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的电影缘
作者：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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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到了北京，是1990年，第一次走过广场。这一年，通过了电影学院文学系理论专业考试，回家准备文化课，才知道已不可收拾。1991年来电影学院读夜大，是想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能在电影学院呆着就行，只要能和电影发生更直接的关系。终于可以窜不同的教室，蹭名师课，蹭录像观摩；终于可以每周二下午、晚上想办法重复看两次外国电影胶片；终于可以住进学生宿舍，宿舍里多是干部进修班的人，他们总有本事将拉片室里的各大师电影录像借出来，再将宿舍变成机房，不间断的疯狂转录，而我则是最忠实的观众；终于可以骑单车十多里，每周去三里屯法国大使馆看原文的法国电影，听不懂对白没关系，很多新浪潮的胶片都是这么看过来的。1990年代初，电影资料馆经常举办各国优秀电影回顾展，印象较深的是北欧当代电影，展现了一批伯格曼之后的新锐作品，以及法斯宾德几乎全部作品的胶片。那时，我认识了导演系据说是第一个台湾留学生庄松洌，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文艺咖啡馆“雕刻时光”的老板。他来北京前，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先因为文学，我们成了好朋友。日后，我成为他毕业胶片作品的男主角。那时，每次寒、暑假他从台湾返校回京，都会带很多国际影坛新作录像。1990年代初还没有VCD，多亏小庄，我算搭上了艺术电影班车。记得那几年阿巴斯还是新人，我在小庄自己租的平房里，连看三部后，疑为天成。而以前在南京，从《世界电影》里读到的大部分纸上电影及美学，我都在电影学院的这几年得到胶片或录像的验证。但看多了，也挺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到了厌烦的地步，有一阵看到所谓正确的场面调度，或轴线对切、或鲜活戏感就恶心。电影难道就是这么调一调，或切一切，或演一演吗？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语言》一书的作者马塞尔·马尔丹在该书结束语一章展望电影艺术的可能，说：“今天的电影已不再是语言和演出，而变成了风格和思考。”若干年后，当我拍完《安阳婴儿》，读到刚出中文版的布列松的《电影书写札记》，感到一样的惊喜和慰藉，再拍《日日夜夜》。但今天，身处新世纪电影“新”环境中，回顾马塞尔·马尔丹的勇敢结论，不禁悲凉。
1990年代初，电影学院的电影氛围，倒是清新，且充满热情。我既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参与者。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进修生，及我这样的夜大生，大家只要能就电影谈得来，吵起来也能成为朋友。那会儿除了欧陆大师是“基本口粮”外，比较流行的是马丁·斯科西斯和阿尔莫多瓦。但其实，又是另外一批电影对19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新电影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便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薇罗丽卡的双重生活》、曼切夫斯基的《暴雨将至》、陈英雄的《三轮车夫》、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大卫·林奇的的《心中狂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及昆汀·塔仑提诺的《廉价小说》。记得郝建老师对《心中狂野》很推崇，在他的鼓励下，我给《当代电影》杂志写了长篇评论，题目叫《寓言·类型与风格》。其实，日后令人喝彩的昆汀的电影游戏精神，源头在大卫·林奇，而大卫·林奇初创后现代电影风格的影片则是《心中狂野》之前的《蓝丝绒》——这也是备受法国后新浪潮干将们心仪的经典。但多年以后，我自己拍摄的两部电影，风格都与此后潮不同，这从电影发展史的角度看，是否落伍？但我以为，电影艺术的前进，同时也应该是回溯，当下的循环才能做到本体的深化与丰富。
