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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之子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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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三日,清明前两天,我转道昆明、丽江,在朋友的安排下,乘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直抵金沙江边的车轴村——萧亮中的家乡,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研究对象。村子在金沙江靠中甸的一侧,在夜色之中,亮中的表哥李润堂将小货车开上了渡船,艄公静静地掉转船头,我们在月色、山影之中,渡过了金沙江。在一旁的小彭说:乡亲们为亮中立的碑就在江边的山坡上。我举目望去,夜气缭绕之中,只有巨大的山影从上面压下来。绕过这一截路,前面终于有了一些灯火,是车轴了。次日清晨,我沿着小路爬上亮中家屋后的小山坡去探望亮中——他的坟头没有任何标记,不远处的金沙江边立着的那块刻着“金沙江之子”的碑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但在江边,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处不在。亮中在那里继续守望他的金沙江,他的确并没有离开,几个月来压在我心头的石头渐渐地挪开,我可以回忆了。
  认识亮中,是因为《读书》,现在回忆,时间应该是在2001年底或2002年初。从《读书》的来稿中,我读到一篇题为《隐喻的漫水湾》的文章,是对四川冕宁县南部漫水湾的彝族村庄生活的朴实而生动的记述。一望而知,作者是一个人类学者,平静的叙述与作者的追问相互交织;渗透字里行间的,是对漫水湾的人、风俗、土地的真正的亲切感,尤其是对彝族文化转换及其与汉族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真思考。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明确地说,这个地区的彝族认同并不是植根于某种“共同的文化”,因为这里的群体生活特征与其他群体(汉族或其他族群)没有多大的区别。构成这种认同的毋宁是某种隐喻性的文化特征,然而也恰恰是这种隐喻性的文化特征在具体的环境中会被放大或缩小,成为这一族群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相区别的关键所在。我很喜欢也认同这种将少数民族认同置于多族群共存的语境中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随即被编入2002年第三期的“田野札记”栏目之中,按《读书》的发稿速度,这算是最快的了。
  那之后没有几天,杂志发稿工作完成之后,我从编辑部来到二楼书店的咖啡馆,在入口处,见《读书》的同事李学军正在和一个年轻人说话,她介绍说,这就是萧亮中,《隐喻的漫水湾》的作者。我随即向亮中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文章已经发稿。亮中中等身材,方形的脸庞,显得很忠厚,说话也谦和。听说文章已经发稿,他显然略感惊讶,也很高兴。我们要了咖啡,坐在那里随意地聊了起来,讨论的问题多半与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及其历史命运有关。他说起了云南少数民族,也说起藏族的历史。我那时也在读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交谈之中,我们好像有不少共同的想法。在那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不算多,每次都是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多半是他给《读书》写了新的文章或参加《读书》的活动。有一次,在交给我新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的同时,他还附了一篇题为《突古》的小说。文章发表于去年《读书》的第三期,而小说却留在电脑里了,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觉得文笔很细腻,但因为手头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未及细读就放下了。亮中为人憨厚,但极为敏感,因为没有得到我关于他的小说的意见,再见到我时,他带着失落的神情问:您还没有读我的小说吧?我搪塞了一下,他没有追问,但重新打印一份,专门给我送来——从此我知道,亮中的心里永远记着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不会遗忘,也不会放过,虽然他的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笑意。我也因此知道:为什么亮中的笑意中总是带着审视!
  2002年秋天,我在国外做访问研究,忽然接到亮中的一封信。这次并不是投稿,而是朋友式的关心。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和亮中的交往中超出编辑和作者关系的开始。他在一个场合听到有人用极深的恶意攻击我,攻击者并不认识我,而且所说也毫无根据。亮中先是不解,而后是愤怒。他在提醒我多留心之后,又问:为什么不反击?亮中太年轻了,他对知识界的争论不是很清楚,对有些所谓“知识分子”之作为还缺乏真切的体验。我感谢亮中的慰问,但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见到他,他又重提此事,我仍然没有多说。在这个世界里,人心的黑暗是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为什么要让一个如此坦然、天真的人平添对于这个世界的悲观呢?对我而言,有像亮中这样的朋友的诚挚的关心已经足够了。亮中从此不再提及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他曾经为此与他熟悉的人辩论。
  从认识亮中起,我就知道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放不下,不大安于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几经周折,据说可以进社科院社会学所了,却在最后一刻出局。亮中为此来找过我,心里有许多不平和不解;我为此四处打电话了解情况,最终也无能为力。去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两个可能:一是进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一是进藏学研究中心;前一个手续比较复杂,后一个相对比较确定。鉴于前一次教训,我建议他先进藏学中心。他是犹豫的。去年夏天之后,亮中在工作调动过程中卷入反对虎跳峡水坝的运动,他自己有些担心这些事情会影响他的工作,见面或打电话都说起此事;我知道他为调动做了多少努力,心里又有多少渴望,也担心他卷入的运动影响调动的事情。但亮中有一次态度坚定地告诉我说,他不会因为调动的事情而放下金沙江的命运不管,那一次,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心里是很兴奋的。
  亮中卷入反对虎跳峡水坝的事情始于去年春天。受藏族学者马建忠之请,亮中参与筹备在中甸召开的 “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学术讨论会;他记起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讨论,于是问我能否参加那个会议。我对藏族文化和生态多样性问题感兴趣,却没有任何研究,不敢贸然答应,但亮中说:会议的议题涉及发展主义等问题,还是希望我参加。他是在为自己的家乡争取更多的关心,我拗不过他。五月间,亮中说要来送会议邀请信,我说不用跑了,寄来就可以,但他不从。当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吃午饭,但大约两点钟他才满头大汗地赶到我的住处,那时我已经饥肠辘辘。他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商务印书馆开编辑会议,无法提前离开。北京的交通情况我当然知道,何况亮中是乘公共汽车来的呢!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喝了点酒,随意地聊起了中甸,那时我对云南的神往中还从未有过虎跳峡问题的影子。
  6月9日,我收拾行装,奔赴中甸。在昆明机场的候机大厅,瞥见到了亮中的身影,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年轻的体恒(印照)法师。体恒(印照)法师一袭袈裟,而亮中却是短袖轻装,他们刚刚拜访了昆明的一座寺院,随身还携带着寺院住持赠送的礼品。在候机厅里聊天时,我买了云南地图,不断地向亮中打问云南的情形,计划着未来的行程。飞抵中甸后,我们都穿上了夹克,而亮中却依旧短衣装,回到家乡的兴奋一直挂在脸上。临行之前,一个朋友特别来电话关照我注意高原反应,下飞机后一切正常,我有点庆幸,亮中却在一旁笑我:怎么会有高原反应呢!在旅馆住下后,亮中带我到一个很小的饭店,我们要了一点饭菜,坐在小板凳上喝起了青稞酒。亮中是在中甸念的中学,这个地方藏族人最多,但也聚居着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普米族和汉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他自己是白族人,而会议的组织者、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忠却是藏族人,他们在不同的中学读书,毕业后同年考到北京来读大学。亮中考取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而建忠先入北京林业大学而后去泰国留学,各奔前途,现在却为他们共同的家乡重新走到一起了。谈话之间,亮中提出邀请,要我在会议结束后去他的家中小住。酒酣耳热之际,我答应了——我原以为这是亮中一时兴起的建议,后来才明白他早就在为此做计划了,但在来中甸之前,他从没有对我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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