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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谜（外一篇）
作者：萨尔曼·拉什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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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英联邦文学”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是什么样子的呢？嗯，每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其规则，这里也不例外。
其中一个规则，支撑这座大厦的其中一个理念是，文学是民族性的一种表现。英联邦文学在帕特里克·怀特身上找到的有趣东西，是他的澳洲性；在多丽丝·莱辛身上找到的，是她的非洲性；在维·苏·奈保尔身上找到的，是他的西印度性，尽管我怀疑谁敢当着他的面这样说。受称赞的书，几乎都是因为它们使用了该作者自己的民族传统中的某些母题和象征，或因为它们的形式呼应了某种传统形式，无疑是前英语时期的传统形式，以及因为作家所受的影响被认为完全属于他从中“冒出来”的文化之内核。混合不同传统的书，或有意寻求与传统决裂的书，则经常受到高度怀疑。仅举一个例子。印度诗人阿伦·卡拉特卡尔同样熟练地以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作，数年前，他用英语写了一本获奖的组诗，叫作《杰鲁里》，记述他访问一个印度教神庙城镇。（讽刺的是，我应该指出，这本诗集获得“英联邦诗歌奖”）。那些诗很出色，很当代，很风趣，虽然题材与宗教有关，但作者是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诗集引起印度英联邦文学研究一位老前辈C.D.纳拉辛海亚赫的愤怒，他虽然承认这些诗很棒，却指责科拉特卡尔因寻求藐视传统而把自己的作品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真实性这只妖怪。真实性这个概念，是印度艺术评论家吉塔·卡普尔用来探讨与印度绘画有关的问题的一种方法，但它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真实性”是老式的异国情调的受尊敬的孩子。它要求素材、形式、风格、语言和象征都必须源自一种据称是同质和未中断的传统。不然的话，哼！发人深省的是，这个术语在“英联邦文学”这个小世界里使用得如此频繁，而且总是作为一个称赞的术语，但是在这个小世界以外，它却有点荒唐。想象一部小说被称颂为“真实地英国的”，或“真实地德国的”。这听起来似乎很怪诞。然而，这类怪诞的东西却赖在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里不走。
就我自己而言，老是有人问我是英国人或印度人，于是“印度出生的英国作家”就被发明来解释我。但是，就像我昨夜说过的，我的新书写的是巴基斯坦。现在该怎么称呼？“住在英国的印巴作家”？你看到了，试图把作家们限定在护照里是多么愚蠢。
这种对民族真实性的诉求的其中一个最怪诞的方面是（就印度而言，不管怎么说）假设存在一种可以取之不尽的纯粹的、不搀杂的传统，这是完全谬误的。只有宗教极端分子才会认真相信这东西。我们其他人都知道，印度文学的精髓，是我们拥有一种混杂的传统，一种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大杂烩，这些元素可以像古代莫卧儿人和当代可口可乐的美国人那样迥然不同。更别说穆斯林、佛教徒、耆那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派分子、越南人、资本家，当然还有印度教徒。印度传统的特征是兼容并蓄，也即有能力从世界各地拿来看似适合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撇开。而今天，兼容并蓄在视觉艺术和文学中表现犹为卓绝。然而，兼容并蓄在“英联邦文学”的词典里并不真的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词。因此，混杂的传统这一现实，被纯粹性这一幻想取代了。
你也许已注意到，这个文学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目的——也许就像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目的一样——是限制、是约束。它的规则基本上是保守的。传统就是一切；与过去激烈地断裂会被人皱眉。难怪很多被归入“英联邦文学”的作家都否认他们与它有任何关系。
我说，“英联邦文学”给某些作家帮倒忙，造成对他们作品的误读；我想，在印度，罗斯·杰哈布瓦拉就是被误读了，不那么严重的还有阿妮塔·德赛。你知道，从文学必须有民族联系甚至必须有民族承诺这个观点看，你简直就不可能理解像杰哈布瓦拉这种无根的英才的心灵和视域。在欧洲，当然有很多被连根拔起、到处流寓的作家的例子，甚至有一些很容易就可以理解罗斯·杰哈布瓦拉的作品的民族；但是，根据“英联邦文学”的规则，她是越轨的。结果，她在印度的声誉远远不及她在西方的声誉。当阿妮塔·德赛绝对诚实地表示她的作品不受任何印度前辈的影响时，她也惹来麻烦。她说，小说是一种西方的形式，因此，她所受的影响是西方的。然而，她那些敏锐而强悍的小说却是对印度生活的辉煌研究。这就把英联邦那些追随者们搞糊涂了。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是涉及“英联邦文学”，哪有不糊涂的。
