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曼·米斯卡里扬茨忽而拿起一张纸，飞快地写下一串数字；忽而拿起另一张纸，在上面勾勾画画；忽而紧皱双眉，陷入沉思。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九个小时，没有休息，但并不觉得累。头脑依然清醒，思维从容不迫，但是思路可能有点过快。为了赶上思维，他尽量多使用一些缩写词，或者使用一些工作中自造的速记符号。
病床前床头柜上放着一盘午餐，是护士奥莉加两点整送来的，这会儿早已变得冰冷。到晚上七点钟，奥莉加照例会送来晚餐，收走一点儿也没有动的午餐。对此，奥莉加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她从不埋怨格尔曼不吃午餐。医院严禁工作人员在病号工作的时候同他们说话，也就是说，不许工作人员分散正在工作的病号的注意力。如果病号自己想同工作人员说几句话，那是可以的，但必须是病号先开口，否则是不行的。对于住在这家医院的病人来说，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他们住进这家医院的目的。
最近几天，格尔曼感觉不好，双脚发软，脑袋发晕，但是工作进展神速，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看来，他的主治医生亚历山大·因诺肯季耶维奇·博罗丹科夫说得有理：这家医院为创造性劳动提供所有必要的条件，所有妨碍病人静心工作的东西都被拒在医院那扇厚厚的大铁门之外。这里没有家庭琐事和烦扰，没有工作单位的明争暗斗，没有都市的喧闹嘈杂，有的只是寂静，安详，深睡，美味可口的食物，充分保障的维生素。格尔曼惟一感到不足的是散步太少。对此，博罗丹科夫的解释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在于集中精力，不分心，不在于散步的多少。医院为病人提供的都是单人病房，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病人互相干扰。
人有各种各样，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滔滔不绝，有的人忙个不停，有的人从容不迫。大家凑在一起，难免互相影响。
如果格尔曼想到外面散步，医生愿意陪他去公园走走。格尔曼想，医生说的有道理，就不再提散步的事，想休息时就把病房的窗户开得大大的，深呼吸几下新鲜空气，伸伸胳膊，动动腿，活动一下身体。
几个月以前，格尔曼开始感觉不好，他认为这并非偶然，一定是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出了毛病。但他并不在意，他所关注的是手头的工作，最要紧的是尽快把程序编出来，因为有数十家银行在等着他编出一种新的电脑信息防护程序。他就职的计算机中心已经收到了几十份购买这种程序产品的订单，利润相当可观。但是格尔曼手头的工作却进展缓慢，这几天几乎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有一个难点总也攻不破，他一筹莫展。公司领导一个劲儿地催问，订货人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
格尔曼心急如焚，他越是着急越干不出活来，自我感觉却越来越差，腿部发软，脑袋昏昏沉沉。于是，有人建议他去莫斯科一家医院找科主任博罗丹科夫看病。
格尔曼对第一次见到博罗丹科夫的情景记忆犹新。博罗丹科夫有一副令人喜爱的外表，身体微胖，戴一副厚镜片眼镜，那双保养得很好的大手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对不起，打扰您了，”格尔曼难为情地开口说道，“我哪儿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病，只是……”
“您只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儿，是吗？”博罗丹科夫接过他的话说道。
“是的，是的，”格尔曼高兴地说，“真叫您说对了。我工作不顺，或者说干得很差。如果我是位作家，或者说是位作曲家的话，我就会说，我出现了创作危机。但是我是学数学的，是个程序设计人员，我不可能出现创作危机，可是……”
他莫名其妙地摊开双手，像个小孩子自己打翻了碗，又不明白为什么放在桌子上的那只碗会摔破在地上。
“您说得不正确，格尔曼，”博罗丹科夫和蔼可亲地说，“创作并非一定是艺术，任何创造都是创作。您太累了，是不是，亲爱的，我看得出来，您确实太累了。您工作太紧张，负担太重，力不从心，筋疲力尽，所以……”
“您是不是认为我得了什么病？”格尔曼害怕起来了。
“我不能断定您有病，但也不能排除。让我们回到您的问题上。什么最使您感到不安呢？是自我感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无论如何也干不完的工作使我不得安宁，我必须在很短的期限内干完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某种疾病妨碍我……”
