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疯狂的梦想和现实之间
作者：唐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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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但我们终于让它变成了现实！”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执行主席皮埃尔·卡兰姆（Pierre Calame）如是结束他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他的话，或者不如说他的雄心，他的气概，他无与伦比的坚定和自信，激起了全场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
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皮埃尔同时也是策划、主办这次大会的夏尔-雷波奥·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ondation Charles Leopold Mayer）及其支持的“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Alliance for a Responsible,Plural and United World）的总经理。在整个大会进行期间，到处可以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我没有和他说过话，但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被他迷住了。说“迷”也许有点夸张，也许说“钦慕”更准确些；但还是让我说“迷”吧，否则不足以模糊我从中析出的诸多复杂成分，包括惭愧、惆怅乃至沉痛。个人魅力在这里只是某种终端显示，事实上真正让我倾心的是形象屏幕背后跃动着的伟大文化抱负及其行为风格，那就是：面对当前人类社会的普遍危机和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我们拒绝对无可奈何感做出让步。我们相信，也看到地球上的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建设一个更负责、更团结的社会，一个尊重人的尊严与文化差异的社会，一个生物圈的审慎而谦虚的管理者的社会，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关注未来，不断使其机制适应新形势的社会”，为此必须“永远不将思考与行动分离”（《夏尔-雷波奥·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概况与1996年/2000年规划》，第7页，第15页）。
说实话，最初在与邀请信一起寄至的会议材料中读到这些话时我没有太当回事。当然决非是无动于衷，甚至可以说当时心中确曾热乎乎地滚过久违的激情浪头，但也仅仅是一个排浪而已。浪峰跌落后，继之而来的是更深更大的迷惘和更为熟悉的无力感，仿佛那道突兀的激情之浪只是为了显示这种落差。对于曾经听惯、用惯，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反抗“大词”的我来说，那些来自另一历史语境的、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说法，似乎成了某种“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或“重”）；而为了消解这种“轻/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追问：这些法国人究竟要干什么？我知道法国自十四世纪初腓烈四世起就有所谓“三级会议”的传统，而这次会议最初拟定的名称就叫“全球三级会议”，那么，他们是要借助某种古老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在谋求解决当前的人类问题的同时，推广自己的价值吗？如果是，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权力考虑？“联盟”或“大会”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力机构，那么，它会是一个压力集团吗？抑或是一个思想库？但不管怎么说，这类名称听起来都有点老虎吃天、大而无当的感觉。为了平衡这种感觉，当联系人再次来信，要求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地域文化特点，提供一份有关对人类现状的思考或建议文件时，我几乎是故意选择了一首今已不传的山东民谣作为解析对象，期冀以此“小而又小，想落天外”的方式，暗合，而不是迎合他们所探求的解决之道。
因此，直到2001年12月2日午后两点，与会者集合在各自所属的地区引导牌下，在一派喧天的鼓乐声中等候进场时，我心中持有的，毋宁说还是某种文化观光客的态度。我猜想中国代表中持有类似态度的远非我一人而已，否则人们不会对大会组织工作的某些失当或混乱如此敏感而津津乐道。法国人在这方面确实也不够周密甚而有点笨。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巴黎换乘时的安排：本来二十多人一辆大客车直接拉到里尔，既省时间又省事，或许还省钱；然而他们偏让乘高速列车，且疲疲沓沓毫无统筹观念，结果在机场接待处磨蹭两个半小时，到车站误车又白白等候近三个小时；虽说接待者都是些打义工的大学生，缺乏经验情有可原，但又倦又饿蜷缩在le salon的硬塑料椅上干耗不能不让人沮丧万分。如此的待客之道，如此的效率，而又是如此庞大的会，天知道会开成什么样子！那天我和同行的张炜兄可算是把各自的讽刺才能发挥了个够，最后想到或可多多逃会以为回报，才算找到了心理平衡。