我还说，创造这种幽灵类别，只会妨碍真正发生着的、值得去谈论的东西。说得再透彻些，我觉得如果我们忘掉“英联邦文学”，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很多语言中，在世界上那些可以笼统地称为权力较小或没有权力的地区，大部分文学正出现一种共同性。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了今日印度那些用印度的语言写作的作家。俄裔穆斯林作家法齐尔·伊斯坎德的小说《切杰姆的桑德罗》，其丰富的民间故事特质与譬如说尼日利亚作家阿莫斯·图图奥拉以至塞万提斯的作品不谋而合。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即把来自这些社会（穷国、或大国中被剥夺权利的少数民族）的作家之间的共同因素加以理论化，然后说世界文学中的新东西大部分来自这个群体。在我看来，这似乎才是“真正”的理论，它是由各种新领域联系起来的，这些新领域不是政治领域，也不是语言领域，而是想象力的领域。而“英联邦文学”这头吐火女怪所遮掩的，正是这种新东西的发展。
这种超国界、跨语言的花粉传播过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例如泰戈尔，由于他与阿根廷知识分子维多利亚·奥坎波之间的友谊，他的作品早已在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广为流传。因此，整整一代、甚至两代的南美作家都读过《吉檀伽利》和《家乡与世界》以及其他作品。其中一些人，例如略萨，曾表示他们觉得这些作品非常令人振奋和刺激。
如果这种“第三世界文学”是一种被“英联邦文学”的鬼影遮掩的发展，那么“英联邦文学”强调英语写作，就分散了对其他更多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的注意力。我试图表明，在印度，语言的整个问题是如何成为深刻争论的对象。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印度，一些重要作品正用英语以外的其他很多种语言写出来。印英作家抢走所有风头。那些作品很少被翻译过来，那些最好的作家——普列姆昌德、阿南塔·莫尔蒂——或最好的小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连名字都没人知道。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发现，在目前，印度文学中冲突最大的领域，与英语文学毫无关系，却与印地语对其他印度语言的文学构成的霸权影响力有关，尤其是对北印度其他语言。我最近碰到杰出的古吉拉特语作家苏雷什·乔什。他告诉我，他可以用印地语写作，但他觉得有责任用古吉拉特语写，因为它是一种正受到威胁的语言。不是受英语或西方威胁，而是受印地语威胁。他说，古吉拉特语很容易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死去。有趣的是，他把它拿来跟米兰·昆德拉描述的捷克语受俄语压迫的状态作比较。
这显然是印度文学中的头等大事。“英联邦文学”在这类事情上就没趣得很。
我惊觉，我这个标题可能并不是真的很准确。显然存在着一种叫作“英联邦文学”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准备了足够的设施，如果你写了足够的书并指派了足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那么，就连鬼怪也会存在。说它不存在是因为作家们并没有写它，但这已无关紧要。因此，也许我应该修改一下：“英联邦文学”不应存在。如果它不存在了，我们就可以恰如其分地欣赏那些无论是不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我们就可以依据其所属的真正组别来谈论文学，这些组别也许是民族的，也许是语言的，但也有可能是国际的，并且依据想象力的契合来划分。至于大写的英语文学本身，我想如果所有英语文学都能够一齐被研究，就会出现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将真实、真正地反映英语在世界上的新形状，我们也就可以看见，大写的英语文学之形状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因为这种世界语言现在也同样拥有一种世界文学，这种世界文学正朝着每一个可想象的方向扩散。
英语不再只属于英国人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也许，发明“英联邦文学”是为了推迟我们这些原始野兽懒懒散散地实际进入伯利恒的日子的到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是承认中心不能维系的时候了。
萨尔曼·拉什迪，作家，现居英国。主要著作有《午夜的孩子》、《愤怒》等。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