“好，我明白了。有两种办法，第一，您住院检查，让医生查明原因。我们医院不做这些检查，我们从事另一种专业。但是我愿意介绍您去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家医院的诊断技术不错，设备也很先进。您去那里住院检查，这家医院有许多我的熟人。住院检查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
“不，不，”格尔曼惊慌失措地一挥手，“住院检查？这根本不行。您要知道，我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搞完程序设计。”
“那还有第二个办法。我把您安排在我们这里住院，我不给您治病，而是为您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给您定期服用维生素和有助于夜间睡眠的药物，让您的大脑得到休息，使您合理用餐，让您处在安静状态。可能有人对您说过我是研究精神病学的专家，所以您可能会寄希望于通过我产生什么奇迹，是不是？”
博罗丹科夫轻松地笑了起来，举起他的那只大手，在空中微微抖动着那长长的指头。
“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我每天只去看您一次，每天晚上去，问一下您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对您的许诺，我们的许诺也仅仅是这一些。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把这套理论称为‘智力活动医学’，在我这里住院的人想治愈的不是疾病，而是想解决在智力活动方面产生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
“那当然了，亲爱的，我这里有三十张床位，总是住得满满的。”
格尔曼心想，看来出现“智力活动方面问题”的不光他一个人，他不知为什么变得轻松起来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他不会受到特殊对待。
“在你们这里住院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像小孩子似的充满好奇地问道。
“您说吧，您是不是希望有人打听您在干什么，是不是希望有人知道您为了完成编程序的任务而不得不进行治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您什么也不会对人家讲。如果您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或著名的画家，您一定不希望别人知道是医生帮助他写出一首好歌或画出一幅好画。为住院者的姓名保密，这是我们这里的治疗原则之一。谁也不会知道您在我们这里住院。您永远也不会知道，除了您以外，还有谁在这里住院。怎么样，您是在我这里住院，还是到别的医院住院检查？”
“在您这里住院，只是我想知道……”格尔曼犹豫不决地问道，“要住多少天呢？”
“这要看您编的程序需要多少时间。这里一天的住院费用是八十美元到一百美元，具体数额取决于用餐和服用维生素的情况。”
格尔曼估摸了一下他住院一共要花多少钱，他没有一下子算完，但最后还是算出来了。
“你们能在什么时候让我住进来？是不是要排队？”
“当然需要排队，”博罗丹科夫调皮地笑着，“但是由于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已经打电话给我打了招呼，所以您就不用排队了。如果您愿意，今天就可以安排住院。您现在可以回家收拾一下，把工作所需要的东西带来，我六点半在这里等您。”
“我如果在这里工作，需要有一台电脑。”
“请您也带上，把电脑放在病房里，没有任何问题。”
“我妻子可不可以来探望，你们允许不允许呢？”
“当然可以，让她来吧。但是根据我的治疗方法，有这么一个规定：病人住院的头几天，按照我给他提供的方案进行治疗。过几天是否让亲属和朋友前来探视，由病人自己决定，并将探视也列为该方案的组成部分。您应该能看得出来，我的这种方法的根据是，一个人应该完全沉迷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什么也不应该使他分心，任何转移注意力的因素，哪怕是看起来有促进作用的因素，都可能妨碍卓有成效的创作。所以说，要不要让亲属来探视，由您自己酌情而定。”
格尔曼住了三天医院后就知道，他不需要任何人来探视。他极其投入，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哪怕脱离工作一分钟对他来讲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本来打算利用在博罗丹科夫医生这里住院的时间，把已经干了两个月的工作做完，现在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了，过去那两个月都是白干的，不应该那样干，一切应该重新开始。
