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人文思想的实践或消费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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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有着一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阶层，它不是一个审美群体，而是一个道德群体。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这个群体具有什么道德优越性，恰恰相反，是这个群体需要别人的道德关切。这个群体的生存已经濒临危机到这种程度，社会体系难以保障他们的生存。他们需要个人慈善的救助。他们从虚幻的社会主导阶层无可奈何地滑向弱势群体，不仅失去了经济地位和假想的政治权力，也早已失去了自主性的文化需要，审美化的人文知识对于这个阶级来说几乎是奢侈品，或几乎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个阶层的需要已经转换为纯粹的短期利益需要，这个阶级的需求和它所承受的痛苦，在二十世纪里被权力的问鼎者所利用，似乎已经被耗尽了它的政治能量和道德资源。已经从道德立场转变到审美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没有语言表述他们的道德困境和社会伦理学问题。在这个社会道德群体被命名的时候，他们的贫困、痛苦和不公正处境，被权力的反抗者书写为对权力的起诉书，同时也是对社会中少数“胖得发愁”的审美群体的道德指控。现在，这个阶级的道德资源因为被问鼎者过度解释、被滥用已经失去了它可能具有的道德意义。
然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一定依据宏大的历史尺度才能行事，不一定依据道德饱和到成为一种愤怒的激情才能行事，他们仍然可能有许多行事的空间和方式。他们不一定凡行事必得进入历史和历史的记述。相对的道德意义和相对的社会意义也可以成为行事的充分动力。虽然我们不再希望把穷人的痛苦和不幸塑造成盲目的政治力量，甚至也不考虑要求某个群体的政治权力，以重蹈前一代知识阶级的历史覆辙，知识人仍然能够把他们表述为有意义的社会伦理问题。
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在社会生活的非常时期，人文知识可以直接谋取支配世界的权力，而在民主社会，人文知识可以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舆论。前者的历史时刻已经消失，后者由于权力的垄断还没有到来。现今人文知识的传播渠道几乎只有一个学院空间，即使这个空间也被人文知识的行规统治，被自觉的权力对知识的规训所役使，又被知识者自身的利益考虑所削弱。
人文知识分子通常利用社会历史事件来传播思想，检验思想自身的有效性，并且进一步塑造公民社会和公众道德，由于没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可资利用，这个塑造社会事件的知识践行方式也难以出现。由于权力对大众传播的垄断，有效传播社会生活重要事件的方式被消除了。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歌舞升平的舞台，成为真实社会的一架消音器。人文知识借以塑造社会事件影响社会的能力被阉割了。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空间都关闭了，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有塑造他身边事物和身边事件的空间，他们仍然具有可资利用的其他非正式的和不稳定的传播媒介。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传播空间，人文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愿意如何去做也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人文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绝缘体越来越多：知识雇主的定单与计谋，和它的意识形态装置；知识人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的专业面具和行规行话；其他社会群体的分散的需求；大众传播媒介的消音设备……这一切都是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绝缘物质。
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人文思想的有效性和实践意义，结束纯粹的知识狂欢和不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巴洛克式的复制？实践思想的途径是什么，或者使思想观念具有经世济人的方式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践如果遇到了困境，是否意味着思想本身的真实性已经是一个问题？如果思想观念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的复制与拼贴，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经验所做的描述与探索，思想的实践就可能找到自己的路径。就人类的存在特性而言，他总是要用想象的“应然”来改变眼前的“已然”，况且他现阶段所面临的“已然”也并不那么合理与令人满意，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可能放弃以其观念来塑造现实的意图及其努力。那么历史就不会永远处在其暧昧的终结状态。所谓终结者，是我们的无能为力所导致的状况。所谓终结者，是我们旧有的观念耗尽了历史能量，而新的观念还没有被塑造出有效性。
事实上知识人仍然被意义不足感所困扰。这是知识人特殊的困扰。这种意义不足感不仅阻断了知识与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也阻断了知识与思想之间的有机性。然而真正不幸的是，意义不足感没有被体验为寻求知识意义的动机，而是意义不足感的被遗忘，以及用一些幻象对意义不足感的遮蔽。用知识的代用品代替思想，就像在用纯粹的“引文”代替真实的内心生活。
耿占春，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叙事美学》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