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晚清的革命暴力与文学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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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
——《柬某君》
汪精卫行刺未遂被捕后所作口占诗四首，正与秋瑾的态度一脉相承：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煊赫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梁启超十年前鼓吹中国人要有尚武精神，歌颂历代武士（刺客），如今终于有人来继承其精神了。
慷慨赴燕市——理由与逻辑
但梁启超却并不认同自杀行为。无论杀人或自杀，这种以死相拼、渴望牺牲的决绝态度，具有丰富的内涵。正面看，赴死当然是为了警醒国人。谭嗣同以流血换取社会进步的英勇态度已开其端，秋瑾等人大多有类似表白。梁启超论自杀曰：
发狂之极，其结果乃至于自杀。自杀之种类不一，而要之皆以生命殉希望者也。故凡能自杀者，必至诚之人也。一私人有自杀，一国民亦有自杀。何谓国民之自杀？明知其道之足以亡国，而必欲由之是也。夫人苟非有爱国心，则胡不饱食而嬉焉，而何必日以国事与我脑相萦。故凡自杀之国民，必其爱国之度，达于极点者也。既爱之则曷为杀之？彼私人之自杀者，固未有不爱其身者，惟所爱之目的不得达，故发愤而殉之。痛哉，自杀！苦哉，自杀！一私人之自杀，于道德上法律上皆谓之有罪，私人且然，况乃一国。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呜呼！我国民其毋自杀。
不自由毋宁死，固也。虽然，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自杀者，志行薄弱之表征也。呜呼，我强毅之国民，其毋自杀。
有无意识之自杀，有有意识之自杀。今举国行尸走肉辈，皆冥冥中日操刃以杀吾国者也。故惟恃彼辈以外之人，庶几拯之。浸假别出一途以实行自杀主义，是我与彼辈同罪也。呜呼，我有意识之国民，其毋自杀。（《自由书·国民之自杀》）
肯定自杀的合理性，但却反对自杀。除了他正面论证的理由，还有别的原因。一是梁启超和胡适一样，以乐观主义者自居，对国家前途、对人性、对自我一直有信心。二是梁启超少年得志，曾经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而且已经是舆论巨子、社会名流，既未遭遇根本性挫折，自然不会有彻底的绝望感产生。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去肯定自杀。
章太炎则赞同自杀。陈天华因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愤而蹈海后，有人以为诚属无谓之死。章太炎不以为然，发表感想云：“天下必多此辈，而后临事不惧。何者？无名誉之死，尚优为之，况复见危授命，为举世所尊崇耶？若必选择死所，而谓鸿毛泰山，轻重有异，则虽值当死之事，恐亦不能死矣……凡事取法乎上，所成不过中流，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
此外，认同自杀者还有另一种死里求生、以死换生的独特逻辑。前引李群的文章有如下内容：
……将欲生之，必先死之，不能驱之与俱死，必不能缓之与俱生，是故死也者，生之渡津筏也。仁者不畏死，以其爱生也；仁者必杀人，以其欲生之也。……国而以死亡也者，则必以死兴之。深沟横于前，猛虎跃于后，后顾无及也，虽懦夫一跃过之矣。举彼之保身家、保禄位、苟延残喘之心，一刀斩绝，身家已不保，禄位已不得，残喘不可延，以畏死之心处必死之地，楚歌四面无地可容，然后率之以登二十世纪之新舞台，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夫而后可与言竞争，夫而后可与谋改革。
按照这个逻辑，少数人的死是为了多数人的生，个人的死是为了民族的生。甚至，只有置之死地而后才能求生。但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韩信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利用人的求生本能来激发其殊死搏斗勇气的战争谋略。在社会革命中，这个逻辑不能成立。一般人不会为了生而先去冒死之险。传统的战争策略不能成为进行社会革命动员的理论依据。这其中的难点是，除非鼓动者自己先赴死，否则便没有说服力。从客观效果看，敢死者日众，则国民不畏死之勇气得以发扬，于国家自立自强未尝没有好处。但鼓励人赴死，毕竟缺乏伦理上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企图以自杀以博取名声而又不敢真死的可笑事。章太炎曾揭露吴稚晖（敬恒）在日本期间，“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可见那时自杀几乎成为青年人情急之下很容易做出的一个举动，无论他是否真想赴死。
有的人不怕死，愿意死，则是为了以从容赴死的姿态获得一种崇高美感的享受，进而获得名垂青史的满足和光荣。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几乎已经成为晚明以来讲究气节的士大夫的集体无意识。《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入狱后答记者：“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厚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亡国覆宗，祀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名垂青史的未来想象，似乎可以给人以无限的勇气。汪精卫行刺失败，入狱后作诗明志：“初心虽不遂，死所亦已获。此时神明静，肃然临汤镬。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他唯一担心的是死后默默无闻，头颅不能高悬国门为人所知：“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当局者迷。清季暗杀与自杀的高潮期，鲜有人对此现象作系统分析评论。1913年李大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暗杀与自杀的原因。他说暗杀盛行，最初是“起于政治之不良”，而一旦人心陷于以暴易暴的狂涛之中，似乎“有无形之魔力驱策之，使入此潮流，纵或威之以祸，尼之以力，彼亦有所不顾”（《原杀》）。自杀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大约不外模仿、激愤、厌倦、绝望四种。此后陈独秀1920年发表长文《自杀论》，参考欧洲社会学相关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自杀现象。他总结自杀的原因有三：知识信仰发达、情绪压迫、经济压迫；前两者偏于主观，后者偏于客观。三大原因又可以细分出十六种具体原因。第一类有：厌世及解脱、烈女殉夫、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义士殉国及朋友、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义；第二类有：失恋、羞惭、忏悔、名誉被污、考试落第、刑罚地痛苦、虐待地痛苦、疾病地痛苦、愤恨；第三类有：饿寒所迫、债务所迫。从这个目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几种与晚清革命党人暗杀和自杀的原因相似：义士殉国、志士殉主义、羞惭、考试落第、愤恨。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考试落第这一项。只不过这里的“落第”应该是指代指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不是某个人具体的落第。废除科举造成的士人阶层的整体危机，乃是士人态度迅速激进化、暴力化的根本原因。
飞腾儒冠误——赴死之深因
在晚清革命派充满正义和牺牲精神的崇高叙事、抒情背后，其实包含有青年革命党人对自己处境焦虑、不满乃至绝望的巨大心理力量。刺杀清五大臣未遂的吴樾，留下遗书，其中有云：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余父弃官为贾，至是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弟兄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以八股为事，且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为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免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岂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是时奉天被占，各报惊传，至时而知国家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