现在，他只住了十天医院，新程序的编制工作就已经接近完成。格尔曼感到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工作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原先日益加重的不舒服感觉也烟消云散。
博罗丹科夫听到开门的声音转过身来，他看到了奥莉加。
她没有穿工作服，已经下了班的她穿一件暗绿色上衣，下身着短裙，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的发式，戴一副浅蓝色镜片的眼镜。现在的她不像个护士，倒像个大首长的女秘书。
“萨沙①，格尔曼还是什么都没有吃，”她忧虑地说道，并且不知为什么有点难过，“好像事情还没有做完。”
【①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小名。】
“第二天了？”
“是的，像疯子似的拼命干，没有动过盘子，难道毫无办法了？”
“这话不对，亲爱的。既然他不觉得饿，那就意味着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他比在我们这里住院的其他人坚持的时间长，今天是他住院的第十天，别人顶多坚持一个星期。我们总是能找出办法来的，你说呢？”
“未必，”奥莉加叹口气说，“格尔曼只不过是比其他人更健康。萨沙，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自己也能看出来，我们毫无结果，没有列别杰夫的材料我们不可能取得进展，我们还是承认这一点吧。”
“不。”
博罗丹科夫挥起拳头，重重地打在自己的膝盖上，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不，我不会放弃的。列别杰夫能办的事，我也能办到。格尔曼当然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但是他也会有三十岁男人常患的所有疾病，他不可能绝对健康，也可能有胃炎，有抽烟引起的支气管炎，心脏有点问题。你知道他腿部的肌肉怎么样？他踢过足球，打过网球，从事这些运动必定摔倒过，也就是说，肯定有尚未治愈的脑震荡，即便是轻微的，但肯定有过。他不可能比那个画家、那个维哈列夫健康，而维哈列夫总共才坚持了四天时间。维哈列夫血压有点高，你瞧，就得了中风。我相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没有错，应该坚持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成功。”
“我不知道，萨沙。”
奥莉加把手提包扔在椅子上，走近博罗丹科夫。博罗丹科夫抱住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
“你怎么了，奥柳什卡①，灰心丧气了？这种事是常有的，要有耐性。你只要想一想，要是我们找出办法，研究取得了成功，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博士论文、名声、荣誉、金钱，这一切都会有的。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有副博士学位的人当了整整一年
【① 奥柳什卡是奥莉加的小名。】的护士。白白作出这种牺牲你难道不感到委屈？”
“我不知道，萨沙，”她重复说道，搂住他的脖子，把下巴埋入丈夫的浅色浓发，“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我们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这些住院的人这样下去早晚都得死去，而我们对此却毫无办法。有时我也对自己说，别想那么多，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下去。干这种事，我的脑袋瓜可能不够用。即使你能搞成功，我反正是写不出博士论文的。”
“我们会成功的，”博罗丹科夫委婉地说，“不是我会成功，而是我们俩会成功。你有才干，奥柳什卡，有天分，你一定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我们会取得发明专利权的，之后开一个自己的诊所，成为富翁，成为受人尊重的人。你等着瞧吧，一切都会很好的。现在我去病房看看，待会儿我们一道回家，顺路到什么地方吃顿晚餐。你穿这身衣服很好看，如果你把这身衣服脱掉，在灶台边忙碌起来，那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去不去？”
“走吧。”奥莉加点了点头。她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裙子说，“走，萨沙，我在这里等你。”
博罗丹科夫从衣架上取下白色工作服，穿上后认真地扣上所有的扣子，开始例行晚间查房。
