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环球笔记六则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张五常放言中国要孤注一掷
　　
　　日前，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在"中国企业健康成长论坛"上，毫无顾忌地说，面对加入WTO的种种挑战，无论是在国企改革，还是外汇、金融、通信、对外贸易及民主、人权问题上，中国都应该孤注一掷，对内对外全面放开以迎接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张五常称：无论如何都要赌他一手民主是好的，可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宪法才可以，没有一个完好的宪法的话，是不可以搞民主的。现在，中国的宪法好但并不完善，所以，我觉得民主可以迟一点再说。一般来说，独裁是可以把经济搞得好一点的；民主的话，反而有问题。民主的问题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而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是属于少数的。假如说，要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么少数人的权利就会被多数人剥削，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少数，当少数被剥削的时候，就等于是整体的被剥削。我们要保护整体的利益，就一定要从保护个人的利益做起，一定要个人的权利有保障，整体才能够得益。所以，整个宪法的问题就是要保障个人的利益。美国宪法前面10条都是以保护个人为第一的，当个人利益有保障时，什么事情可以投票，什么事情不可以投票，说得非常清楚；有不清楚的问题时，就要上法庭。宪法是很难改的，比如说，最近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开枪打死了同学，你说是不是应该禁止手枪自由买卖?很多人都要求禁止自由买卖，可是美国宪法说得非常清楚，任何人都有权可以买枪械。这么多年来，美国发生这么多枪杀案，政府都没有办法禁止，因为当年宪法制定时，允许私人购买枪械。在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到美国人对宪法是怎么尊重的。所以一定要有很完善的宪法，才能够讲到投票的问题。我并不是赞成独裁，但在经济发展方面，要我选择赞成独裁的改革还是民主的改革，我一定赞成独裁的改革。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要赌他一手，我们没有选择。
　　张五常认为：世界上大致只有三个制度：一个是前苏联的制度，这是用等级来界定权利的；一个是资产制度，是以资产来界定权利的；第三个就是贪污制度，是以贪污的权利来界定的。如果贪污达到制度化的时候，政府就没救了。中国现在虽然这么多贪污，可是还没有到制度化这一地步，如果到了这一步，也就没救了。假如是制度化贪污，他的权利界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印度的贪污，分得就很清楚：你是管女人皮包的进口，他是管手表的进口，他是管外汇的，各有各摊，河水不犯井水，而且贪污的权利还可以买卖，可以继承。比如说巴拿马，有些官员贪污的日子是在星期一、二、三，其他官员是在四、五、六。所以搞民主搞了这么多年，印度最后还是民不聊生，没有饭吃。在1985年听说中国有大量贪污出现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是坏事。但是，我看到它有一点走向印度以贪污界定权利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反对。假如是渐进式的话，走向"印度制度"机会就很大。我常说民主制度下，贪污是由上而下，集权制度贪污是由下而上。因为民主制度下选出来那些在位人，在任大概三四年左右，所以一上去就赶快贪污。比如说以前韩国、日本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好宪法的话，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做得很好的，先搞经济是对的，等把产权问题搞清楚了再讲民主。
　　张五常指出：人权平等与产权平等不可兼得。假如产权不能够界定清楚的话，就不可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你在法律面前不能够人人平等的时候，就不可能讲求法制。每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平等的，上帝造人是不公道的，有的女士漂亮一点，有的女士没那么漂亮；有的男士天生体育方面很强，有的就比较弱；有的聪明，有的愚蠢；有的运气好，有的运气不好，所以人生出来就是不平等的。假如要在产权上每一个人都平等的话，那么人权就不可能平等了。人权不平等的时候，只能用等级特权，这就是以前所谓的废除私产，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无产就是产权平等。产权平等的时候人权就不能够平等，这时候批评人不平等是多余的，根本不能平等；批评没有司法制度也是多余的，根本不可能有你那个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在私有产权下，产权不平等，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没有钱，但人权可以平等，人权平等可以搞司法制度。
　　(徐 明)
　　
　　何新主张向外看走出来
　　
　　香港《广角镜》杂志2000年第四期刊出对曾经颇受争议的学者何新的访谈《我国经济遇到了什么问题？》。何新重新亮相引人关注。
　　何新认为：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已经把过去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构基本上都打破了，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最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害怕的一种资源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中国所具有的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力这一资源--既包括体力劳力，也包括智力劳力。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十分优秀。这种优秀而廉价的劳力资源的解放，是使中国的产品能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占领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
