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乘车在雨中离开了克里姆林宫，这场雨像一张闪亮的厚布，覆盖着莫斯科。别洛谢尔采夫感觉，他似乎漂游在一座沉没的城市里，钻过一道道街道的绿色河道和胡同的支流，在那些沉没的大楼里，在那些被水淹没的住宅里，灯罩还悬挂在那里，书籍仍立在书橱中，盘子和杯盏仍摆放在桌子上，那些默默无语、随波而动的人们还坐在餐桌旁，散开的头发来回飘荡。一座奇异的教堂，镶着瓷砖，带有一丛金色的十字架，旁边，比它还要高大的，是一瓶巨大的“波罗的海”牌啤酒，瓶口冒出了珠母色的泡沫。普希金纪念碑忧伤地立在那里，普希金没精打采地垂着脑袋，在他脖子周围缠着一圈闪亮的题字，就像一把巨大的、发光的水草。
城市还能被辨认出来，墙上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还能看清，但是，城里却已经住满了水下世界的居民。带有明亮玻璃穹顶的车站广场上挤满了粉红色的海蜇，通体透明的它们来回游动，就像一只舰队。在高高的大厦四周，鱼群来回穿梭，它们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
“维克多·安德列耶维奇，我看你已经很累了，各种疑惑把你折磨得够戗。”格列奇什尼科夫那柔和、慈祥的声音透过雨水声和马达声传过来，造成了一种催眠的感觉。“你应该知道，我非常理解你。我自己在忧愁的时候也会想到逃走，想到安静的居所，孤独的老年，到那时，一座荒凉的别墅，花坛上的紫菀，壁炉里微暗的火苗，你坐在那里，肩头披着小毯子，手里翻看一本书，塔西佗或者普卢塔克，再看看窗外，白昼怎样悄悄地逝去。”
国防部也沉到了水底，在灌进了水的存衣处，将军们的大衣在缓缓地来回摆动，不时顶撞着天花板，而在被淹没的办公室里，在巨幅世界地图前面，军官们在漩涡中静静地跳着华尔兹，周围是海葵和贝壳，还活动着一些天蓝色的小螃蟹。
“对于像你这样一位哲学家来说，最重要不过的事情，就是对经历过的巨大生活进行思考，领会它的意义，写出自己的《列王纪》，你征服了那些王国，你要恭顺地去敲天国的门，相信天国的门会为你而敞开的。”
体育场就像一丛茂密的水草，运动员的雕像上也附着上了一层珊瑚。
“但是，我的朋友，现在还不是我们阅读巨著、写作远征高卢回忆录的时候。祖国正处在危难之中，她被人俘虏了，就像一个女奴隶。她在经受折磨和残害，除了我们，谁也帮不了她。”
一座奇特的银行大厦，半圆形的窗户，铸铁的灯杆和柱子，整座大楼就像一个水下洞穴，入口上方趴着一条章鱼。
梦境和雨一同结束了。人群在潮湿的马路上来回奔走，撑着湿漉漉的彩色雨伞。城市又显现了出来，她清洁，鲜艳，泛出珠母一样的色泽。他们的车开到了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你把我领到哪里来了？”别洛谢尔采夫在钻出汽车的时候问道。“在这个该死的地方，我的旧伤会复发的。”
“这不奇怪，”格列奇什尼科夫回答，“在奥斯坦基诺，恶的密度最高，要超过俄罗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有特异功能的人无法在这里工作。他们会出现心肌梗死和脑溢血。要想让这块土地重新适合耕种，起码需要三百年的时问。”
布拉夫科夫从这座玻璃大厦里走了出来，他把双手伸向电视塔，似乎是在向它祈祷：“欢迎光临阿斯特罗斯电子帝国！……”
他们乘着电梯升向高层。他们经过一道道走廊，走廊里来回穿梭着一些神情疲惫的小伙子和一些看上去像是烟鬼的姑娘。
在他们中间有一位脸熟的人，他的脸色就像一只旧台球那样有些发黄，他瘸着一条患有痛风的腿，跑了过去，这位就是电视主持人波兹涅尔。
他们走到一个岗哨前，这里有一扇亮闪闪的不锈钢旋转门，门口摆着检测仪，监视器上的镜头闪闪发光，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卫人员手持枪身很短的进口冲锋枪，目光很冷地看着他们。
“这两个人是和我一起的。”布拉夫科夫说道，带着自己的战友通过了安检系统。
大门后面呈现出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清洁的世界，水晶玻璃的世界，它豪华，透明，散发着臭氧的味道，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玻璃和其他装饰，雪白的墙壁上悬挂着时尚艺术家珍贵的画作。
他们来到接待室，接待室很大，空荡荡的，就像是铁路车站的候车大厅。他们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来，别洛谢尔采夫打量起那些等待接见的来访者。那里有几个制服上带着红色镶条的、畏畏缩缩的将军，一个装扮奇特、脚上挑衅性地套着一双白袜子的先生，还有两个蓄着黑色胡须的犹太人，模样像是哈西德派教徒，身穿黑色的上衣，头戴黑色的帽子。