但尚未等到开幕式结束我就已经明白：讽刺固然表明了私见之偏，逃会也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主人的周到和排场令人不好意思（四个多小时的开幕式，有一半时间用来逐一介绍与会代表），而是因为会议本身所凝聚的巨大的人文情怀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与会的约四百五十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从总统候选人、驻联合国大使到普通农民，涵括了不同的领域、阶层和职业，除我而外，可谓群贤毕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国退役军事将领竟达九人之多，其中包括四名上将，分别来自法国、印度、俄罗斯和加拿大；此外还有一人颇令代表们，尤其是中国代表另眼相看，此人当年曾是格瓦拉的弟子，现为非洲某国的农民领袖，头发花白，皮肤黝黑，五官紧凑，两眼精光四射，一望可知受过特殊的革命意志锻炼。阵容之盛同时也表明了主办者、与会者的忧患意识之深。开幕式上几乎所有的发言都围绕着同一主题：和平，这种不约而同突出了全球和平发展的渴望与难度。法国前总理罗卡尔（Michel Rocard）致辞的题目就叫《无论何地，选择和平永远难于选择战争》。在他看来，和平是讨论或谋求解决任何问题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它迄今还是一门人类必须勤学不辍的功课。罗卡尔素以擅长美文著称，好几位在会上担任翻译的同仁说到他这篇祝辞之文采斐然时，都情不自禁地击掌叹服，眼看就要绝倒的样子；不过我敢肯定这不是罗卡尔意欲追求的效果，他肯定更愿意看到为之绝倒的是本·拉登和小布什。当然很难设想这两位不在场的潜在读者会为一篇美文所动，但远不只是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正在进行的、同样远不只是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讨伐战争显然在场，以致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性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化、某种程度上是急剧恶化着的国际环境不但没有冲淡，反而突出了这一筹措已达十数年之久的大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无论是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还是“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及由其主持制定的《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的纲领》，我都是因应邀出席此次会议而第一次知晓，但作为联盟前身的“威泽雷小组”（Vezelay），则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有所耳闻了。印象中只是欧洲的一个环保组织，曾发表过一份颇具影响的报告，题目好像叫《拯救地球》。那时环保问题还很少进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视野。记得是1993年前后，一次《德国诗歌年鉴》的主编访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安排一批中国年轻诗人与之交流。在连续两天各自介绍作品后，这位主编忽然问道：“环境保护早已成为欧美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我听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哪一位中国诗人在作品中有所涉及。请问你们有这方面的诗吗？”中国诗人们一时无话。后来大概还是我勉强应对了一句：“中国诗人们目前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改善人文环境，环保主题恐怕一时顾不上。”不用说这样的应对就普遍的人文精神关怀而言过于褊狭，且多少有点强词夺理；然而即便时至今日，假如有老外问同样的问题，我仍会勉强如此作答，否则不足以表明我们的特殊性，不足以遮蔽，或揭示另一种真实。
但当初的威泽雷小组时至今日却早已几上层楼。参加完这次盛会回头再读《联盟简史及其纲领》，真令人感慨万千。小组成立之初的八位科学家无疑都是目光深远的智士。对他们来说，环保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临界点。1987年作为集体智慧产生的第一个小组文件就强调：“面对重大不平衡的危险和新的大自然，全面变革势在必行。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它涉及到价值、权利、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我们社会的传统管理、调整方式不能够完成对变革的实施。” 这一基本判断后来为“联盟”所传承并予以进一步具体化，事实上成了它存在的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没有以“坚定地追随人道主义理念”为决策宗旨的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支持，则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基金会的创始者夏尔-雷波奥·马耶（1881—1971）和著名的诺贝尔颇有相似之处。这位有着爱尔兰血统的瑞士人既是作家，又是化学家、金融家、哲学家和慈善家。他虽生于十九世纪，但对如何为二十一世纪进行准备极为关注，为此而终生积累财富，希望死后这些财富能服务于科学与人道事业。他的希望没有落空。正是由于基金会的全力资助，威泽雷小组迅速完成了向“联盟”的蜕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运动和集体工作空间。到1996年，其成员已由最初的八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分布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用二十余种语言工作；研究科目也由最初的四个主题扩展为十二项任务（对应于古希腊传说中英雄赫拉克利特完成的十二项业绩），并衍生出六十多个工作小组，范围包括价值、能源、军工转型、工业生态、金融市场运作等；这十二项任务后来又被归整为七大项目、五项策略，前者分别为：1，地球的未来；2，反对社会排斥；3，科学、技术和社会；4，国家与社会；5，农民农业、社会与世界一体化；6，文化间交流；7，建设和平。后者分别为：1，经验与交流；2，经验交流网络；3，圣-萨班聚会；4，经验积累；5，鼓励首创精神。很显然，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就是围绕上述项目，并充分运用有关策略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