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全球化与人类想象
作者：沙西·萨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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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尽管拥有美好的愿望，人们互相之间仍容易产生误解。我既然从美国来到了这里，我就得向你们讲一讲我最喜欢的有关国际误会的故事，这个晚上已过去了很多时间，现在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美国农业专家在绿色革命之前被派往印度，去做印度农场的顾问。他去参观旁遮普的一个农场，受到热情好客的锡克教农场主的欢迎。得助于印度的农业改革和人口控制，这个农场和这个礼堂差不多大。印度农场主非常自豪地对美国人说：“欢迎您来到我的农场。”他接着问：“您看见那条国家高速公路了吗？”美国人看见一条泥路，“我的土地直到那里为止。”然后他又说：“您看见那条灌溉渠了吗？”美国人看见一条细细的水流，印度人说：“我的土地到那里为止。”然后他又说：“您看到那些树了吗？我的土地到那里为止。”他很为自己的农场感到骄傲。他转向美国人问：“您怎么样呢？”美国人还真的是堪萨斯或某个中西部州的一个农场主，那里的麦田延伸好几英里才到尽头，他清了清嗓子说：“我嘛，早晨我坐上拖拉机，向南开四个小时就到了我的土地的边界。然后，我再开三个小时便到了我的土地的西部边界。我吃个三明治，再开五个小时就到了北部的边界。太阳落山时，我再向南开两个小时就到了我的农场住宅。”印度农场主同情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曾有过这么一辆拖拉机。”这个故事说明：你对事物的理解取决于你的想象。
印度尼西亚从东帝汶撤军时造成很多破坏，联合国在帮助重建东帝汶时，必须重建整个社会，这意味着有时必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制度和机构。其中之一是国际水平的司法体系，确切地说是西方水平的司法体系——司法对抗制。在司法对抗制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互相试图推翻对方的论据，探明真相。联合国专家努力把东帝汶人导入这个体系。可是他们发现存在着一个问题。在东帝汶文化中，被告需要做的是：供认自己的罪行，以求宽大处理。为了促进西方法庭制度所要求的“无罪”抗辩文化，联合国专家必须训练东帝汶人撒谎。他们的精神过程，他们的想象现在都得真正全球化了。
现在进入我今天论证的第二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9·11的恐怖分子攻击的是全球化人类想象。不信上帝的人、唯物主义者、强大西方的混杂文化体现在使这些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全球化之中。那些为自己的行为欢呼的人这样做自然是因为感觉受到排斥。在我们今天谈论人类想象的时候，必须设问，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被引上狂热分子所设置的绝望的道路？感觉受到压制，受到排斥，感觉被忽视，会使人走向极端。四十年前的1962年，联合国秘书长乌桑特警告说，那些在富裕世界中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中的人们会感觉到不公正，这种感觉的结果会导致暴力的爆发。9·11使约二千六百人在世界贸易中心丧生。而同在这一天，世界各地有二千六百人死于饥饿、饮用水不洁和可预防的疾病。我们再不能把他们排除在我们的全球想象之外了。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一个国家甚至不能给予其人民使其子女过更好的日子的希望，提供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那么我们怎能期待这些人或他们的子女抵抗得住采取恐怖手段的诱惑呢？难怪塔利班从宗教学校中招募步兵，那是许多孩子得到培养和“教育”的惟一的可能性，他们不能从其他地方获得知识。他们在这样的学校学不到科学、数学或编制电脑程序，他们只学到可兰经的教义和如何使用粗暴地诠释可兰经的冲锋枪。结果，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象，这些想象都不会是全球化的想象。
这使我又回到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陷入危险的幻想，认为人类想象可以是全球化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全球大众媒介。大众媒介主要反映的是生产者的利益。适应国际文化的文化往往是经济发达世界的文化。这就是那正在变得全球化的想象。在大部分国家的电视中都播放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
还有谁能加入我们美好世界的全球化想象呢？不错，偶尔也能听到第三世界的声音，但是，第三世界使用的是第一世界的语言。早在1962年刚果内战时期，一位名叫爱德华·贝尔的记者看到，一个电视新闻记者在被强奸的比利时尼姑的帐篷中喊道：“这里有谁被强奸了，而且会说英语？”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是遭受了损害还是不够的，还得能够用记者的语言来讲述所遭受的损害。由此，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媒体中，那些自己文化的代言人是这个文化最真实的代表吗？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伟大的印度小说》中，我模仿一部两千年的史诗《摩呵婆罗多》，以讽刺的笔调复述了印度二十世纪的故事，从英国时期到现在。我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从前也是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对所统治的人民的文化滥下定义。我因为是用英语来写印度，所以我不能不想到在我之前已经有哪些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他们有更多的权利使用这种语言，却没有更多的权利来写这个国家。在说英语的地方，直到今天，当人们想到印度的时候，人们的想象仍然局限于基普林、E.M.福斯特，局限于《孟加拉骑士》和《皇冠宝石》。但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他们的主人公不是我的主人公。我的小说力求为我的国家去发掘其历史遗产，用一个印度人的话去讲述印度的故事。我想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印度故事，因为还有另外一些印度人讲述的其他故事。在像印度这样一个面临着巨大挑战的国家，坚持文学创作是否还有意义?在一个穷困、艰难和不发达的国家，文学是否重要?我相信是有意义和重要的。
我的小说的命题是：印度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从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来看，它应该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只是正处于衰落的阶段。这种情绪是讽刺作家的特权，我认为，莫里哀的作品首先是寓教于乐。可是教诲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一个我们全球化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的作家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责任，即为前进作出贡献，帮助表达出一个被卷入全球化阵痛的前殖民地国家对文化的认同。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从殖民主义的噩梦中走了出来，而不论是殖民主义还是全球化，都在许多方面损毁和扭曲了他们的文化自我认同。不保持自我也就不会发展，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什么令我们感到自豪，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在这个进程中，文化和发展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的。作家的任务就是寻找新的方式(和利用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找到新的道路来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
作为一个献身于印度多元化的作家，我认为保持文化是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我们都熟悉一句格言：“人不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在印度，音乐、舞蹈、艺术和讲故事对于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建设是必不可缺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面包?为了生存。而我们为什么要生存，仅仅是为了吃更多的面包吗?生活并不仅仅是维持生命，而是为了丰富生命，同时以生命丰富生活。我们发展中世界的贫困男人和女人们能感觉到想象在脉搏中跳动，他们在星空下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故事——他们国家和英雄的故事、地球及其奥秘的故事，这些故事使他们成为他们现在的自我。同时，他们也看故事和听故事，在我们国家数千个电影院的摇曳的光线里，神话和幻想萦绕在一起，最后，道德和正义总是获得胜利。
全球化的拥护者说，全球化有关成长和发展。然而，它不能只是国民生产总值表上的一系列数字、经济学和商人的一个题目，它应该是人民的事情。如果人民需要发展，那么没有文学、歌曲、舞蹈、音乐、神话，没有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没有他们对自己目前命运和未来希望的看法的表述，人民的发展则是不可想象的。发展意味着活力，活力需要自由，即创造的自由，创造则需要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