在房问中央一个像祭坛一样的木头基座上，悬挂着一个玻璃烧瓶，瓶子里有一条绿色的正弦曲线在不停地颤动。
“这几个军官是来自战略导弹部队的代表，”布拉夫科夫悄声说道。“我们打算利用军用火箭从普列谢茨克试验场发射我们的一组电视通信卫星，对于火箭兵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该兵种的拯救……瞧这个穿白袜子的先生，他是维亚泽姆斯基（可能指与普希金同时代的俄罗斯诗人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庄园所在的那个区的区长。阿斯特罗斯想在莫斯科附近建一座迪斯尼乐园，位置就选在他那个区。那座庄园将被拆除，为了一笔不菲的酬劳，区长准备去把事情给摆平……那是一个犹太人代表团，”布拉夫科夫指了指那几副油乎乎的大胡子和那几顶黑色的帽子，“他们从特拉维夫来，为了向阿斯特罗斯出让以色列一份大型出版物的部分股份。借助这份出版物，他可以控制那些移居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的社会意识……”
别洛谢尔采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领他来这里。他正打算说点什么，布拉夫科夫却突然神情一振：“在等我们呢，我们走。”
于是他们经过一扇悄然打开的门，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这不是一间通常意义上的办公室。他们走进一个椭圆形的房间，四周半圆形的墙壁上装满了为数众多的电视屏幕。
每一个屏幕都在不停地闪烁，跳动。阿斯特罗斯坐在控制台后面，调控屏幕，放大那些不住闪动的镜头，将它们拉近或者推远。
在他那双兴奋的眼睛紧盯着的那个屏幕上，出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她躺在一块水泥地上，肿胀的脸庞上挂着黏液和血迹，上面爬满了苍蝇。一条腿上可以看到被电线捆绑后留下的印痕。两个乳房被割掉了。在下腹处，在那丛阴毛中间，翘着个什么东西，阿斯特罗斯把镜头放大，这才看清，扎进肉体之中的是一把湿漉漉的凿子。
别洛谢尔采夫一阵哆嗦，便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屏幕。
在那里，几个头戴安全帽、身穿橙色工作服的抢险队员，正从一座被炸毁大楼的废墟中抱出一个被砸死的小女孩。摄像师巧妙、细致地展示了孩子那双被砸扁了指头的小手。
别洛谢尔采夫很不舒服，他想躲起来，想逃走。但是，无论他那惊恐的目光投向何处，满目皆是那一个个火光冲天的刺眼屏幕，映入眼帘的尽是那些受难的肉体和尸体。被炸翻的列车，车上满是血肉模糊的牺牲者。刽子手行刑的场面，他们端着手枪，直对着死刑犯的后脑勺开枪。楼房的爆炸，一阵阵炮火从近处对着那些楼房直射。士兵的葬礼，母亲们眼泪纵横的脸庞。
“啊，我的朋友们，请进来！”阿斯特罗斯从电子控制台前站起身来，迎接走进门来的这几位。“很高兴认识您！”他向别洛谢尔采夫递过手来。“我的朋友对我说了，您干得非常出色，您是一个研究瓦哈比教义的高级专家。那盘录下了总理白痴讲话的录像带已经在我手里了，已经在加工过程中了。我需要一些有才能、有特长的人。很高兴与您合作！我们应该由此开始，让策略发生根本的转变。”
阿斯特罗斯举起一个粉色的指头，指头上长长的指甲经过细心的修剪，一枚天蓝色的宝石发出了透明的光泽。
“无能的检察长垮台了，我们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可他却叫联邦安全局的一个特工给盯住了生殖器，在这之后，我们的整个计划，用我们这位像金色的橡实一样结实的市长去取代老朽‘傀儡’的计划，都要进行修改。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停止批评总统，不再去追究他那些国外账户，对他的奥地利别墅和瑞士存款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暂时也放过扎列茨基，建议与他结盟，建立友谊。市长已经站到了总统一边，全力支持总统，把他所有的敌人全都给出卖了，他答应支持总统谋求第三次连任。作为交换，他提出由自己来当总理。等我们占了这个位子之后，再由此开始夺取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总理的位置成了首要的任务。如今这个胆怯、窝囊的总理应该被换掉。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市长朋友扫清道路。您要为此事出力。您清楚总理的阿喀琉斯脚踵。达吉斯坦要发生暴乱，暴乱者就是那些瓦哈比教徒，可这位天真的傻瓜却把他们称为‘善良的乌托邦主义者’。