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疯狂的梦想和现实之间
作者：唐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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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选择了拟定《人类责任宪章》这种庄严的公约形式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联盟看来，目前的人类社会大致依赖两根支柱撑持，其一是《人权普遍宣言》，强调个体尊严及其权利维护；其二是《联合国宪章》，强调和平与发展。这两根支柱在其各自设立的适用范围内，促成了人类社会，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无可置疑的进步；然而，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众多新的挑战，这两根支柱已不足以承受未来的变革，为此就需要第三根支柱，即地球宪章。它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宪章，着眼于调整人类和生物圈的关系。而《人类责任宪章》将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文本。
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宪章》草案，据介绍最初是由一个来自二十一个国家，使用十七种语言的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进行了历时三年、遍及全球的“人类价值交道口”实验考察的基础上，于1999年共同起草的；其后又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和文化背景中进行了系统的验证，复经过日常生活方法的考察，再交由一个“智者委员会”评审修定，这才提交给大会。一个连同“导言”在内尚不足三千字、五分钟即可读完的草案文本，背后却凝聚着这么多的劳动和心血，其郑重和谨严，真令人肃然起敬；但更有说服力因而更应看重的，或许还是其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甚至比文本本身更好地阐释着，所谓“基于人类责任的全球社会的民主治理（gouvernance）”为什么是一种可能的前景，而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
大会的程序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致性。当然，和所有的会议一样，它也有一个中心主题，一份日程安排；然而根据我的体验，在具体运作中，其预设性却被降到最低，而显示出随机、互动和自下而上的特色。与会代表先是按其所司社会职业分为企业家、公民、渔民、社会福利和健康、工程师、哲学和跨宗教、记者编辑、地方官员、科学家、股东、妇女、青年、军人、公务员、国际公共机构、居民、艺术家、司法人员、民间非政府机构、政治家、金融家等二十余个团体组，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两天后则从中提炼出十七个专题供代表们自由选择，以寻求更深入更广泛的交流；最后又回归到各自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以更具体地探讨问题并提出建议。在此过程中，《宪章》草案始终既是起点又是落实处，既是原则的框架又是讨论的平台。它对更多共识的汲纳是与充分寻求差异互为条件的。联盟的工作人员一再用太阳花的花盘来譬喻二者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天才发明；而这个譬喻同样适用于大会的运作方式，只不过需要给予更复杂的动态理解罢了。
一帮素昧平生的人，谈不上受任何利益的驱动，为一些就其现实性而言与个人似乎八竿子打不着，而相形之下又只能顿觉自己渺小的问题，每天八小时规规整整地坐在一起，大约是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精神的，其本身可以说就是人类责任伦理的体现。当然，仅仅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责任伦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人类确实需要一部《责任宪章》，如果说这部宪章确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首先是因为这方面存在着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实现不可的主义。问题永远比主义更为重要；而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成问题的是认为人类根本不可能，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就此达成任何共识。这同样是一位本国代表的高论。“什么共识？”他带着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轻蔑表情说：“纯粹是扯蛋！不同的社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肯定有不同的责任伦理。”“幸好这是一次公民会议，”我闻之不免暗暗心惊：“否则跟着的或许就是一份白皮书什么的，那可就真的扯了蛋了。”不过照我的猜度，所谓“扯蛋”不过是一种意气用事的说法，其本义是“没有用”。
