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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与大学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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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新年时，陈翰笙，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学者，在当时看来，他的理想没有希望实现。
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比帕森斯还大了八岁。1914年十七岁时，他偶然吃到美国产的桔子，很好吃。他同父母吵闹，要去美国学种柑桔。他母亲生了九个孩子，只有老大陈翰笙和那时刚出生的九妹活下来了，家境并不富裕。可母亲疼爱纵容陈翰笙，偷偷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给陈翰笙买了船票。1915年，陈翰笙去美国留学，成就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阴差阳错，陈翰笙在美国被发现色盲，不能学农学，转学地质也失败了，只好去学历史学。他靠勤工俭学，得到了学士学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再后来，他结婚去了德国，在德国得到博士学位。九年以后的1924年，陈翰笙学成回国。蔡元培聘他做北大教授，是我们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回国后的次年，也就是1925年，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再次年，他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运动，李大钊就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我国留学欧美得到博士学位的学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是第一人。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陈翰笙被迫逃往苏联，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1928年，陈翰笙回国，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让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农村社会调查，也带出了一批后来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薛暮桥、张培刚。
他主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他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英美烟草公司（BTA）给中国农民发放大量小额贷款，引诱他们不种粮食，种来钱的经济作物——烟草。当然，农民们收获烟草之后，只能低价卖给BTA。当烟草市场低迷，或者BTA垮台，耕地却再也不适合种植粮食了，烟农们就没了活路。这说明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压迫，而且受外来资本的渗透盘剥，而且外来资本主义是同本地官僚政权相勾结的。因此，中国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别的出路。这项三十年代初，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学术研究，代表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预测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他的理想实现了，而且提前实现了，“快快成功”了。二十年后的1953年元旦，中国展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在一片外国的领土上，能够与最强大的美国打阵地战，寸土必争，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朝鲜战争吹响了传统帝国主义“寿终正寝”的号角。又过了二十年，到了1973年，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占领已经基本被清除干净了。
我为什么讲陈翰笙？谁是陈翰笙？陈翰笙是我们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今年（2004年）3月13日才去世，活了107岁。北大图书馆为他开辟了永久的研究纪念室。他横跨三个世纪的生命见证了我国的崛起和进步。
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在1933年元旦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
“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步。”
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不畏权贵，热情帮助青年，醉心于思想的创造。他生前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进他的家，我会产生满怀的感动。他的家与我二十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非但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都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在两年里，几乎每周一次，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还打赌开心。虽然“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可他的精神是不死的，是会薪火相传的，因为那精神高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所以，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理想主义也应当是大学里的主旋律。有了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才是有机的，团结的，才会比今天美好。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有坚强的信念，坚定的理想。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只要你足够善良，愿意百折不挠地为“社会”这个大集体热忱服务，你就能够，而且必然成为我们社会的纽带，成为精英。在把我国社会推向进步的过程中，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是我们每个北大人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们北大人——如果我们还自认“北大”是优秀的代名词，就不能忘记早年共产党人的理想精神，更不能抛弃祖先的道德人文精神。
我们的传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本文为作者2004年5月18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化节闭幕式上的演讲)
潘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