如果达吉斯坦打了起来，这就将是总理的明显失策，‘傀儡’就会像清除灰尘那样把他抹掉。军界也将无法忍受总理，会把他当成一个跳梁小丑，一个民族败类。强力部门领导对总理的不信任，他们发起的暴动，将把总理推到垮台的边缘。您的分析是无懈可击的，它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别洛谢尔采夫明白，他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在此之前，他还没来得及弄清这一阴谋的危险实质。他的同谋者们打算利用阿斯特罗斯的力量和资金把总理赶下台，再把“代表”推到空缺出来的位置上去，挤走虚荣的市长，让阿斯特罗斯做冤大头。他们在扎列茨基和阿斯特罗斯的背后做动作，让他俩时而相互争斗，时而体战片刻，并以此来落实“斯瓦希里计划”，一步步地走向既定的目标。
“我通过我的朋友们了解到，维克多·安德列耶维奇，您肩负着一个关键使命。我很看重我们的相识。在我的公司里，在我的电视帝国里，已经为您准备下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您将以您的努力让自己获得胜利的奖赏。我们有压倒总理的手段。现在就让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游览吧，我像向您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以便让您知道，您都有哪些可以利用的东西……”
他诡秘地笑了一笑，然后就领着客人们走进了一扇勉强可以觉察到的房门。他们走进的这片空间，似乎是无边无际的，不是电视中心的玻璃幕壁所能装得下的。他们站在一堵透明的墙壁前，墙壁前站着几个端着冲锋枪的警卫，透过墙壁，只见一个神奇的大厅灯火通明，闪烁着彩虹般的光彩。
“这就是我们的游艺厅。我们在这里拍摄电视游戏节目，用了一个神奇的口号：‘我们全部的生活都是一场游戏！’”阿斯特罗斯说道。
几个聚精会神的摄像师操纵着多架摄像机，一会儿就拍摄下了好几个游戏。
其中的一个游戏名叫“智慧的决斗”，游戏在一个玻璃隔间里进行，两个对手站在不同的角落里，嘴里含着两根像笛子一样的长管子，他们用这两根管子吹出许多彩色的肥皂泡。肥皂泡越聚越多，球面上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肥皂泡充满了整个房间，它们互相碰撞，堆积，把两个游戏者包裹在一个透明、闪亮的天地里，让他俩失去空气，陷在肥皂泡的黏液里。一个游戏者开始喘不上气来了，他拼命地吹着管子，试图推开那片透明的气泡。但是他精疲力竭了，昏倒在地上，周围聚集着无数的气泡。而那位同样疲惫不堪的幸运的胜利者，则冲出了那肥皂泡的地狱。伴着胜利的进行曲，浑身沾满彩色黏液的胜利者接过了奖金。
第二个游戏叫“丹特斯”，在游戏中，两个竞争对手走到射击位置，端起一支像是非洲俾格米人武器的长长的吹管，用力从吹管中吹出一根很轻的飞镖，那飞镖飞过一片蓝色的灯光，会扎在一幅很大的普希金画像上，普希金的画像上蒙着一层薄网，上面标有环数，每一镖根据其击中的位置获得相应的环数。在普希金身上扎出最高环数的那个人，就被称为“丹特斯”，并能得到一件贵重的礼物。
第三个游戏叫“转运资本”，完全是一个电子游戏，占据整个墙壁的大屏幕上是一个电子迷宫，迷宫里的道路纵横交错。
迷宫的起点是“莫斯科银行”，转运资本的途中设置了各种障碍和陷阱，这些障碍和陷阱分别标示为联邦安全局特工、税务警察、海关人员、国际刑警组织、假客户和犯罪团伙。能在迷宫中找出一条安全通道、让那根黄金线穿过所有死胡同和陷阱的人，就是胜利者。他就成功地将金钱从“莫斯科银行”汇出，经过一个个离岸特区和中间银行，最后汇入“纽约银行”，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运作。胜利者被称为“俄罗斯的索罗斯”，奖品是一张游览地中海的船票。
“这些游戏看起来很天真，很简单，”阿斯特罗斯高兴地看到。这些游戏在别洛谢尔采夫身上产生了很强烈的效果，“可是它们却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一种复杂的形式压制或是唤起个人或整个社会团体不同层面的潜意识。在社会动荡、群众普遍不满的时期，在沙文主义或帝国情感的残余大肆泛滥的时候，这样的游戏就像是心理实验。这些游戏的设计，吸收了精神病学的最新成果，这是我们的专利。”
第二个场所是一间玻璃房间，其中的装饰雕塑和各种圆弧状的物品，会很奇怪地使人联想到浴室、浴盆、洗脸池和其他卫生洁具。在一张白色的产妇椅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穿一身严肃的英国套装，梳着漂亮的发型，那些专心致志做生意的女士们大都梳着这样的发型，她正在深奥地、详尽地介绍自己控制肌体的艺术，其神情就像那些严谨的专家和分析家。