在灯火通明的长长的走廊上，他边走边想，奥莉加说的话当然没有错，没有列别杰夫的研究成果他们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他在妻子面前说，列别杰夫能想出来的他也想得出来，这只不过是硬充好汉的话。实际上，博罗丹科夫非常清楚，他是不能和列别杰夫相比的。别人办不到的事，列别杰夫总能办到。博罗丹科夫曾经是列别杰夫的研究生，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出列别杰夫的与众不同。列别杰夫在临死前不久娶了个年轻的妻子，名叫韦罗妮卡。这小女人在丈夫死后找了一个赞助人，把丈夫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弄到国外去了，现在必须找到韦罗妮卡。
博罗丹科夫逐个查房，最后来到了格尔曼的病房。格尔曼坐在电脑前，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晚上好，亲爱的，看得出来，你在全力以赴地工作。”博罗丹科夫乐呵呵地打招呼道。
“是的，一切都很顺利，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为什么我在这里干得这么出色！看来要在这里呆一辈子了。”米斯卡里扬茨笑着回答。
“什么时候能干完？”
“后天。明天也可能干完。请告诉我，程序编成后我可以马上回家吗？”
“当然可以，”博罗丹科夫保证说，“瞧，还是想回家吧，刚才还说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呢。看来您工作干得不错，自我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好吗？”
“是的，”格尔曼耸了耸肩说，“感到有点虚。但这无关紧要，这是由于我老是坐着，没有出过门，没有走动。回家后马上就会恢复，也就两三天的事情。”
博罗丹科夫发现，格尔曼满头是汗，头发粘附在额头上，尽管房间的窗户开着，病房里很凉快。他还发现，格尔曼的嘴唇发干，一片青紫。博罗丹科夫心想，或许格尔曼说得对，过两三天、或许要不了两三天，就会恢复正常的。
“您感到身体虚弱有多长时间了？”
“大约四天，也可能有五天了。”
格尔曼耸了耸肩，高兴地笑了起来。
“我太专心致志了，住了多少天医院也想不起来了，如果您说我已经住了一个月医院，我也会相信的。”
“这不行，亲爱的，”博罗丹科夫摇摇头，以责备的口吻说道，“最卓有成效的工作也需要休息。当然，不能分心，我的治疗方法不允许病人分散注意力，但是睡觉是必不可少的。别忘了，在您睡觉的时候，大脑是在继续工作的，而且这个时候大脑的工作状态要比您不睡觉的时候好得多。您成天让自己的‘生物电脑’充满各种信息，然后指示它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但是您所给定的指令往往缺乏逻辑性，甚至掺进不少主观趣味的东西。例如，对于您所不喜欢的学者或专家，您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您有生气的时候，也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您可能吃下一些不该吃的东西。而在睡觉的时候，这些愚蠢的行为都同您一道进入睡眠状态，此时的大脑由于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的东西，工作起来有条不紊，不慌不忙，以最适合于它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您来到我这里以后，由于排除了一切干扰，心绪安宁，一切从头开始，因此工作效率提高。我估计您前一段时间在家里几乎没有睡过觉，是不是这样？”
“没错，”格尔曼惊讶地拖长声音说道，“哪能睡觉呢？时间紧迫啊，上司一个劲儿地催问，订货人的电话让人心烦，而我却拿不出东西来……也想睡觉，但是睡不着。”
“睡觉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定要睡足，否则谈不上任何卓有成效的创造。您不睡觉，硬撑着，试图指挥自己的思维进程，但这种指挥并非总是正确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认这一点。好了，亲爱的，明天见，我再次提醒您，要睡觉，睡觉，睡觉。”
走出格尔曼的病房后，博罗丹科夫走进了挂着“化验室”门牌的房间。在一般医院里，挂着这种牌子的地方通常对送来的血液、尿液、胃液等进行化验。但是在以博罗丹科夫为首的这个医院，化验室里坐的却是几名药剂师。
“谁给第八床准备药？”
“我。”
一个二十五岁左右、身体结实、圆脑袋、暗灰色眼睛、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伙子转过身，从转椅上站起身来，有礼貌地回答道。
“去掉给他的所有安定药和安眠药，”博罗丹科夫命令道，“只留下拉克雷奥和维生素。”
“好。”
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奥莉加坐在办公桌旁阅读博罗丹科夫给每个患者写的观察日记。
放在奥莉加面前的一本笔记本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床，男，三十岁，没有自诉症状，自述无慢性病。数学家，程序设计人员。”
