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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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旧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硬将那虚壳子继续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座位上，它因此能以“民间”、“边缘”自居，甚至还想以“前卫”、“另类”自诩；但它非常小心地绕开一切真正令人不快的问题：“精神自由”、“公民权力”、普通人的生活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新“权力一资本”集团对社会的掠夺……说实话，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称呼这新的“思想”，它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思想”，不过是一堆似是而非的论断的混合。它也没有确定的出处：虽然出没于绝大多数的商业广告，它却并非仅是资本运作的产物；它在各种传媒上频繁露面，甚至会化身为某些行政部门的宣传口号，但似乎又并不能被归于国家权力的有意制作。它更缺乏理论上的公认的代表者：虽然常会显现在文化界或理论界的议论当中，但一定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将它归入自己的名下。可就是这样一个来历蹊跷、面目模糊的“思想”，却非常对某些权势的胃口。在资本与权力深度勾结之处，有些人不是希望营造乐观祥和的气氛吗？它正可以从旁配合，让公众相信社会正在高速地“现代化”；有些人不是急急乎要掏老百姓的口袋吗？它正可以制造“中产阶级”的幻觉，鼓动人们追踪时尚、放手“消费”；有些人不是非常讨厌公众的警觉和非议吗？它正可以缩小公众的视野，引诱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那一小块利益，看不见前后左右的种种危机……它甚至还可以满足许多无奈者的心理需要。生活已经是这么艰难，自己又毫无逃脱的能力，与其整天忧心忡忡，还不如吞一颗定心丸、骗骗自己吧：大凡处在这样的心境中的人，都会乐意接受它的抚慰吧？难怪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能如此迅速地滋长蔓延，钻进千千万万人的头脑，日益有力地牵引他们的感觉、想象和判断。今天，它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连互联网上的许多“聊天室”里，都会出现一群一群的信徒。作为九十年代中国——至少是城市——社会里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它事实上已经构成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了。
越是意识到这“新意识形态”背后的种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多样运作，意识到它正在应和并塑造今天的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文化研究就越要将其视作最重要的批判对象。但是，这个“批判”不应是拧眉怒目式的简单的斥责，而该是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和剥离。比方说，应该仔细分析“新意识形态”在哪些方面回避、简化甚至遮盖了现实，又在哪些方面夸张、涂饰甚至虚构了现实，正是以这样的分析，文化研究可以激活当代人被压抑的生活实感，帮助人们了解、质疑和把握复杂的社会形势。再比方说，应该深入探究“新意识形态”从各方借力、迅速成形的奇特过程，既注意它如何从“全球化”制约下的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汲取养分，更剖析它与腐败的权力和“新富人”阶层的利益关系，揭示它如何因这暧昧的关系而获得庇护：这样的探究当能凸显“新意识形态”与“市场化”的多样联系，帮助人们认识当下的思想和文化压抑机制的复杂运作；还比方说，应该特别注意“新意识形态”的诡异身姿：它摆出一副“边缘”的姿态，却分明已经稳居“主流”的位置；它因此能同时霸住“主流”和“另类”的地盘，而使真正的异端思想无处存身……一旦依这样的角度深掘下去，文化研究势必能揭示出“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活动的某种新的类型，进而向整个人类打破意识形态控制的持续斗争提供启示。更比方说，应该着力清理“新意识形态”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活动的复杂联系，看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条件下，知识界曾经——或依然——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更要从反省这“新意识形态”的角度，仔细检点最近二十年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的实绩，看其中有哪一些在今天依然尖锐独特，能成为我们质疑“新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我相信，这样的清理和反省有助于打破九十年代知识界种种自暴自弃的错觉，激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并能由此开拓出文学、艺术和理论批评的大片的新视野，激发新的研究动力和思路。
在今天，“新意识形态”早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研究就自然要跟踪追击，绝不能自囿于所谓的“学科限制”或“专业范围”。更何况，以“向现代转型”的名义展开的种种分割生活、规范知识乃至划分意识的社会“手术”，那与之配套、愈分愈细的行政、教育和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新意识形态”得以繁衍的社会条件，文化研究就更不能自缚手脚，划地为牢。不但要关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电影，更要关注商业广告、娱乐杂志、流行歌曲、肥皂剧、报纸及音像媒体的娱乐节目，乃至橱窗设计和公共装潢；不但要讨论具象性的文化产品，也要注意抽象的理论活动，要探究这两类不同的文化活动的内在关联；不但要分析种种纸上、画布和屏幕上的文化表现，还要分析城市建筑、出版机构、政府的文化管理体制，乃至酒吧、舞厅、咖啡馆之类更具综合性的消费一文化设施；倘若情境确实需要，甚至不妨跨出狭义的“文化”的边界，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特定的文化现象。说到究竟，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它只是想紧紧抓住“全球化”形势中的中国“问题”，要对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因此，它更愿意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问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这样的实践本应该贯穿知识分子的全部思想和批评活动，也应该在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持续展开。但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却特别需要知识界在文化层面上展开这样的实践，要求知识分子的上述理念、意识、品质、能力和姿态，首先在对“新意识形态”的分析中汇合起来。正是九十年代的现实要求，和文化研究者对这要求的充分的领悟，共同决定了今天中国的文化研究，必然会形成一种开放、自由的学术品格。
今日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努力破除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惯。中国人本来是擅长精微和复杂思维的民族，可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更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国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严密整理，还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各类普及和高等教育纷纷倾向应用和技术学科，人文教育迭遭砍削，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化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而这种精神粗鄙化的一个严重的症状，就是那种简单机械、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在我们中间肆意蔓延。不是黑，就是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