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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城》：最残酷的黑帮电影
作者：沙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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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温柔三人组”的愿望只是多挣些钱，离开“上帝之城”，但是现在，李斯把“上帝之城”变成毒品的天堂，他在此处做国王，享受财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影片的结尾刻画了一帮小孩干掉“上帝之城”里的现任老大李斯，趾高气扬地成为了这里新任的统领。被射成马蜂窝的李斯与孩子们的欢天喜地一同组成了这幅人间炼狱图的最后部分。“上帝之城”是畸形社会孕育出来的一颗毒瘤，不断“茁壮成长”的儿童罪犯是维持它生存的必要养分。
《上帝之城》不是一部为理想主义者拍摄的虚假的作品，它更像是影片开头和结尾处闪现的那把锋利匕首，一刀划破裹覆在现实外面的虚假外套，将一切残酷和丑陋做彻底呈现。哪怕，你一时还很难接受它。
巴西问题专家张宝宇在他的专著《巴西现代化进程》中介绍说：
暴力，吸毒，性早熟，艾滋病，以及交通事故等使巴西青少年受害甚深。巴西是世界上暴力频繁发生的国家，暴力事件严重危及青少年的生命安全。据统计，1995年十五至二十四岁青年人死亡四万二千人，其中三千人死于暴力，占死亡人数7％。截至1998年的前五年，约六万名青年人死于械斗等暴力事件中。平均每三小时有两个青年被杀。
在巴西，武器交易失控，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走私美国武器至拉美，是西半球仅次于可卡因贩运的第二大国际走私活动。资料表明，在巴西黑市上出售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美国。美国一向把里约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黑市消费市场。美国也是世界上暴力频繁发生的国家，但美国青年的死亡率仅是巴西青年的50％。巴西青年如此过早地死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巴西60％的青年使用过毒品。一项对十六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57.7％的青年第一次使用毒品时年纪不足十四岁。巴西青年吸毒比率如此之大，与巴西毒品贩卖猖獗有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美国强化了对拉丁美洲输往美国和欧洲毒品传统渠道的打击，迫使毒品贩子另谋出路。巴西遂成为世界毒品重要集散地。
信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品
在第一段落“温柔三人组”的结尾部分，三个古惑仔在警察和白人的围追堵截中分道扬镳，多毛开枪引开警察，而受了伤的队长和鹅公躲进了原始森林。一整夜，他们在树上藏身，担惊受怕。黎明到来之前，队长似乎受到了神的启示，说话的口吻和腔调与平日完全不同，严肃，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鹅公，我看见天主显灵了。”鹅公并没当真，依旧玩世不恭地笑笑。
“鹅公，你有工作对吗，你可以帮你老爸卖鱼对吗？”他说着话跳下树去，“我不想玩儿了，我不想再继续了，我不适合做古惑仔。”
“警察还没走呢！”他的朋友紧张地劝阻他，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我要回教会，回教会去。”他径直地奔向“上帝之城”，大步流星，充满了决心，仿佛有什么力量在前头召唤，令他毫不犹豫，坚定不移。
画面中出现空荡荡的贫民窟街道，一个男孩一瘸一拐地独自走在路上，追捕的人迎面朝他走来，他竟然毫无惧色，或者甚至毫无察觉，画面外响起远处教堂隐隐约约的晨祷声：
“全能之主，汝乃我的避难所与堡垒，我与主同在，毋惧夜间之恐惧，日间之光阴飞逝。”
枪声响了，倒在地上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那个神色慌张企图逃跑的无辜的工人。
“……皆因主之庇荫。”祈祷还在继续，男孩隐没在层层的房屋中间，从此再没出现。
第三个段落“李斯的故事”中，讲述酾子最初如何变成了李斯的过程，其中他和朋友宾尼一起到住在黑色洞穴中的巫师家里讨要魔法，巫师将一串护身符戴在李斯的身上：“自此以后，魔鬼阿叔是光之所在。是他引你前来。天主已经将你遗忘，你还留在天主之城做什么，除了权力，你将一无所有。”巫师狂笑三声，喊出“欢迎来到地狱之城”的召唤。
在最后段落中，李斯和红萝卜开战之前，众古惑仔双手合十虔诚祷告：
“我们在天上之父，愿人皆尊父名为圣。”
喋喋不休的祈祷声中，残酷和血腥的战争开始了。
武器。开枪。巷战。尸体。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屋村以前是炼狱，现在是十八层地狱。”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CITY OF GOD，直译过来即上帝之城，或天主之城。事实上，这个名字是颇具深意的。巴西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据说有73％的人信仰此教。但是近年来天主教教义受到严重质疑，年轻人和赤贫者多不上教堂。根据《圣保罗页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圣保罗和里约地区，固定参加弥撒的天主教信徒中，45％为年龄超过四十岁者，而且他们的学历、收入平均高于全国一般水平。巴西年轻人所主张的与天主教的教义大相径庭，天主教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很显然，在如此背景下拍摄的这部影片，宗教的内容是相对耐人寻味的。
