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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4年第3期

答案在风中飘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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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统一的德国尽管在国际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但东部和西部的真正融合还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连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也不得不承认:“路仅仅走完一半。”
  但是无论如何,柏林墙已经倒塌,历史的一页毫不留情地翻了过去。当年的查理检查站已经被推倒,建立了博物馆,周围是繁华的高档商业区,残墙上留着柏林青年们信手拈来的涂鸦作品,据说美国的行为艺术家卡普罗还曾在这里搞过一个展览,用奶油和蛋糕复制一段城墙,请周围的人来大快朵颐,在品尝和玩味之间消化掉一段历史;另外,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一定也见过那个叫作游戏基地的软件,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游戏就是柏林墙倒塌游戏,游戏的规则是,你作为1989年新上任的市长,你的任务就是推倒柏林墙,将东柏林和西柏林重新合并在一起,需要完成如下任务才能顺利闯关:使用推土机,将柏林墙推倒;更换东柏林的发电厂的设备,实现现代化,降低总体污染指数;将刚刚合并的城市的土地价值提升到115;在东西柏林之间建立交通设施,其中包括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地铁。想起一句老话“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是在转眼之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演变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玩儿的不过是个心跳。
  偏偏日耳曼民族是一个以严谨的哲学思辨,认真负责的生活态度而著称的民族。从他们对纳粹德国的反省和自责即可见一斑。面对历史,不回避,不狡辩,不否定,不抹杀。经历了十几年创痛之后,痛定思痛,魂牵梦绕,剪不断,理还乱。依然要给出一个清楚和明确的答案。2003年8月13日柏林墙建墙四十二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柏林市长沃维莱特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他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了,我们的城市和国家重新得到了统一。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并要努力去理解过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正是今天8月13日纪念日的重要意义所在。”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沃维赖特的同性恋取向,以及他所领导的柏林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世界同性恋者狂欢节——克里斯托夫节。尽管《再见,列宁》中的主人公亚历山大和他的妈妈绝不会认同这样的市长,但市长还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部影片成功的原因及其价值所在:重新理解和诠释那段历史,重新审视和面对那段历史。
  
  在德国的西部生活多年的龙应台女士,相当深入和详尽地分析了柏林墙倒塌前后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心理状况和生存状态。
  对于柏林墙倒塌的原因,她写道:“东德的精英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也许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精英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所谓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塌了柏林围墙。”
  对于在柏林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个国家,龙应台说:“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而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至于时至今日东德人的境遇,诸如亚历山大、母亲、姐姐、宇航员等人的命运,也可以在这篇散文里找到也许可以算是答案的解释:“审判继续着,罪与罚的道德辩证继续着清算与平反,日尔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镇进行着。东德原有十八万名教师,其中两万人,在经过审查之后,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经是东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区,凡是负行政责任的,譬如督学或者校长,不必审查就一律革职,因为,简单的逻辑提示,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根本就当不了督学或校长。”
  除了表面上的流离失所,龙应台还指出了东德人内心深处的隐痛:“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东德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三年中,一千七百万东德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然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昂纳克的出现,将使东德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
  
  《再见,列宁》的热映,距离龙应台的这段文字又过去了将近十个年头了,其间沧海桑田,几易寒暑,德国东部的人们即使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也应该已经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哪怕是给选择和不选择一个合理的解释,哪怕是给亚历山大和母亲们一个温暖的抚慰。于是你看到了这样一个结尾:楼顶上,合并日的烟花还没有散去,亚历山大把母亲的骨灰装入儿时的模拟火箭中,点火,发射,一个嗓音沙哑却还有些稚嫩,故作镇定却又略显忧伤的德国男孩儿在画面外轻声说:母亲正在注视着我们,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我们看上去只是微小的一点,就像以前的幸拉姆·亚恩在飞船里看见的那样。母亲离开的国家,就是母亲一直坚信的国家,我们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幸存下来。这个国家,现实中都没有付出那么多,一个国家,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与我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曲终人散,光影渐淡,脑海中又浮现了张承志的一句话:意识着理想再正视生活,我们会获得内心的丰富。
  
  沙蕙,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忧伤的米粒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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