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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后（外五篇）
作者：许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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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的“世纪之战”成了城中的热门话题，讨论的焦点是政府应否“托市”和应该怎样干预，才能避免香港的金融银行体系陷入崩溃的危机。怎样思考和回应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处境，看来绝不比讨论股票和外汇市场的“世纪之战”来得次要。
经济衰退并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历史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现象。远的不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衰退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案例，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应是二十世纪自三十年代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周期性衰退。今天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其实自七十年代初已开始显现。与三十年代的大衰退比较，一个共同的现象是缺乏有效需求，而在这问题之上，保守的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回应显得软弱无力，剩下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在争逐成为走出衰退的主导思潮。在三十年代大衰退之中，三种回应衰退的主导思潮：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美国的福特/凯恩斯主义(带社会民主主义味道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均尝试以不同的计划和干预方式，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共产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福特/凯恩斯主义之争，而以后者更为主导。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世界性经济衰退，意味着不但是共产主义，甚至是曾独领风骚的福特/凯恩斯主义的特定历史角色，已走到尽头。
战后至六十年代主宰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发展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模式，其结构性局限在七十年代愈来愈显现。作为大规模生产支柱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生产线，一方面逐渐使工会力量壮大(由于工人愈来愈集中及同一化)，另一方面其生产力亦愈来愈达至极限，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与此同时，大规模消费模式亦难以持续，因为企业利润下降使实质工资难以长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导致有效需求萎缩，加上政府的福利和其他支出也难以无限地刺激消费(会引致财政危机)，因此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到了七十年代便难以为继。
发达国家内的大型企业的回应，一方面是把生产外移至第三世界地区，或裁减正式雇员，以兼职、外发、临时工人取而代之，以减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则把资金投往金融市场，以投机取利。政府的政策方面，则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干预，转取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式的保守自由主义，推行各式各样的私有化。东亚地区的新兴工业国正是在这背景下崛起，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世界性债务和金融危机，也是在这历史脉络下生成的。
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地区只是把七十年代形成的经济衰退，往外和往后伸延，造成了八、九十年代东亚地区的短暂繁荣和泡沫经济，在九十年代后期终于还是要面对衰退的结局。
与三十年代不一样，共产主义再难以成为回应九十年代衰退的重要思潮，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式的保守自由主义，尽管在八、九十年代曾风行一时，但由于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和难以创造刺激经济复苏的有效需求，而贸易和金融市场上的放任和开放，更引发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保守自由主义也逐渐被人离弃(从香港和马来西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可见一斑)。
法西斯主义自然也不是好的选择，而要回到美国式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模式，不但困难(这次的经济衰退的根源正是这种模式的危机)亦非吸引人的选择，因为自然生态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同时在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生产主导下，工人所得只是物质消费，失去的却是愉悦的工作过程和对工序与技术的掌握。
因此，我们得寻找回应经济衰退的新的想象。在香港这样的物质富裕都市，是否有必要尽快跳出衰退，重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还是应该趁这机会，减少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把政府资源投往金融地产以外的方向?减少工作时间尽管会使就业者收入减少，但却使他们的自由时间增加，可以从事其他文化社会活动，同时亦增加失业者的就业机会。把政府的资源转往支持像照顾老人、保护自然生态的活动，并由自我管理的小团体操作，不但创造了“就业”，而且能鼓励互助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危机，因此回应之道，不能仅仅集中在挽救金融楼市，而是要在更广泛和丰富的文化社群生活中，寻找资源。
负资产阶级的贫穷
香港楼市大幅下跌，使不少中产阶级手上的物业变成为负资产，他们也被戏称为负资产阶级。有楼者变为贫困户，资产变成负累，对于习惯于现代经济学思维的港人来说，自然是始料不及；然而，对于原始(丰裕)社会的狩猎部族来说，资产就是负累，却一点也不难理解。
资产是财富，愈多便愈好，这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并不适用于原始社会的狩猎部族，当狩猎地附近的动植物资源几乎耗尽时，猎户必须迁移。换句话说，游牧是狩猎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不断流动，才能维生。
高流动性却与积累资产不能并立。对终日迁移的猎户来说，资产只会变成负累。一方面，狩猎部族面对的物质压力相对地轻，他们需要的生活资料，大部分能在他们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随手获得，当食物(野兽)或食水资源渐竭时，只要转移往另一处地方，问题便能解决。