听到开门的声音后她转过身来，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丈夫。
“那里怎么样？”
“没有什么新情况，奥柳什卡。你去送过晚餐，亲眼目睹了一切。那位作家筋疲力尽地躺在那里睡大觉，他昨天晚上来我们这里后一直在睡觉。那位女画家一直在不分昼夜地工作，根据合同，她必须为二十卷本的儿童百科全书画插图，她刚完成四卷就出现了危急情况。你应该记得，她第一天来的时候说过，她想把每一卷的插图都画得很好，很生动，体现出自己的风格，但是她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只给文字画插图她毫无兴趣。依我看，现在她每天能完成一卷。”
“格尔曼怎么样呢？”
“他的情况不那么简单，亲爱的。急性心衰竭的所有症状他都有，说不定他会因此而死去。但是他起码还能活两天或者三天，明天他可能完成编程序的工作，之后我没有理由让他再留在这里，他得回家，死在自己的床上。但是，你知道，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让他停服安定药和安眠药，只给他服拉克雷奥和维生素。这样一来，要么会使他编程序的速度放慢，要么会加速他的死亡。你看到我的雨伞了吗？我把它塞到哪里去了？真见鬼，噢，在这里。行了，亲爱的，我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博罗丹科夫掏出钥匙，打开那扇沉重的大门，然后随身锁上。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他的这个科室，连医院院长也不例外。
博罗丹科夫的妻子奥莉加·列申娜有着幸福的婚姻。为了征服自己丈夫的心，她曾经作出巨大努力。夫妇俩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已经整整七年了。她十分珍惜自己的婚姻，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就像一些人珍爱用积攒多年的钱买到的汽车那样。
奥莉加还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看中了未婚的、惹人喜爱的副教授博罗丹科夫。她来自遥远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市，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里。她觉得，如果能和博罗丹科夫结婚，对她今后继续在莫斯科生活和功成名就都会有莫大的好处。因此她选择了博罗丹科夫教授的专业和选修课。每逢博罗丹科夫讲课，她就早早去了教室，坐在前几排座位上，想方设法引起这位副教授的注意。她经常提出一些问题，请博罗丹科夫解难释疑，有事没事总会找个借口同他搭腔。
博罗丹科夫当然也不傻，对奥莉加所耍的花招很快就心领神会。在同女大学生谈情说爱方面，博罗丹科夫算得上是个老手，他十分善于从中得到快乐而又不上钩。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因为奥莉加不讨他喜欢。博罗丹科夫的审美观也并不奇特古怪，他心目中的美女是一个胸部高高隆起、细长腿、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但是，奥莉加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黑头发，宽骨架，诱人的圆形臀部，没有曲线美的不大的胸部。总而言之，不是他心目中的标准女性。再说，奥莉加近视，戴着一副眼镜。但是应该公正地说，她戴起眼镜还行。奥莉加的眼睛也并不难看，但是她的眼睛不大，那副暗色镜片、价格昂贵的眼镜正好掩盖了这一缺陷。
奥莉加是个比较讲求实际的女孩子，她办事不受情绪所左右，一旦下决心就不会放松。她看出来，博罗丹科夫喜欢那些细长腿的金发女郎，但是这些女孩子无一例外地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只要期末考试一结束，或者可怕的所谓的“配对”活动过去以后，那些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风流韵事就会随之烟消云散。博罗丹科夫对低年级的女孩子不太感兴趣，因为在低年级不讲授精神病学。所以，在大学的头两年奥莉加只能当一名旁观者，对于那些幸运的竞争者，她并不嫉恨，而是对她们进行细心观察，找出她们共同的缺点。她不打算通过美发、减肥和丰乳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是决定以自己的非同寻常和与众不同来征服这位梦寐以求的副教授。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她所研究的那些金发女郎多数并不傻，有几个甚至很有个性，很机灵，学习成绩也不错。在哪些方面可以超过她们呢？奥莉加不得不为此绞尽脑汁。她终于制定了一个可以说是十分冒险的计划，她想到了已过中年、被大学生们的愚蠢行为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系主任马克·瑙莫维奇·贝尔曼。
