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理想主义与大学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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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集体主义是现实，个人主义是理想。在我国，个人主义，或者说“家庭主义”是现实，集体主义是理想。大家都向往集体主义，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却是现实。国家、国家，国不过是家之聚合而已。
建国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农民一直采用集体主义耕作，是人民公社的翻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西方的农民也彼此紧密配合，组织了种种合作社。而在我国，建立人民公社就会饿死上千万人，最后仅仅落实到了“小队”，也就是二十多户人家的集体。而且，就这个集体，也是靠国家强力维持的。国家决定不维持，它一夜之内就垮掉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但集体活动已经很少了。在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几乎人人都参与某种程度的集体活动，而且他们不按专业分班，没有辅导员，没有团支部、党支部，甚至并不住在一起。因为那里抱团的传统，也就是集体传统很强，所以团体自治能力也很强。我国是家庭公司，个体企业。西方则是大公司，能活上百年的集体企业，也就是股份制的企业。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充满了对股民的欺诈，最后还要变成个人的企业。美国的股份制企业也欺诈，但比中国少得多，欺诈遭到的惩罚也严厉得多。
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法律是上帝与人民整体的契约。民主也不是个人做主，而是团体党派的代表做主，以利益集团的划分为前提。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以个人主义为前提，我国儒家建立起了集体主义的理念。儒家以个人为中心推导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为仁由己”。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集体，到民族国家，到整个世界。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儒家不是为公之学，而是“为己”之学，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发掘自己内心的道德精神资源，以个人为中心点，讲人的尊严，推己及人，像个同心圆，通过社会网络来推广同情心和关于是非善恶的情操。这就是中国先个人，后集体，再国家，然后天下的道理。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大学之）道也”。
在传统中国，读书人不多。中国字难认难学。况且，在自由小农社会里，读书无“用”。以“黄金屋，颜如玉”加以引诱，才有人读书。读书人读的第一部书是《大学》，只有读了《大学》才能当官领导国家。所以，中国历代士子，也就是知识分子，读懂了《大学》，才会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儒家志向。有了这种儒家的志向，就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这种儒家理想训练出来的士子精英来领导国家，猜猜看，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是什么样子？
团结才有力量。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之后，我国才有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出了个泰斗级别的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1902年出生，1979年去世。他以试图综合所有西方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思想著称。他认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社会心理从“个人导向”转变到“集体导向”。今天政治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哈佛教授帕特南。帕特南写了《使民主运转起来》，解释意大利的民主靠什么生根发芽。他的结论是，哪里有集体主义传统，有社会主义精神——也就是他称之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哪里的民主就能运转。前不久他又写了本书，Bowling Alone，大概可以翻译成“自己跟自己玩”。书里批评美国社会开始堕落，堕落的原因就是社区主义、集体精神的逐渐丧失。要知道，美国是个高度集体主义的国家，这是给法国人托克维尔印象最深的美国特色。无论做什么事，美国人都要组个会社。不属于任何会社的美国人基本上是社会垃圾。不团结的中国人面对高度组织起来了的西方人，怎么可能不被打败呢？
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在1840年以后被击败了。屈辱了半个多世纪，就有了“五·四运动”。一腔愤恨都对准了儒家，对准了孔子。的确，自从汉代，特别是宋代以来，儒家思想支持了小农的保守主义，还有颇为狭隘的家庭伦理，男性中心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然而，批判了儒家思想，我国社会就更“一盘散沙”了。于是，就有了强烈的反弹，走向了极端的集体主义。
西方学者不大会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他们研究共产党时期的我国社会，就得出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结论。中国学者也大多人云亦云。殊不知，西方个人主义是理想，集体主义是现实；我国的集体主义是理想，个人主义是现实。与个人主义的现实作斗争，是我国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主旋律。
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集体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个人主义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美其名曰“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然而，在中国，个人主义还需要讲授吗？那是不学自通的东西，不仅是人之本性，更是中国小农社会的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只有克制个人主义，社会才“社会”，才能成为理想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温情的社会，舒适的社会，文明的社会，才能人人自觉买票乘车。
于是，丧失了理想主义，我们就有了大学今天的气氛。竞争就是一切，分数就是一切，分数不好就什么也没有了。大学如此，中学如此，甚至小学也如此。于是，社会也如此。我们的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只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野蛮社会，我们北大培养的人就成了个人精英，社会的废物。二十多岁的人，没教过几天书，只因快速攒了一两本书，就评教授。而他们的老师，培养了成千上万学生，吃了一辈子粉笔灰，到退休也不能评教授。于是，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环境就鼓励年轻人急功近利，拼命去抄袭，而且要抄袭得高明，最好是抄袭别人看不懂的洋书。于是，我们不仅没有了学术创新，也不再产生学术大师。更糟糕的是，我们社会的“纲常”没有了，年轻人不择手段，拼命踩着自己的老师往上爬。这样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个可怕的、没有道德的社会。连师道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大学》之道？老师糊弄学生还不容易？
这样的社会能被改变吗？当然能！！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个人主义的社会被改造成集体主义的社会，而集体主义的社会又堕落成个人主义社会。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当大家说，恢复理想主义是天方夜谭，我坚决不这么认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能够在大学，在社会，复兴理想精神。
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来结束我的演讲。
七十年前的1933年，陈翰笙将近三十六岁。他在《东方杂志》的元旦特刊上预测中国的前途。文章说：
“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呢？一年半以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四年半以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1933年元旦，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几个月以后开始的这次围剿在1934年迫使红军逃离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世界的“现实”呢？在1933年，为了逃脱经济大危机，国家干预市场成为标准的经济手段，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开始复苏。1933年，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1933年元月，德国纳粹党当选为执政党，准备与老牌殖民大国摊牌，重新瓜分世界。两年后的1935年，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准备新一轮划分世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五年后的1939年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