这门艺术，是她用一些橡胶小球和赛璐珞小球长期进行训练的结果，她学会了用阴道的肌肉紧紧夹住这些小球，然后使劲把小球挤出来，让它们准确地落在下面的一个篮子里。她把这个游戏称作“性球”，她的介绍引起了那些高年级女孩的注意，她们屏住呼吸，满脸通红，在听着她的讲解。
同样是在这个房间里，隔着一个透明的屏风，还坐着另一个女人，她脸色绯红，面带微笑，就像是库斯托季耶夫（库斯托季耶夫（1878—1927），俄罗斯画家，描绘外省市民和商人生活的组画《集市》是其代表作。）笔下的女商人。她裹着一张白床单，光着脚，赤裸着一个肩膀，胸口半遮半掩，她不时朝梳妆台上方那面椭圆形的镜子看上几眼。她面对围坐在她周围的其他一些女性，向她们介绍手淫的好处，说自我满足的性生活能够放松女性的心理，消除让人痛苦的“男性情结”。据她说，为数甚多的当代女性都深受这一“情结”之害，她们失去了自己的性伴侣，那些男性。一些人成了酒鬼，再也显示不出男人的威风来了，一些人葬身在数不清的战争和灾难之中，抛下了孤苦伶仃的寡妇和新娘，另一些人则热中于同性恋，拒绝对女性的爱，将男女之爱当作陈旧的宗法制时代的残余，这种男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应该去利用当今的医学、电子学和自生训练技术向她们慷慨提供出的各种手段。女主持人走到梳妆台前，梳妆台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油膏、香水、长圆形的振动按摩器、用轻柔的鸟毛制成的小刷子和一小把松鼠尾巴毛。女主持人向听众们介绍着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有些人的大脑里塞满了许多永远也解不开的问题，这个节目却可以把‘大脑问题’翻译成‘肚皮问题’。”看到女人的裸体，阿斯特罗斯似乎也兴奋了起来。“我们要在整个俄罗斯的上空创造出一个电子色情场。在每个森林中的小村庄里，在每间工棚里，一个生计没有着落的女人，或者一个没得到满足的男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他们走进了下一个隔间，隔间里有一面巨大的屏幕。屏幕前的操作台旁坐着一个操作员，他身体瘦削，一头红发，就像一颗陈旧的铁钉。
“这是人类矫正实验室，”阿斯特罗斯解释说。“我们要制造出一种电视产品，借助这种产品，我们就能把俄罗斯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压制下去。我们要消除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威胁，让那些民族主义者失去使命感。”
阿斯特罗斯朝那位操作员微微点了点头，操作员对阿斯特罗斯的意思不言自明，他打开开关，占据整面墙壁的巨幅屏幕亮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一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一个大张着的湿漉漉的嘴巴，嘴里有几颗稀疏的黄牙，窄窄的脑门上搭着一绺汗湿了的白发。这个野兽似的人穿着一件俄式竖领衬衣，衬衣上绘有一幅北国的图案：几棵多神教色彩的树木，几匹神马，还有几位童话中的骑手。
这幅画面消失了，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画面：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他垂头丧气，被剃光了头发，面颊也瘪了进去，一双凹陷的眼睛惊恐、绝望地四下张望。
接下来是一个士兵，他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他抬起下巴，眼里冒着疯狂的火花，把冲锋枪端在腹部，在不停地扫射。
在他之后，是一个身穿病号服的病人，他浑身无力地坐在一个简陋的病床上，身边是一些滴管和热水袋。
然后，前面已经见到过的那个身着俄式衬衣、长着一双野猪眼的暴徒，又出现了一次。
这些画像连成一排。举着红旗的游行队伍，满怀仇恨的游行者们其貌不扬，老式的脸庞上满是胡须，他们身穿陈旧的老式服装，怀里捧着斯大林的肖像。
然后，是一个低能儿，他正在用一个脏兮兮的指头抠鼻孔，笑眯眯的嘴巴上挂着口水。
低能儿之后是一个乞丐，他就像一个浑身毛茸茸的小野兽，他拄着拐杖，走在那些妇女内衣、漂亮住房和意大利家具的广告牌之间。
“我们为每一个电视素材选择特定的人物类型，我们要以此打击俄罗斯人的傲慢，同时让观众们也看到其他民族的典型人物，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我们的国家里还生活着雅库特人、鞑靼人和高加索人。”
阿斯特罗斯用教授的语气说道，似乎他正在讲授遗传学课程。
