘了，我学开车比学读书还早哩，你想要比我开得好，反正你也办不到啦。”
“我应该做到一切，”谢卢亚诺夫固执地说，“顺便说吧，我十多岁就学开车了。”
“你当然会办得到啦，”瓦连京娜同意道，一边打开门，把丈夫轻轻地推到楼梯间的另一边，“谁怀疑这一点啦？只是从此以后，你全年的工资都要花在修车上。要是我来开车呢，就会保证你在汽车挡泥板上只留下小小的凹痕和两三道划痕。好啦，亲爱的，时间到了，快跑吧，要不然咱们就赶不上你那个跑龙套的演员出场了。”
他不再争辩了，因为他内心深处明白妻子说得对。他们在业务行动中不止一次地利用她开车的精湛技巧。每一次他都非常惊讶这个脆弱的年轻女人对技术的感悟极佳。现在他们夫妻俩就像一年级的小学生那样，专心致志地实施精心制定的行动计谋。
早上差一刻八点钟，他们赶到舒瓦洛夫住的楼跟前。他的灰色丰田车停在楼门口不远处。
“前天他八点差十分离开的，昨天是九点差一刻，他很可能是第一天去上前两节课，第二天去上后两节课，十一点半左右开始上课。”瓦连京娜解释道，“亲爱的，做好准备，咱们完全可能要长时间等待。不过我想这样好一些，如果他晚一点儿走，行车就会紧张了，那咱们就会方便一些啦，你想到了吗？”
“重要的是让舒瓦洛夫走出来，”谢卢亚诺夫应道，“咱们随便怎么样都行。”
差十分八点，舒瓦洛夫走出楼门口，上了汽车。在灰色丰田车还看得见的时候，瓦连京娜原地不动。
“啊，上帝保佑吧，”她小声说，旋转钥匙，点火发动汽车，“希望他不改变路线。”
在几条小街绕来绕去，瓦连京娜上了旅行街，沿这条街可以直达通往环形路的立交桥。昨天和前天，舒瓦洛夫就是经过环形路和米丘林大街到大学的。谢卢亚诺夫把会车的地点正是确定在米丘林大街上。
在米丘林大街上他们又看见了灰色丰田车。经过奥运村的时候，谢卢亚诺夫说：“靠拢吧，已经很近了。”连他自己都很奇怪，自己说话的声音不知何故听起来压抑而嘶哑。
瓦连京娜加快了速度，瞧着前边舒瓦洛夫的丰田车驶近米丘林大街和洛巴切夫斯基大街的交叉口。按谢卢亚诺夫所计划好的，正是在需要的这一瞬间，她准确地把车同丰田并排停下，车距正好是十厘米。等着绿色信号灯的舒瓦洛夫停在第二道，打算越过交叉口，继续直行向前。瓦连京娜停在第三道，绿灯一亮，她就启动，开了转向灯，表明她要向右转弯，蛮不讲理地切断了舒瓦洛夫的路，而后者满不在乎地驱车前进。这是最蛮横地违章驾驶，从第三道不能向右转弯，所有拐弯的人都应该把车停在第一道上。撞车已成无法避免之势。
舒瓦洛夫从车里跳出来，满脸怒气，面色苍白。
“太太，您怎么啦，您根本就没有想到吗？”他大声喊叫，“您从第三道往哪儿拐呀？”
瓦连京娜懒洋洋地打开车门，动作优雅地伸出两条小腿。“可我必须拐弯儿呀——”她任性地拖长声音，“您懂吗？我必须拐弯儿。您应该看见我开了转向灯呀。您自己为什么不往旁边瞧瞧呢？”
“得了吧，见鬼去吧，这算什么转向灯啊？您即使亮十个转向灯，我也不应该看您，因为从第三道根本就不能拐弯。您懂不懂呀，太太？根本就禁止。就在那儿，您瞧瞧吧！”他扬起一只手，一个指头指向挂路标的地方，“简单说吧，快点决定怎么给修车吧，我可没有时间。”
“我也没有，”瓦连京娜不动声色地回答，“这还得看看谁应该给谁修车。您挤坏了我的挡泥板，划破了车门哪。”
“我？给您？”舒瓦洛夫由于愤慨而憋得喘不上气，“是您给我，不是我给您！不是的！唉，真想不到，竟然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人！您有手机吗？”
“嘿，有哇，”她卖弄风情地点点头，“怎么着？”
“那就请您打电话给市汽车检查局，叫他们派人来。太太，您快点儿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也是这样啊。顺便说，我可不是出来散步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出来一个精明能干的人物啊。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其他所有的人都在游荡闲逛哩。”年轻女人反唇相讥。