同时还应注意，在第一个段落中隐遁教堂深处的队长，其实是整部影片中惟一幸存的古惑仔。这个结局至少在暗示：在温柔三人组浪迹江湖的1960年代，教会至少还是一个可以提供庇护的栖身之所。由于梦到了天主显灵，迎着敌人前行竟然也能躲过杀身之祸，不能不教人感叹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
1950年代末和1960年初，巴西主教、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基层社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觉悟化运动”，即通过对下层群众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来唤起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和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从而自觉地行动起来争取解放。
1964年巴西的埃尔德尔·卡马拉被保罗六世教皇任命为林达－累西腓教区的主教。卡马拉曾在巴西的东北部开展基层教育运动，了解农村贫困状况。1966年他在巴西主教会议上分析了国内贫富悬殊的状况，提出激进主张。1968年麦德林会议召开前夕他发表谈话，谴责“一小撮特权集团继续用暴力手段维护他们建立在千百万人受穷之上的地位”，主张“必须改变拉美的结构”，让贫穷群众获得平等地位。提出和平斗争的战略，动员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行改革。卡马拉的主张在巴西教会内得到广泛支持，使巴西教会成为拉美最激进的教会之一。
而1968年召开的麦德林拉美主教会议，更以“处于当今拉丁美洲变革中的教会”为主题，讨论了有关和平、正义、贫困、发展和解放问题。会议通过了十六份决议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义和和平委员会”的决议。这些文件猛烈抨击了拉美军人独裁统治以及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指出了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造成拉美贫富不均的根源，提出了立即进行深刻社会改革的主张。
从基博隆到法维拉
其实真正导致队长隐身教会的，除了他所说的梦见天主显灵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他和鹅公在树上避祸时无意中听见的两名白人的对话：“打死黑鬼不算犯法，抓住他们也不难。我在城里有的是警察朋友。”
一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队长就懂得了，其实他们已经无路可走，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挽救不了什么，做古惑仔只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人生早就划定了轨迹，黑人的路，只有通向绝境和死亡的狭窄的一条不归路。
不仅仅是温柔三人组，在整个“上帝之城”，除了安祖尼嘉和泰雅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都是黑孩子——巴西贫民窟的特色，挣扎在底层的弱势群体。
巴西黑人问题存在的历史根源在一百余年前，那时还是奴隶的时代，他们在解放之后并未获得基本的生活手段——土地；在城市谋生，又受到欧洲移民的强烈竞争。因此，很多解放了的奴隶实际上成为无业游民。解放了的奴隶的贫困状况并未因国家现代化的进行而逐渐得到根本改变。
目前，巴西黑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4％，如果加上黑白混血人种，这一比率为45.3％，人口总数接近7300万。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的社会地位同白人存在明显差别。首先，黑人比白人更难进入劳动市场。黑人的失业率远远高于白人。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黑人与白人为例：1998年，白人男子的失业率为13.8％，白人妇女的失业率为19.2％；与此同时，黑人男子与妇女的失业率分别为20.9％和25％。在其它几个重要城市，黑人的就业情况也是如此。其次，在所受教育与卫生条件等方面，黑人也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黑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2年，而白人是6.2年。
目前，在巴西广大的范围内存在着与法维拉极其相似的居住群落——基隆博。它是十七世纪时逃亡奴隶的聚居地，远离城镇和一般居民居住地，并拥有防御设施。逃亡奴隶集体开垦荒地种植作物及饲养家畜、家禽，采取原在非洲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基隆博是当时独立于巴西社会之外的社会组织形式，至今依然存在，是巴西黑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明显例证。
据巴西联邦文化部下属的帕尔马雷斯文化基金会于2000年所做的调查，目前在巴西全国有七百二十四个基隆博，其中有72.3％分布在东北部地区。居住与生活在基隆博的黑人究竟有多少，尚无确切的数字。一个典型的基隆博－加恰巴达社区，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热基蒂纽尼亚河谷，它有人口1.6万左右。照此估计巴西目前黑人在六、七百万人左右。在残存的基隆博中，黑人的生活仍然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从事生计农业。巴西现行宪法虽然承认其为合法，但他们的土地经常受到侵占而发生地权争执。
可以看到，不论是在“上帝之城”法维拉，还是残余部落基隆博，情况都是一样的，黑人的处境都是流离失所，受歧视和屈辱的劣势。多少年来，未曾改变。
沙蕙，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忧伤的米粒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