因此，对猎户来说，并没有必要建立库存，积谷防饥；另一方面，不断迁移使携带资产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轻装上阵才能令猎户的转移流动舒适方便。为了使移徙过程顺利，部分猎户更会刻意毁坏其所属的大型“资产”，包括把不能移动的老弱伤病“人道毁灭”。对狩猎部族来说，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资财，不断“细屋换大屋”，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
若从人的欲望无限，但却受有限资源制约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那么答案才会是“对”。不过，欲望(特别是对物质的需求)却不一定是无限的，因此欲望的满足也不必需要通过不断的拥有物质财富来实现。减少对物质资财的欲求，往往亦能使欲望得以容易地满足，而后者正是原始狩猎社会的经济逻辑。
循这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资产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是制造贫穷的源头。
若贫穷的意思是物质资财的拥有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么鼓励欲望无限的现代社会，是没法不无时无刻地制造贫穷。还未“上车”的望买楼，买了楼的盼换大屋，有大屋的想住豪宅，欲望是没完没了，“贫穷”的感觉也就挥之不去。相反，原始社会的部族民虽然没有什么资产，但他们并不贫穷，因为在他们特殊的社会脉络(狩猎经济)下产生的对物质的欲求，对他们来说容易获得满足。在一个不以积累资产多寡来定断社会地位的原始社群，“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贫穷”可能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原始社会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物质科技，但在狩猎部族生活的人，却不用像在工商业社会一样要长时间地工作，因此能享受的余闲亦较多。事实上，不少狩猎部族平均每人一天只需工作三个多小时，便足以维生，剩下的时间，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还有很多可用作社交、谈天、跳舞等现代人梦寐以求的活动。相反，现代人却可能要每天工作十多小时，深夜回家才能欣赏“无敌海景”。
笔者无意在此美化原始社会的丰裕，事实上，狩猎部族也经常会遇到困难。人口增长的压力是其中之一，为此狩猎部族必须以杀婴、杀老人等“冷血”践行来面对，饥荒在原始社会也时有所闻。因此，原始狩猎社会并不是人间的天堂。
据报道全球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人口，每晚都饿着肚子睡觉，而且数目与日俱增。这种贫穷的规模，不论在绝对量或相对份额上，都是原始社会难望其项背的。
在楼市下跌后变成负资产阶级的人士，自然应该争取减少损失，反对地产发展商的落井下石；自然应该反对把他们的不幸，仅仅描述为个人不够精明的论述。除此以外，是否还应该探问：是“负资产”引致贫穷?还是不断追逐资产本身导致贫穷?为什么非要买楼不可?若我们能抛下成见，不再视原始狩猎部族为“落后野蛮”的代表，那么我们或许能够从他们的生活践行中，获得摆脱“贫穷”的启示。
贫穷源于文化偏见
有人说：“贫穷源于不公平”，在香港对于低收入户、大部分妇女、新移民、劳工、失业人士、长者、菲、印、泰佣、残障人士等弱势社群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然而，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说法只是失败者诿过于人的藉口，是不求长进的态度。
弱势群体所以处于弱势，并不是由于他们天生素质较弱，而是特定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结果。残障人士所以有障，主要源于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为他们设定障碍：商场、学校、办公室、街道，缺乏让轮椅行驶的斜道、没有足够让伤残人士使用的洗手间，因此减弱他们的活动能力；菲、印、泰佣因为来自低收入国家，尽管她们工作时间比大部分本地人长、劳动强度也不比本地人弱，但却只值本地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家庭主妇整天为家务劳心劳力，却不被社会承认是重要的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和尊严。
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所谓成功，也不是由于他们的素质较高，或完全源于个人的努力。富商“财”俊都是“自幼家贫书少读”、“努力奋斗最终事业有成”的神话，掩藏了至少两个事实，第一，大部分贫家子弟都曾以各种方式努力奋斗，但结果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成为富商；第二，不少事业有成的青年“财”俊的所谓成功，只是反映他们片面发展了某种为社会接受的技术，例如懂得考试或英语能力，这显然不代表他们的所谓“个人素质”真的较高；相反“高分”可以是“低能”，英语流畅的很可能语言乏味。
然而，在一个嘉许“高分低能”、“语言流畅却不必言之有物”的社会，投其所好者的“努力”自然能够事半功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不承认“贫穷源于不公平”，所依据的，是一种浅薄的个人主义心态；只要肯努力，便终有成功的一天；你的失败和贫穷，只能是你个人的责任，是不肯努力、懒惰、素质低劣的明证。正是这种心态，造就和强化了一套关于贫穷的世界观，当中包含了等级分明的文化偏见。
倘若我们得知一个领取综援的单亲妈妈，为了满足儿女欲望，与他们到海洋公园游玩，或乘坐的士、或到市场购买鲜活龙虾、或穿价值千元以上名牌波鞋，大抵都会产生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恐怕是源自我们对贫穷人士日常生活的预设：穷人不应到海洋公园游玩、不应乘坐的士、不应吃龙虾、不应穿名牌波鞋，一句话，穷人不应奢侈。尽管这些所谓奢侈，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来说，却是生活的“必需”。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也不应像富人一般生活。为了区别穷人，中、上层人士忙于制造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将贵价等同于高尚，便宜就是庸俗；子女入读名校、懂弹钢琴跳芭蕾便是有“教养”，喜欢打牌赌马、修鞋补袜、弹三弦拉二胡便是没出息；穿名牌吃法国蜗牛喝红酒是有品味；买翻版挤茶餐厅则不甚光荣；穷人只能住没有泳池会所的公屋，富人则可以购买有无敌海景的豪宅。
因此，当数十年来克勤克俭的公屋居民，终于可以一尝高尚、稍有品味，便被指摘为富户，收入与穷人身份不相称；当领取综援家庭，竟然比最低收入劳工，更有可能购买眼镜、享用电话服务，或换句话说，当穷人有可能不以被定型的穷人生活方式生存，稍稍超越等级分明的文化界线时，便招来了有教养人士妒恨，为更低收入劳工打抱不平。
对很多人来说，红酒，不一定比清水好味，法国蜗牛未必胜于庙街炒蚬，穿戴冒牌也可能比满身名牌活得快活健康。然而，在等级分明的文化偏见下，缺乏物质商品甚或只是缺乏某些物质商品，却被排拒于所谓高尚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低人一等的穷人的印记，变成不肯努力的“失败者”，备受冷眼歧视，更受到社会的严密监控，绝不容许不安本分。穷人除了被剥夺物质上的权利外(例如公屋永远都没有泳池会所)，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还受到歧视。因此，贫穷既是源于资源分配不公平，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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