说“没有用”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错。当一位埃及作家在发言中再三提请关注在他的国家里严重存在的文学、文化方面的“禁绝”问题、作家艺术家饱受审查之苦的问题时，他能指望会后这一切就有所改观吗？当Sureshwar D. Sinha，一位前印度海军将军，指着一幅古老的印度版画（画面上一对青年男女在恋爱，神在一旁含笑相助），大声疾呼正是对宗教精神的遗忘导致了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自我中心成了当今最主要的流弊，为了在人类之间真正建立平等（“平等是神的旨意”），必须建立一种神圣的意识，由人自己来创造本应由神创造的和谐与爱时，他能指望有谁会站出来，让克什米尔前线的枪炮应声止息吗？一位秘鲁政府官员（据说是驻联合国代表）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无用”观。这位在小组发言中一再强调《宪章》的合法性问题，强调一定要找到使人类共同伦理得以落实的途径和世界性机制的智士，在被推举到大组作交流时，却固执地将大会能否就当前的阿富汗局势发表一个宣言，作为他是否继续参与交流的条件。当不知所措的会务人员百般解释无效（“您的建议很好，但这是两个问题”），最后表示无能为力时，他一声不吭地收拾好材料，挟着皮包就大步流星离开了会场。
可以为“没有用”找到无数支持的例证；然而，把它们加在一起也构不成对一个根本性追问的反驳，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一种——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在内——弱肉强食的暴力秩序（无论它看上去是赤裸裸的、“野蛮”的，还是曲尽其妙的、“文明”的）及其后果？这实际上也是对所谓“现代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的一个根本质疑。对以“效率”为神经中枢、按照“生产/ 消费”的结构关系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来说，“有用性”肯定是一个至高的、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惟一的标准和尺度；可是，还有比强权和强权逻辑更“有用”的吗？“没有用”的背后是无力感，而无力感恰恰对应着强权和强权逻辑；可是，最大的强权和强权逻辑是什么呢？不正是哈维尔曾经分析过的、人类社会在（过分）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那种非人格化的、无名的、不负责任而又无可控制的主宰性力量（“大机器”的力量，它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吗？正如有各式各样的“现代性”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强权和强权逻辑，各式各样的无力感（即便在同一社会、同一文化内部也是这样，比如，我的无力感和说“扯蛋”的那位就决不是一码事）；然而，在这样的“主宰性力量”面前，它们却有可能异口同声说“没有用”，换句话说，找到合谋逃避责任的共同口实。
不过，真正无可回避的肯定不是该不该建立共识、协力负责的问题，而是负什么样的责、怎样负责的问题。只是在这里，无力感才显示出它复杂的历史意蕴和致命之处。当有人在地区组讨论时说到“对我们来说，责任宪章同时也意味着权利宣言”时，我听到四周一片掌声。多么热烈而压抑的掌声啊，它不但表达了瞬时的激情，也凝聚了某种错位感，甚至构成了某种反讽。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今的国际战略地位为双重背景，这种错位感和反讽在我们的自我镜像中会变得更加触目：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然而我们当下的普遍伦理状况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纲领》所谓“最好的文化和文明”因素之一）理应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责任伦理有重大贡献，然而，作为它的传人，我们究竟是在实行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令其发扬光大，还是在加速度地令其弱化衰减？世界或许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应该说这一点在会上令人印象深刻），它在期待中应该是一种古老文明和新兴力量的混响，然而，为什么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在倾听自己的时候反而会感到意志虚弱，声带发紧……
人类责任伦理的核心是对生命本身的责任。从道德的角度说这应该是一个绝对律令，但在现实性上却不是无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形成。一种德谟克利特原子式的存在是既谈不上履行自身的责任，也谈不上对生命的多样性负责的。如果说，里尔大会期间我所受到的最大刺激，是意识到我们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还有多远的话，那么，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重新审视并试图走出我所说的那种“熟悉的无力感”。这和充当了九天虚幻的“世界主人公”无关，却和一些总是在我眼前晃动的身影，或回旋的声音有关：一个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说他五年来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是人类伦理（他当然可以很方便地去查词典）；一个拥有十二个孙辈的老太太（我记得她叫贝卡，法国北部热耐人，从大学退休前是政治学教授，社会学家），却还在满腔热忱地表达她对未来责任伦理的关注并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说到妇女问题，她说她最佩服的就是俄罗斯的“战士母亲同盟”……由此我看到并相信这个世界确实在变化，而我们既没有，也不会外在于这种变化；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着眼我们面临的问题有所行动，我们就在参与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既不会由经济增长的高斯曲线，也不会由遍地的高楼大厦，或我们钱包饱满的程度来指明，因为它来自并不断返回我们内部的精神大地；正是经由这样的大地，真正的个人（大写的“个人”）和公民社会得以形成，而人类和全部生命世界将重新显示为一个整体。
唐晓渡，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