二年级学生奥莉加这一天来到了贝尔曼跟前。她满面通红，腼腆地怯生生地问贝尔曼，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她有几个问题要向他请教，系主任约她星期六去找他。
到了星期六，奥莉加衣着端庄、手里拿着一个漂亮的皮夹子来到贝尔曼跟前，她希望自己给系主任的印象不像是一名年轻的女大学生，而是一个准备认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
“我有幸搞到了学术会议的一些材料，”她一边说，一边拉开皮夹子，从中取出几页材料，“这次学术会议题为《灾难性事故精神病学》，是在北京召开的，全部材料都用中文印发。遗憾的是，我搞不到英文译稿。您瞧，马克·瑙莫维奇，我把它译成了俄文，想请您看一看，一些地方是不是译得准确，我没有把握。”
“您懂中文？”贝尔曼扬起眉毛问道。
“不懂，”奥莉加脸红地说，“我找了一名翻译，付给他报酬。但是他不懂医学，逐字逐句机械死译，很愚蠢，我已经把译文进行了修改，但有些地方我还是有疑问，难点我都做了记号，请您看一看，好吗？”
贝尔曼没有说话，他戴上眼镜，把那几页用别针别在一起的稿纸放到自己眼前。奥莉加知道，她已经击中了目标。
时值一九八七年，灾难性事故精神病学在当时还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使这门学科在俄罗斯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两年过去后，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还是非常少见。奥莉加在大学学习的这两年中，听到过不少有关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学术会议的谈论，如当时苏联有没有派代表团参加，代表团成员都有些什么人。如果我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就意味着我国也已开始研究这一领域。谈论中大家举出一些可能代表苏联参加这次会议的著名科学家，认为这些人可能领导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一切都是空发议论，因为我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会议。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丑闻，世界卫生组织指责我国采用非人道主义的治疗方法并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
“您是从哪里搞到这些材料的？”系主任边看边问。
“甭提了，马克·瑙莫维奇，”奥莉加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您不知道搞到这点材料有多难啊。”
她富有表情地叹了口气并垂下了眼皮，她不打算把搞材料的经过向贝尔曼细说。为了搞到这些材料，她没有少费劲儿，托了好几个熟人，付出了翻译费。她也不打算隐瞒自己在翻译中所碰到的难点。她要让马克·瑙莫维奇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永不停歇的。
马克·瑙莫维奇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真地读了译文，赞许地点点头。
“不错，祝贺您，想不到您对这门崭新的学科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这样吧，您把译文留在我这里，我回家后再细看，稍加修改，里面有一些理解不准确的地方，甚至有一些小错误，但是总的说来译得很好。您什么时候来我这里呢……”
他想了想，拿出日程安排表，然后翻看摆在桌子上的日历。“星期四，对，星期四来吧。星期四开始考试，我让第一小组准备，那个时候我找您谈一谈。”
奥莉加飞也似地跑出了系主任办公室。他中计了！在她看来，贝尔曼把她的译文留下并非是为了进行修改，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修改，他肯定会复印一份留下而不告诉奥莉加，对此她毫不怀疑。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在某一医学杂志上会出现贝尔曼写的对灾难性事故精神病学的现有种种观点进行分析的文章，他还可能把别人的观点冒充为自己的观点，随他的便吧。对于奥莉加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出现这样的一幕：系主任在全系大声宣布说，参加科研小组的学生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真正热爱科学的、善于思考的、奋发进取的人。至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奥莉加最近五年中对这些专业出版物早已有过仔细研究并且确信，马克·瑙莫维奇·贝尔曼所有发表的文章都是和别人合写的，而且这几年都是和博罗丹科夫合写的。现在剩下的只是耐心等待了。
