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全球化与人类想象
作者：沙西·萨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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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沙西·萨罗尔/著
朱霞/译
当国际文学节的组织者开始邀请我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他们建议讲一讲把我的两个世界——联合国与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在考虑我今天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想到近来在联合国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一些内容：全球化的力量、世界不可抗拒的变革潮流，我作为联合国官员所力图施加影响的国际大众媒介的性质，还有恐怖主义或9·11给我们的内心所带来的改变，9·11令我们难以平静，它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每一个心灵，占据了我们的想象。全球化、媒介、我们的想象——也许有人会问：在9·11之后，还存在着所谓的全球化想象吗？
换句话说，我想知道：是否是使麦当劳和微软走遍世界的全球化，让米老鼠和任天堂同时也让奥萨马·本·拉登和“化学阿里”进入了人们的心灵？以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速度？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媒介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和起居室里，还有电脑和移动电话，他们窥视着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当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一个穿着袈裟的西藏僧侣敲着木鱼，口诵经文走近我，突然停下来说：“我在BBC的节目中见过您！”这时，我对全球大众媒介的深入影响的任何怀疑都烟消云散了。新的传播技术使世界变小了，使其真正成为一体。
我们的主要新闻故事也都具有了全球化的气息。我冒着不恭敬的危险举一个例子。在因特网中流传着一则关于戴安娜王妃之死的故事：一个拥有威尔士爵衔的英国王妃与她的埃及伴侣离开一个法国宾馆，这个伴侣取代了一个巴基斯坦人。她乘坐一辆由一个灌满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配有荷兰发动机的德国车，他们被一个驾驶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花边新闻摄影记者追逼，进入一个瑞士人建造的隧道，结果发生碰撞，一个使用巴西药品的美国医生对他们进行抢救，此刻，一个访问柏林的印度人在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这里包含着全球化。
可是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全球想象的概念受到了外来的挑战。二十一世纪诞生于9·11。如果像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认为的那样，二十世纪实际上始于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从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影响来看，二十一世纪始于差一天正好两年之前的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
我这样说是想说明什么？世界贸易中心的被摧毁不仅给予美国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有力的一击，也给予支撑的自信、即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自信以有力的一击。这种自信使人以为不需多虑，这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已能够回答和对付生活的挑战。这个国家虽然在其历史上经历过一些战争，但是在现存的记忆中还没有直接遭受过攻击，9月11日自然激起人们的愤怒，随之而来的恐慌使人意识到，这个国家在物质上不是坚不可摧的。一个学者曾经自鸣得意地在这个国家宣布“历史的终结”，而现在，历史证明宣告它的终结是言过其实的。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地理上的优势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美国人认识到，不能更使自己与骚扰其他世界的情感相隔绝，仅就此而言，9月11日也永远改变了世界。
发生在那一天的恐怖事件也从另一个重要方面象征了我们的新世纪。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发达的通讯联络和交往方式、边界的萎缩、各民族不同肤色人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电子财经交易的高速往来，这一切构成今日世界的鲜明特征。飞机、传感电话、电脑是我们时代的工具。这些巨大的力量在美好的时刻可以将世界推向进步和繁荣。然而，这些力量也被恐怖主义者用于制造死亡和毁灭。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国界，利用高科技的精确性协调他们的活动，劫持飞机撞击目标（当被他们选定的牺牲品与他们所爱的人用传感电话做最后的交谈的时候）。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纪罪行，它对我们时代的危险和潜力下了定义。
它促使美国做出反应，美国又对新世纪打下永久的烙印。众所周知，正如《时代》杂志的亨利·卢斯所言，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以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处于统治地位为开端，任何世界强国都未曾有过如此强大的优势。美国拥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连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未能像今日美国那样使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此雄踞于世界。不仅如此。当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把美国称为“超级大国”（hyperpuissance）的时候，他指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他还指的是美国是波音、英特尔、微软、音乐电视、好莱坞、迪斯尼乐园、麦当劳和柯达等，主宰着我们地球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重要产品的故乡。
而在9·11之前，华盛顿不知如何对待这种优势，众多有影响的人物在谈话和活动中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这个星球的其余部分对于美国的存在或其对幻想中的幸福追求完全无足轻重一样。9月11日之后，不止我一人在想，退到孤立主义中去看来并不那么轻松，让美国不受其它世界问题骚扰的幻想看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自己在事后的那天夜里，在CNN表达了我们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义愤和休戚与共的态度，我不仅说出了“现在我们都是纽约人”的话——一种使许多人产生共鸣的感觉，而且还表达了另一种感觉：美国人现在终于从内心深处理解了全球村的老调重谈。9·11使人看到，从这个地球村某个角落的一个偏远的茅草屋或一个灰尘覆盖的帐篷燃起的火苗，可以熔化我们地球村另一端最高的摩天大厦的钢铁大梁。
因此，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又提出，二十世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世界”的世纪，我们时代的悲剧无论从其起源还是从其影响来看都是全球的悲剧，结束这些悲剧是全球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互相依存是我们的口号。我喜欢的一则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故事讲道：一个美国外交官与一个法国外交官就一个实际问题进行争论。“我知道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来解决这个问题。”法国人回答说：“不错，不错，不错，这在实际中行得通。可是这在理论上也行得通吗？”互相依存是我们全球化世界实践中的现实，可是在理论上，当一个国家相信别人需要自己，而自己却并不那么需要别人时，能实现真正的互相依存吗？
然而，我并不想过于匆忙地否认我对国际合作的信任。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超级大国完全可以自己单独行动的情况实际上很少。在伊拉克，这一老生常谈再次得到证实，在那里，美国发现，它完全可以独自赢得战争，但是却不能独自重建和平。在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中，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塔列朗所说的那样，你不能用刺刀做的一件事是坐在上面。合法性同样重要。以国际法的名义行动，尤其是以联合国的名义行动，总是优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行动，因为前者与所有人有关。因此多边化在华盛顿还是有前途的。
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时期不止一个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9·11恐怖事件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不仅是藐视来自世界各地八十个国家的无辜生命，它也是对把我们所有人类结系在一起的纽带的攻击。为了对此做出有力的回答，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恐怖主义并非来源于某一个国家，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并非以一个国家为基地，恐怖主义的牺牲者并非是一个国家的人。因此所有国家都应该对恐怖主义做出回答。
恐怖主义产生于对他人的盲目憎恨，同时憎恨又是三种因素的产物：恐惧、愤怒和缺乏理解。以为他人会对付自己而感到恐惧，相信他人已经对自己做了什么而感到愤怒，对他人真正如何缺乏理解。这三种因素汇合在一起，点燃起致命的杀戮和毁灭的火焰，一些人之所以被杀害，仅仅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这三种东西。要想结束恐怖主义，我们就得对付这三种因素。我们必须互相加强理解，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学会识别仇恨，消除仇恨的根源，学会驱散恐惧，互相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