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中国领空的等待
作者：王小强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制造能力，比不上波音和空中客车，是明摆着的；如果一定说比不上巴西，让人难以服气。目前，航空工业现有人才大量流失；7所大专院校年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向何处去？摩根史丹利的研究成果表明，航天、航空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巨额投入，而且需要最长时间的技术、管理、研制开发和生产制造的经验积累。彻底放弃100座，中国航空工业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停滞一段时间之后，现有能力能否很快恢复？值得认真掂量。
再次，从市场需求角度看，预测1995～2015年，中国客机的年增长率超过11％，是世界增长率的两倍多。中国已经花了一百五十多亿美元买波音、麦道和空中客车。1998～2016年，中国航空公司还要购买1677架飞机，价值757.4亿美元。预测中国要从波音和空中客车进口上千架飞机，价值超过500亿美元。这些钱，买下整个波音都富余。如果光说钱，几十、上百个100座级飞机项目也堆出来了。这样庞大的市场前景，拱手让给轰炸中国使馆的北约，一方面，波音订货太多，忙不过来，不得不推迟交货；另一方面，中国的航空工业没饭吃，不得不搞冰箱、洗衣机。成都飞机制造厂生产中国最先进的歼－8战机，亏损不得不靠三百多种杂七杂八的“民品”补贴，这实在说不过去。
中国市场如今已经分别占波音和空中客车销售额的10％。中国能不能与波音、空中客车谈判，谁家和中国上100座，以及2010年的180座，中国今后五百多亿美元的飞机就买谁一家的？要不，就转向与俄罗斯合作？
第四，从中国航空生产和消费的体制角度看，与美国航空公司的爱国行为相比较，中国众多分散独立、自负盈亏的航空公司，表现相当差劲。不仅国产的运－7没人要，合资的MD－90以及计划生产的AE－100也不买，非要原装进口的不可。
与航空工业相比，中国航天工业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崛起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除去种种复杂的因素外，有两个直观的关键要素：一是“两弹”要有威慑能力，必须要有运输火箭。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军转民”是军用转民用，没有大规模转到汽车、摩托车、冰箱、洗衣机等不着边际的“民品”。二是研制、开发、生产、消费，从始至终是一体化的集中整体。企业没有也不可能各奔东西地自负盈亏，消费者没有也不可能像航空公司一样分散成几十家，分头四处采购。航空工业人士曾提问：如果铁道部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也像航空公司一样改革，分散成几十家运输服务公司自负盈亏，分头采购，我们现在可能全部坐进口火车了。
第五，国家航空工业发展战略一旦制定，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245家企业，成百上千个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五千多种“非航空产品”，大而全、小而全，分割细碎的生产、科研体系，面临着一场大刀阔斧、艰苦细致的全面彻底重组。
大规模集中和扩大企业规模，是航空工业产业重组的一般趋势。九十年代以来，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西方各国政府积极参与，对航空和军工企业进行前所未有的大兼并，极大地提高了研究开发费用的规模效益。1993～1997年四年中，在五角大楼的直接操纵下，美国二十余家军工大企业一刻不停地兼并成四家。在欧洲，英国宇航(BAe)兼并GEC。法国航空工业“私有化”，两大航空企业合并。有意思的是，法国政府拥有法国宇航(Aerospatiale)100％的股权和私人企业Dassault Aviation 46％的股权。合并的结果，私有部分——Dassault先生在新公司中按比例只持有25％的股权。合并方案由法国“私有化委员会”批准；与其说是“私有化”，不如说是一次国有化改革。
总之，“发展是硬道理”，不等于说“挣钱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说“穷就要挨打，富了就不挨打”。二十多年来，中国GNP、人均收入等综合性指标的高速增长，反映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一般水平的提高。但是，老百姓富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不等于自然会有强大的航空制造产业。资本市场搞得再红火，五星宾馆建得再豪华，金融保险再发达，家用电器生产得再多，都不能保证有朝一日，中国的领空一定不会像南联盟一样成为北约飞机想怎么飞就怎么飞的无人之境。科索沃危机给中国战略产业发展带来的思索是：不能把“发展”简单理解成“赚钱致富”，要切切实实发展出可以不挨打的强大战略产业。空中客车二十五年不盈利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战略产业，赚钱盈利是手段，发展出可以不挨打或少挨打的产业能力才是目的。所以，战略产业不能简单靠唯利是图的企业行为去实现。如今，随着“三步走”计划的破灭，中国航空工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是到了认真反思总结，重新制定和调整中国战略产业发展战略与国有大企业重组改革的时候了。
王小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论文有《信息革命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产业重组》等。
“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召开
世纪之交，生态问题尤见紧迫。工业污染、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及核污染等现象严重地困扰人类，不仅对人们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众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因此，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生态问题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将引起人类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知识建构等一系列变化，以至有人断言：生态意识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最主要突破口和最强大的发动机(美国知名学者、哈佛大学英文系主任B.劳伦斯语)。
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及其《天涯》杂志社主办的'99“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于1999年10月2
3日—28日在中国致力于建设“生态示范省”的海南省召开，与会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外国学者和作家有：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法国作家弗朗西斯·密西奥、学者安妮·居里安、澳大利亚学者西蒙·帕顿、韩国学者申正浩等。与会的国内学者和作家有：黄平、李陀、陈思和、王晓明、陈燕谷、戴锦华、南帆、王鸿生、张炜、李锐、乌热尔图、方方、苏童、叶兆言、格非、迟子建、蒋韵、黄灿然(香港)等，还有本刊社长韩少功、主编蒋子丹以及海南本省学者和作家耿占春、孔见、单正平、李少君、崽崽、张浩文、王雁翎、罗凌翩等。美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因意外事故入院治疗未能如期来参加这次会议，但寄来了发言稿。
这次研讨会的发言内容涉及到生态问题诸多实践与理论的层面，如清理与反思发展主义(黄平、格非、陈燕谷等)、全球主义(德里克等)、“中产阶级”与“公共文化”(戴锦
华、王晓明等)等问题，清理与批评“普遍性话语”及其思维方式的问题(李陀等)，极端生态主义的问题(密西奥、李锐等)。王鸿生、乌热尔图、黄灿然
等所提供的青藏高原、大兴安岭、香港环境恶化个案更给人们提供了反思的现实活力。很多与会者对中国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写作中的物质主义和进步主义潮流进行了剖析(张炜、叶兆言、苏童等)，对文学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新的思索和研究(居里安、陈思和、帕顿等)，还有八十年代以来二十多位作家笔下的大自然及其不同意义(南帆)，也进入了研讨的视野。海南省委副书记蔡长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洪寿祥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并介绍了海南省的生态保护情况以及管理层在这一方面的施政
体验。
这次会议由南方航空海南公司协办，还得到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区、三亚天
域大酒店、海口贵族游艇俱乐部、海口热带海洋世界等单位的支持协助。
(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