博罗丹科夫没有看出奥莉加所耍的这一花招，他上了奥莉加的当。
几个星期过后，奥莉加参加完大学生科研小组例行会议后准备离去时，博罗丹科夫自己走到了奥莉加面前。
“我听说您能搞到一般人搞不到的材料？”博罗丹科夫以讥讽的口吻问道，极力掩盖自己的兴趣，“您是怎么搞到的？把秘密告诉我，好吗？”
奥莉加灰色的眼睛一亮，抬头看着博罗丹科夫，极力掩盖高兴的心情，苦笑了一下说：“难啊，”她回答说，“做这种事一般不能明着来，但是效果不错。但是……遗憾的是，我目前还处在男人只注意我的外表而不注意我的大脑的那种年龄。”
尽管奥莉加说得相当明确，但博罗丹科夫还是似懂非懂。
“是很遗憾，”博罗丹科夫双手一摊，作出痛心的样子，“我想请您帮我搞一份小材料，要是不好办的话，那我……就不麻烦您了。”
“不是不好办，而是要有回报。如果事成之后您得到了您所需要的宝贵材料，那我就应该有所回报。”
博罗丹科夫当然是个聪明人，要不然他怎么会当上副教授，怎么会经常和贝尔曼合写文章发表呢！他的反应很快，很敏锐，很准确。
“如果您能搞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俩就可以一道写一篇好文章。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没有什么新意，如果能够利用国外的研究成果，会使文章大大增色，肯定能够发表。我不知道您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明白，”奥莉加点头说道，“您已经把蛋糕烤好了，现在需要用奶油做成的玫瑰花点缀。如果我给您搞到材料，您真的要和我合写文章吗？您想一想，一位副教授和一名女大学生，我多少还知道一点儿，这通常是不行的。”
博罗丹科夫当然很清楚，这是不行的，他也没有打算为了她而破坏规定。他在欺骗她，这是显而易见的。
“您是否能用其他的办法来答谢我呢？”她问道。
“用钱？”副教授没有把握地认为。
“不是钱，”奥莉加马上回答说，“这更没有意思。”
“那么，是不是可以……”博罗丹科夫说不下去了，“要是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高兴高兴，有鲜花，香槟酒，还有娱乐。我答应给您两天时间，让您在这两天中过上您想过的生活。花点钱小意思，主要是为了让您高兴高兴，我向您保证。”
“那我愿意，”她笑着说，“让我高兴高兴，给我留下宝贵的回忆，这当然很好。”
一个月过后，奥莉加给副教授博罗丹科夫送去了一本在奥地利出版的文集的复印件。
为了得到这本文集，她不得不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去讨那个令人讨厌的、满身汗臭味的新闻记者的欢心，违心地和他上床睡觉，使出各种花招来使他快乐。当然，她还要自己掏钱，为此她卖掉了曾祖母留下的上个世纪出版的几本书。
上副教授的床并非一件难事。但是，奥莉加明白，上床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造成一种不是她需要他、而是他需要她的印象。在不做爱的时候，奥莉加用名字和父称来称呼他，叫他亚历山大·因诺肯季耶维奇，并且竭尽所能向他展示自己的轻浮。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们仍像往常一样只能在系里头或者学院的走廊上打个照面。博罗丹科夫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同奥莉加进一步亲密的意思，但是奥莉加并没有因此而沮丧。按照她的计划，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暑期过去了，秋天，她上了三年级，并且继续参加精神病学教研室开办的科研小组。十月初，她故意装出痛苦的样子，脸上失去了笑容，不时地掏出手绢去擦不存在的眼泪。这一切当然是做给副教授博罗丹科夫看的。
“您怎么了？奥莉加，”有一次，博罗丹科夫问她，“您发生了什么事？简直不像您自己了。”
“我没有什么，”她愁眉苦脸回答说，不敢正眼看他，“只是什么都不顺心，心烦……想上吊。”
“下身不舒服？”副教授有礼貌地、关心地问道。
“下身？”她抬起眼睛，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不，我那个地方没有过不舒服，一切正常，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什么都烦，没有意思，无聊，乏味，生活毫无希望。”
“我们再高兴高兴，您愿意吗？”博罗丹科夫突然建议说。
博罗丹科夫觉得，他突然提出这个建议一定会让奥莉加感到意外。其实这正是奥莉加投下的诱饵，让博罗丹科夫上钩。
“您又要材料了？”她忧郁地问。
“不，不，奥莉加，我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你应该还记得，你说过我们俩高兴高兴是值得终身回忆的事。你要知道，我现在明白了，这绝对正确。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枯燥、单调和乏味，我们需要乐一乐，留下记忆，你同意吗？”