在等待市交通安全检查局的检查员时，瓦连京娜在车里与丈夫并肩而坐，仔细观察舒瓦洛夫的举动。他不断地看表，但对于他汽车受到的损坏，他一点儿都不留意，不去围绕汽车来回走动查看，不用手触摸车上的凹痕，没有伤心地摇头晃脑。看起来他此时此刻之所以大发雷霆，只是因为他上班要迟到了。瓦连京娜摇低玻璃，招手叫他过来。
“您想给单位打个电话，先打招呼说您要耽搁一会儿吗？”她友好地问，“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想。”舒瓦洛夫生气地嘟囔。
瓦连京娜把电话递给他。
舒瓦洛夫送还电话机的时候，瓦连京娜说：“您何必要找民警呀，您把修车钱给了我，咱们就好说好散，各走各的路。可现在停在这儿，还不知道能等来什么结果呢。您怎么着，还希望民警给您少算点儿赔偿费呀？”
“听我说，”舒瓦洛夫轻声地问，“您有没有良心哪，哪怕是一点点儿呢？是您蛮横地违反规则，是您撞坏了我的车，您还想要我给您修车钱。您在哪儿学的这一套？肯定不是在汽车驾校里。像您这样的人都是花钱买的驾驶证，可能还没有学会看路标，就来开车了。我恨你们，恨你，恨你这样的‘新俄罗斯人’。不管我工作上会出现什么麻烦，我也要根据原则等待民警人员来主持公道，就是要表明比您强得多。”
“那好吧，还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瓦连京娜忿忿地嘟囔着，“自己大概也是和轿车一起买的驾驶证吧。亲爱的，”她猛地一拉谢卢亚诺夫的手，“你怎么啦，你没有听见这个人侮辱我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说他呀……”
谢卢亚诺夫粗暴地打断她：“住嘴！你自己错了，真是个笨蛋，你总是碰壁栽跟头，惹出麻烦事。所有的工资都耗费在对你的罚款上了。坐下，闭嘴！”
瓦连京娜噘起小嘴，装出一副受到欺负、非常委屈的样子。
市交通安全检查局的工作人员驱车赶到，对情况的调查没有占用多少时间。他们很快地测量完毕，就依次请事故双方上车，建议他们亲笔写出说明材料。既然各方都不承认自己有错，这桩案子就应该转到交通事故审理委员会。收到了说明材料，为了让舒瓦洛夫得到更大的快乐，民警们严厉地申斥瓦连京娜在道路上的行为绝对不合理合法，又记下了冲突双方的电话号码，告诉双方等候通知。
又过了两天，谢卢亚诺夫、瓦连京娜和舒瓦洛夫坐在市交通安全检查局检查员的办公室里，该检查员堂而皇之地自称是“交通事故审理委员会”。
“是舒瓦洛夫和瓦连京娜吗？”检查员验明身份，“我们马上研究案情。喂，您是什么人？丈夫？您先到走廊里，需要证人的时候，我叫您。”
谢卢亚诺夫顺从地走出来。令他高兴的是，检查员什么都没有忘。事先已经提醒过，要他把第三位男人从房间里支使开。
桌子上放着一块不知是哪一位车上的前挡风玻璃。检查员打算找到一块玻璃放在桌子上压纸，但是没有成功，这块玻璃太大，把整个桌面都盖住了。
“劳驾，请帮个忙，”他对舒瓦洛夫说。
他和舒瓦洛夫一起把玻璃从桌子上搬下来，小心地贴墙放下。
随后检查员向两位车主提了几个问题，又一次看了看他们亲笔写的说明材料，研究一下整个事件，作出决定：公民瓦连京娜应该向公民舒瓦洛夫赔偿修车费。
瓦连京娜直接从检查员手中夺过收据，就像一颗流星一样飞出办公室，哐当一声撞上门。
检查员一耸双肩，向舒瓦洛夫同情地微微一笑。
“您知道，这种人有多少啊……”
“我想到了，”舒瓦洛夫冷笑一声，“谢谢您，祝您一切都好。”
过了一小会儿，谢卢亚诺夫走进办公室，十分满意地环顾刚才还进行战斗的房间。秘密地取验了舒瓦洛夫的指纹，获取了他的笔迹样品。特别令人满意的是，没有一点儿违法的痕迹。
（重要说明：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购买正版书。） 
Xinty665 免费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