“我们向观众们推出了另一种人类学类型，这一类型可以调和民族潜意识中残存的动机。我们创造了一个类型学形象，在他的身上也许综合了所有其他民族的特征。”
阿斯特罗斯又朝那位操作员微微地点了点头。
屏幕上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画像，他一副沉思的模样，面容安详，一双眯缝着的善良眼睛里流露着深刻而又宁静的忧伤。
爱因斯坦消失了，在他之后出现的是那位很有名的奥德萨幽默演员，胖乎乎的，模样很可爱，小脑瓜歪向一边，一双樱桃似的小眼闪闪发光，能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好感，他的某个部位，也许就是那副轮廓柔和的耳朵，与那位天才的物理学家有些相像。在他之后，出现一个年轻的美男子，他是右翼派别的政治家，不久前还曾幻想当总统。在他之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偶戏演员，他一副苦行僧模样，生着一只鹰钩鼻，衰老的嘴巴耷拉着，但是，他的目光却非常善良，虽说有些忧伤。爱因斯坦再次出现，突出了自己与刚刚闪现过的那些人的相像，——这些人全都留着那种既忧伤又高贵的唇须，都把目光投向那非欧几何学的空问，都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一切充满关爱。按照这个标准，通过重复和变形，产生出一系列的人物，他们是：置身在一堆古籍中的文雅端庄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外交部长；一位非常知名的银行家，他曾给予莫斯科市长以金融支持；最后，是阿斯特罗斯自己，他一副宽厚温柔、天真无邪的样子，身穿一套休闲服，拿着一把铁喷壶，在给园子里长满菊花的花坛浇水。
“被展示出来的这些人物类型，有助于消弭俄罗斯的民族冲突，”阿斯特罗斯解释说，“这样的人在全世界都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能帮助这个国家在人类学的水准上融入国际社会……
别洛谢尔采夫感到一阵厌恶，他很担心，敏感的阿斯特罗斯会看出他的厌恶来，这样一来，他就会暴露身份，被当成一位深入敌方“秘密地带”的特工。
他们停在一个大理石大厅里，这是一个温室，里面生长着一些奇异的兰花、茂盛的棕榈和油亮的夹竹桃。温室的中央有一个水池，池子里浮着白色的百合，一些金鱼不时游过，呈放射状的纸莎草叶子上，落有几只巨大的、眼球突出的蜻蜓。
别洛谢尔采夫觉得，这些蜻蜓是在阿斯特罗斯的光学实验室中装配出来的，它们那鼓鼓的、像彩色宝石一样缤纷的眼睛，就是一个个微型摄像镜头，一直在盯着他别洛谢尔采夫的一举一动。
“您所看到的一切，还有其他许多东西，都可以被我们用来赶走总理。我们要给他玄妙的一击。”阿斯特罗斯对别洛谢尔采夫说道，几乎没有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格列奇什尼科夫和布拉夫科夫。
“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所有那些关于‘言论自由’、关于‘独立信息政策’的议论，都是说给议会中那些傻瓜听的幌子。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提供信息，不是提供娱乐，我们是在规范现实。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我们学会了对‘历史力线’施加影响。我们要把这些‘力线’接在我们需要的人物身上，把他变成历史巨人。或者相反，我们也可以切断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历史力线’，无论他如何有名，只要让他失去电源，他就会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对于那位不想离开克里姆林宫的荒谬的‘傀儡’，我们很快就要这样做了。对于这位可笑的总理，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要把他抹掉，就像抹去一小把灰尘……您说什么？”他转向格列奇什尼科夫，虽说格列奇什尼科夫并没有说话。
“总理很看重强力部门的支持？……他派舍普顿将军坐普通航班去了格罗兹尼？……没有战斗机护航？……这能让我们做点什么呢？……不清楚，我不清楚。“他若有所思地说道。”让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木偶剧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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