“我同意，”她不冷不热地说，“试一试吧。”
他们第二次相聚的结果比第一次好多了。奥莉加说，她不想去饭店吃饭，最好自己做点什么精致的食品。他们坐上博罗丹科夫的轿车，前往中央市场，装成一对很有钱的夫妇，不问价钱，不讨价还价，买了不少很贵的东西。买了满满一兜食品后，他们向中央市场的出口处走去。博罗丹科夫在那里作了一个姿态——买了一大束长秆的深红色的玫瑰花。
他们俩来到博罗丹科夫的住处后，奥莉加脱下了身上穿的雅致服装，让博罗丹科夫给她一件旧内衣穿，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碌起来。系上围裙后，她身上穿的那件内衣显得更短，裤衩上的花边不时在围裙下闪现。博罗丹科夫满意地看着她，他们打闹，取笑，齐声和唱电视机播送的流行歌曲，甚至手持菜刀和蔬菜跳起舞来。
在厨房里，博罗丹科夫有两次故意贴近奥莉加富有弹性的肉体，令他惊讶和高兴的是，姑娘对他的挑逗并不回避，只是温柔地说，“这简直太好了！”
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他们一直呆在一起，博罗丹科夫觉得自己好像去了一趟太平洋上的加那利群岛，学院和教研室似乎在遥远的什么地方，生活和教学中的种种难题似乎自行消失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这两天半的时间中他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解脱。
星期一，工作日重又开始，他仍然只能偶尔见到奥莉加一面，在教研室或者走廊上碰到她。元旦前夕，博罗丹科夫突然决定找到奥莉加。
“我们要不要再在一起高兴高兴？”博罗丹科夫问道，不知为什么有点畏怯，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她。
奥莉加心里明白，他已经不能自拔，已经牢牢上钩了，现在用不着担心了，他跑不掉了。她让副教授博罗丹科夫尝了尝“毒品”，使他再也无法拒绝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他是继续把她当做临时高兴一阵的女人，还是最终决定把“节日”变为日常生活。
在奥莉加制定的计划中，前三个阶段已经顺利实施。为了实施计划的四个阶段，她用去了将近四年时间，并且终于达到了目的。
在这四年中，博罗丹科夫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自己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并进入临床医学研究室深造。她有两次用老办法给他搞到了国外的材料，供他写博士论文使用，之后照例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而博罗丹科夫由于感到自己欠她的情，就带她到某个地方去散散心。在外出散心的个把礼拜期间，人们都把他俩当成夫妻，奥莉加尽其所能讲一些恭维他的话，想方设法展现自己的魅力。习惯于一个人无拘无束生活的博罗丹科夫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她：
“奥莉加，我们俩亲密了这么多年，你一次也没有怀孕，你这方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她很聪明，她知道博罗丹科夫已经习惯于过没有家庭拖累的生活，并且将来也不希望有家庭拖累，因此七年中她做了两次流产，但是没有让他知道，现在到了让他知道的时候了。
“因为你，我怀过两次孕，”她承认说，“第二次流产后人家告诉我，我不会有小孩了。”
这种情形使一切成为定局。博罗丹科夫当即向奥莉加求婚，奥莉加自然爽快答应。这个时候的博罗丹科夫已经是一名博士，很快就要提升为教授。而奥莉加自己也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住院医师，有多家医院聘请她去任职。
结婚以后，为了使博罗丹科夫不感到失望和懊悔，奥莉加不遗余力，做了应该做的一切。她不仅要让丈夫在床上欢心，在饭桌旁吃得可口，而且要做一名丈夫的好助手和忠实的战友。总之，要成为人们所说的“好后勤”。
他帮助她在半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而她则经常夸他是全俄罗斯最聪明、最天才的医生。她坚信自己的丈夫前程辉煌，希望丈夫成为全俄罗斯，甚至全欧洲最出名、最富有的精神病医生，但愿上帝帮忙……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她准备为丈夫付出一切。
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一位副博士，甘当一名护士，这在她看来不是什么作出牺牲，而是为了丈夫事业成功而作的微不足道的付出，她准备作更大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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