　　何新指出：事实上，西方所谈的"中国威胁论"，最主要的并不是指中国在军事上会威胁谁，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目前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高科技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能匹敌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将会越来越高。同时，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话，人们所常谈的目前一些看起来不可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狭小、人口众多，还有国内资源的稀缺这些问题，都会找到解决的对策。这些问题在中国一国经济体制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仅仅依靠内需拉动，资源会越来越少，土地会越来越狭小，人口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中国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和资源的话，中国的工业品向全世界输出，获取外汇积累，加上外部资本和新技术的流入，那么这些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而中国也将不断地强大起来，不可遏制。
　　何新不赞同目前多数经济学家所谈的关于"内需拉动"的问题。他说：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外看主义，就是外贸立国主义。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自宋代到清初，中国已出现了早期的向海外拓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一进程被清初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阻隔中断了。现今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段历史，滥谈什么中国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制度危机。殊不知，这些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单纯依靠内需市场解决不了工业化发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问题。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在那样一个小岛上，聚集着二亿人口，就人口密度、资源紧缺和土地稀少来讲，比中国问题要严重得多，但日本仍然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全世界。西方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人懂了这个道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向外看的国家。现在中国已经一块一块地夺取了过去属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害怕。
　　何新还主张西部开发要与开拓整个中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战略结合在一起。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五十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
　　(张　明)
　　
　　金观涛、刘青峰新著出版
　　
　　有感于知识分子似乎已自愿放弃了批判意识，沦为思想侏儒的状况，金观涛和刘青峰2000年初的新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指出，二十世纪末的知识界是如此侏儒化：不仅十九世纪那样的思想巨人不复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样的行动巨人亦无影无踪，甚至连横跨几个学术领域的雄心都荡然无存；知识分子已成市场、分工和专业的奴隶。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以"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为副题，是两位作者继1984年《兴衰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993年《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后，有关中国社会和历史宏观研究的第三部著作。他们坚持的信念是："如果知识分子要重新恢复思想的能力和批判意识，就应该先到思想史研究中去寻找资源和磨练自己的分析武器。"　　在1979年重新勃兴的中国现代化思潮中，整体性批判意识曾张扬一时。经过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反封建的呼声曾喧嚷一时，成为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又一次高亢的主旋律。可是，这种对于历史长河的叩问，很快被打断了；随着九十年代初市场化大潮的掀起，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的终极关怀失去了原有的热忱，他们开始离开思想探索，告别崇高，走进世俗化的日常趣味中去。
　　作为个体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自然无可厚非。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整体性转向，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构，却是无法弥补的失落。而令二十年前策划并主编《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更为痛心的，是八十年代热衷于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到了九十年代，取代当年启蒙思潮的，居然是传统文化和新保守主义。
　　社会似乎患上失忆症，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应付西方冲击才被迫让位于新思潮的痛苦，完全被遗忘了。很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走到今天这样文化失范的地步，是因为过激地抛弃了传统。"传统主义的毒素与思想上的腐败、麻木和不负责任的玩世后现代主义结成联盟，正在摧毁本来已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化躯体"。
　　"恢复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重拾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本书主旨。作者试图用简明的逻辑，把中国历史上消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经验，同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变迁，一起放在理性的审视之下，揭示当代文化，包括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文化大传统之间的关系。
　　(张文中)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