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模糊的“中产阶级”肖像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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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间阶级”，在欧洲国家往往意味着城市“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托克维尔把这个定义第一次还原于它本来的含义，即占社会人口大部分的中间阶层。美国民主建立于这个阶层的基础上，因为财富和权力集中于这个阶层，或者说，财富和权力被分散了，难以形成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那种能控制国家和地区的“财阀集团”和“权势集团”。1832年的美国既缺乏欧洲社会的巨富者，又少有欧洲社会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个人财富状况非常接近，因此它既不可能形成少数巨富者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形成少数赤贫者的无政府主义。一句话，美国民主不是建立在少数人阶层基础之上。财富的这种平均化导致了权力的平均化，使美国社会既免于专制制度，又免于无政府主义，而同一时期，欧洲国家却在专制制度和无政府主义的交替中动荡不安。虽然托克维尔对基于庞大“中间阶级”的美国民主在文化上的“中等趣味”持保留态度，甚至认为贵族制度更能创造某种“优雅”和“壮美”的文化，但他还是肯定了基于大众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不可遏制的走向。托克维尔本来是为考察美国监狱来美国的，当他离开美国时，却给欧洲正在艰难形成的现代民主制度带去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成功样板。
我在前面说过，“中间阶级”并不是一个期待中的阶级，因为任何处于和平时期的社会都一定有一个占其人口大多数的中间阶级（他们既不特别富有，也不特别贫困），关键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财富和权力是否存在于这个中间阶级之中。此外，若以个人财富作为衡量“中间阶级”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也是浮动的，在一定经济发展条件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1832年，一个有起码生活来源的美国人可以被视为一个“中间阶级”，而在1932年，一个拥有私人小汽车和家庭住宅的美国人同样也被视为一个“中间阶级”。因而界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中间阶级”的唯一财富标准，是看他的个人财富是否处于中间水平。当然，一个中间阶级社会应该是一个免于贫困的社会，或者说一个有产者的社会，因为普遍的贫困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我想，赋予中国当代新兴“中产阶级”定义的社会评论家肯定不是从托克维尔或美国社会获得其理论来源的，因为在托克维尔那儿或美国社会，“中产阶级”意味着“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是个人财富处于中间水平的大多数。显然，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中间阶级”一直就存在，而且占人口的大多数，是工人、农民、普通城市市民和普通国家公务员，是那些既不特别富有、但也免于相对贫困的中等收入的人。我不知道那些社会评论家所说的“中产阶级”确切地是指什么。有时，它似乎是一个地域概念，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和类似北京这样的内地大城市；有时，它似乎又是一个社会分层概念，指这些城市中那些拥有私人住宅、私人小汽车、俱乐部会员证等物品的高收入阶层；有时，又似乎是一个职业概念，指那些在公司、金融机构和大众媒体工作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更像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十九世纪的中间阶级或资产阶级。不管怎样，这个“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人口中都是极少数，因而不是“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如果说少数人的富有就构成“中产阶级”社会的话，那中国社会向来就是“中产阶级”社会。或许，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表述不是描绘性的，而是预言性的，即预言当大多数中国人在个人财富上处于与当今“中产阶级”状况相似的历史时刻时，“中产阶级”社会就降临了。这是以未来的个人财富（一个预先确定的财富标准）来划分中产阶级。可是，这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当今的“中产阶级”在“那个历史时刻”又是什么阶级？此外，即使日后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了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财富，“中产阶级”社会仍然可能还在期待中，因为到那个时刻，“中产阶级”的财富标准可能已经改变了，指向了更高的标准。以某种固定的个人财富标准来定义未来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以某种静态标准来衡量动态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这在理论上可能会遇到麻烦。如果大部分权力和财富在“那个历史时刻”仍流向于社会的少数人阶层，那么即使大多数中国人拥有了私人住宅和私人小汽车，这个社会仍不是“中产阶级”的，因为民主没有建立在多数人阶层的基础上。
此外，中国“中产阶级”理论还会遇到现实麻烦，因为它不是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分析，或者说，这个概念还缺乏历史社会学基础，它暗示“中产阶级”出现之时中国社会在财富分配上业已存在一个“上层阶级”和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考虑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过多的私人财富，甚至连权势人物都没有太多的个人财产，那么，可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绝对平均的贫穷社会。“中产阶级”并不是以“中间阶级”的身份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而是以工、商、股票、高科技和金融投资等行业的财富积累者的身份进入的，与其说他们是“中产阶级”，还不如说是“工商阶级”，或者说是个人财富意义上的“上层阶级”，它终于从财富绝对平均的大多数人中脱离开来，成为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塔尖，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社会评论家没有对中国“中产阶级”进行定义，但关于中国“中产阶级”还是有某种不言而喻的财富标准，即独立的私家住宅（“花园别墅”）、私人小汽车、健身和美容俱乐部会员证等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个人财富状况来说，这是“中间阶级”吗？毋宁说这是当代西方的中间阶级。我之所以说这种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伪概念，是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不是对中国社会实际存在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阶级”的描绘，而是对西方中产阶级的描绘，或以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财富标准来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果说1832年的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当代的大多数人已经或早已超越1832年美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财富（至少，电视机、冰箱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为什么还要等待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来临呢？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级”，而是社会财富集中的少数人阶层。据一项统计数字，整个国家的大多数个人财富（80%）主要集中在大约20%的人口中。如果进一步细分，那么，这20%的人口中的20%可能占有80%个人财富中的80%。如果说中产阶级社会意味着个人财富的大致平均状态，那么我们目睹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个人财富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或社会的个人财富向少数人的转移和集中。
有意思的是，“中国中产阶级”恰恰出现在个人财富差距拉大的时期，并且这个新兴阶级还在理论上获得了表达，即“新自由主义”，以此宣布它在政治上的作为。这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成长史非常接近，而与美国“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不同。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及其“新自由主义”能够代表占人口大部分的“中间阶级”的利益？此外，在一个信息时代，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对知识或信息的掌握，因而个人财富越来越向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流动，集中在电讯、股票、房地产、高科技和金融投资等职业的人群。这些职业所具有的抽象性或神秘性使一般仅仅受过普通教育的大众望而却步。应该说，中国“中产阶级”是这个转型时期的独特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既得利益者，其政治作为仅仅限于对其经济前景的某种拓展。它对“自由”的热爱远甚于对“平等”的热爱，甚至（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个人消费方式作为衡量这个人社会态度的最个人化的指标的话），以自己的消费方式来区别于大众，或与大众消费拉开距离。换言之，它对“社会公正”缺乏必要的热情，尤其是当“社会公正”可能妨碍“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前景的时候。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吁求的性质令人怀疑。它是否只是城市富有阶层的利益的表达？而城市政策制订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和了这种表达？也许对随便一个日常事例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城市政策制订者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应和关系，它隐约显示了政策的最新方向，即向城市富有阶层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