现在可以来回答我所喜爱的十部电影了。因为对世界电影最集中的记忆来源还是这三四年间。这几年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伯格曼的《沉默》、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金钱》、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布努埃尔的《无粮的土地》、希区柯克的《眩晕》、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安东尼奥尼的《奇遇》、黑泽明的《红胡子》、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戒》。对一个有所准备，二十七岁才来到电影学院的电影爱好者来说，这些电影让我感到了震撼。1998年开始，我身心所发生的变化，在1990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几年里并没有显露出来，这可能是与总在校园及影院，沉溺在一个封闭而充满吸引力的电影环境有关。也跟整个这一代青年此刻的姿态相仿，有志者都各自努力，在各自的领域里争做一名专家。但我隐约感觉自己的电影趣味多少透露出内心的消息,那或许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压力的关切。这压力亦内亦外，或来自处境、或来自贫穷、或来自无常、或来自死亡、或来自原罪、或来自良知。而生活在继续，作为一个业余老生，我也尽可能地融进所谓学生生涯。有时也写诗，都跟私人有关。
水果
在下午3点左右的
光线里，你在一张干净的
桌子上，摆好了白色案板
你的手拿着一个水果
一个黄色的水果，你的
另一只手拿着刀
现在，水果被你很平稳的
放在了案板上，你按住它
另一只手拿着刀
在下午3点左右的
光线里，案板上那黄色的
水果很漂亮，刀的闪光
在你的眼里微微一晃
你感到有一点酸
你的刀很优雅的进入
水果，像一曲“探戈”舞
你真想哭，你似乎感到
一种幸福，刀在你的手里
你紧紧地抓住它
在下午3点左右的
光线里，你穿越水果，像
穿越一片甜蜜的沼泽，刀在你的
手里，你紧紧地抓住它
像抓住你的幸福
《水果》是我当时送给室友贾樟柯的生日礼物，是对一个真实场景的即兴描述。那时，我们在一起较少谈电影，或许心里都知道那离我们已不远，他更是做的多，很勤奋；有时郁闷，就相伴在校内外，痛饮一种叫“美年达”的汽水。
在电影学院的第四年，我和一个同学承包了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的一个创作室，其间给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拍过一个短片。是一档叫《真实再现》节目里的一段当时发生事件的再现实拍。拍武汉三个工人跳水救小孩，却不知小孩是在玩水，入水工人中其中之一反溺水被救，送往医院；后成终生残疾，也没被评为英雄，再成一悬疑二十年的话题。我用两台摄像机拍摄这个跳水救人场面，其中一台被我安排在东湖的一条小船上，拍对岸。在电影学院，我没有任何实习拍摄机会，所以这一次商业拍摄，从职业性上讲，便是我第一次做导演。这在一个商业故事片里，也算是一场重戏了。记得那时挺担心要是万一翻了船，那台据说为当时中央台最新款摄像机价值可近百万。那是1995年的春天，是崔永元在《东方时空》主持的第一个节目。英达和张海迪是其中嘉宾。这次拍摄的完成，让我多少对自己今后以导演为职业有了信心，觉得这个工作并不算难，又很刺激。初次见证了一下自己的意志力，并没多去想它，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创作，是一活儿。而其实，若从广义的创作概念上讲，我自视可为自己第一次的电影创作，是一次偶然的即兴连环抓拍。1994年5月1日劳动节前，我在天安门广场碰见一个施工现场，那几年每逢5·1前夕，广场上总有一支民工建筑队在搭建临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架。当时，我手上只有一台傻瓜照相机，看到这个场面，很激动，设想自己的眼睛就是摄影机，通过傻瓜镜头，迅捷而有选择地连续拍下了这个广场上的施工段落。再马上冲印，回到宿舍，立刻拼接成组，感觉像偷拍了一部电影，兴奋了几天。
中央台的那个活儿干完后，我有意识地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夏天的读书时间。毕业以后，准备投身电影前，总觉得应该有一次较为严肃的自我调整。因为陈凯歌他们家南京亲戚的机缘，我有幸认识了当时还健在的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伯伯，他也是中国第三代德高望重的电影导演。在电影学院的那几年里，我每个月都会去他们家两次，看望陈伯伯，和他老人家喝茶聊天。那是1991—1994年，陈凯歌好像不住在他父亲这儿，我很少见到他。有一次电影学院放张艺谋电影《活着》胶片，看完几天后，我去他们家碰到陈凯歌，他问了我的观感。有时，碰见了也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就表示了非常想给他做助手的心愿。而那几年里，令人难忘的还是和陈怀皑伯伯的喝茶时间。聆听一位智慧而和善的七旬老人的谆谆话语，尤其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中国电影史上的著名人物，我庆幸自己在准备从事电影工作前，有良缘经常沉浸在一种备感亲切而厚重的家常式的传统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