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于丹现象解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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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说完了于丹的角色和布道方式，现在要来探讨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她布的是什么“道”？时下对于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她的《于丹<论语>心得》的常识性知识错误，是在知识论层面上讨论问题。其实，作为一部传道之作而非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从价值论角度提出问题：她布的“道”是健康的、好的、我们需要的“道”，还是不健康的、坏的、我们不需要的“道”？是对于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维护还是玷污？
简单地说，于丹布的就是她的快乐之道，就是她的“快乐哲学”，她说：“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论语>心得》的目的。”在《于丹<庄子>心得》里,她更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生命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论你度过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就是快乐。”
追求快乐和幸福当然没有错，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追求。于丹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方式是什么呢？
于丹开出的两个快乐药方，一是“适应日常秩序”，二是修炼“内功”。其实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不合理的现实面前，你不要不满，不要反抗，也不要牢骚满腹，要学会忘却，学会适应，学会犬儒，乃至于学会无所谓，这样就把“内功”练好了，就可以自己化解掉一切现实的痛，人间的苦。于丹说：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
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来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这个快乐哲学的精髓就是回避现实和麻痹自己。比如说，社会上有很多暴发户，也有很严峻的两极分化现象。于丹认为，你不要去问“乍富阶层”是怎么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是自己创业所得，还是权钱交易得来的？你所需要的只是发挥你神奇的“内视力”看看你的内心，因为那才是快乐之源。把这个逻辑推到极端，那么，即使你生活在最黑暗的时代，即使你看到社会的严重不公，邪恶压倒正义，即使基本的公民权利还没有得到保障，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你不必去实施现实的改革，不必去消灭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不必去改造制度，甚至不必去追究原因。
在这里，于丹的一个根本错误在于把幸福、快乐完全看作是一种与一个人的客观现实处境无关的主观感觉，所谓“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和内心相连”。不客气的说，这只能是“食利者”的快乐哲学，是权贵阶层的快乐哲学。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快乐哲学的。而如果一个人自己享受着不合理的现实提供的美味佳肴、锦绣貂皮，却劝告草根阶层不要嫉妒、不要不满、不要牢骚满腹，那简直就是不厚道啦。如果这种快乐哲学被接受了，那么，不仅大量贫困阶层，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会在这种快乐哲学的催眠下可悲地“快乐”至死。
当一个人的“内功”修炼到家的时候，任何现实的苦难就奈何他不得了，面对任何苦难，都可以运用一个人的“内力”加以化解。这个“内功”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遗忘和自我欺骗。于丹教导我们：“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让不幸过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人遭受了天灾或者在天灾中失去了亲人，他的确不应该被这个灾难长久纠缠，应该尽快站起来，但是如果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比如制度的原因——而蒙受冤屈、不幸，那么如果他不去改造造成冤屈和不幸的社会，而是动用“内功”遗忘苦难，这不是明摆着等待灾难的再次降临么？
这就是我和于丹的分歧。我们可以通过于丹列举的两个例子进一步说明这点。第一个例子，于丹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一个先做媒体后做房地产的朋友，发了很大的财，因为每天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被绑架而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妻子也跟着去了，自己在国内，很痛苦，所以还不如没有钱的好。很奇怪的是，于丹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思考呢？为什么不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消除国内不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中国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如果大家都采用这样的办法——或者送孩子出国，或者为了所谓的“安全”而“安贫乐道”、“蔑视金钱”，我们的社会能够进步么？我们不是永远也不会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了么？但是于丹不这样理解，于丹的理解是：外在的一切，包括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统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你的态度：“一个人的生活完全是可以由态度决定的。”
第二个例子。于丹说，假如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毒打，他不应该对此屈辱念念不忘，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失去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好一个快乐秘诀！原来就是“阿Q精神”！你被别人打了，不是去报案，查清打人凶手并绳之以法，而是应该立即把这个事实忘得干干净净！
这不是于丹的发明，阿Q在被人打以后就是这样化解痛苦、永远快乐的（所谓“儿子打老子”）。鲁迅批判“精神胜利法”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而于丹却至今还在鼓吹它，认为精通这套“法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要抱怨“社会不公”，也不要“抱怨处世艰难”，在“精神胜利法”面前一切迎刃而解！
由于于丹快乐哲学总是回避导致痛苦或快乐的客观社会原因，把痛苦和幸福完全看作是自己内心的事务，所以，它客观上是为不合理的现实辩护。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也是她的聪明之处。在讲解“不怨天，不尤人”的时候，她说:“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改造社会、建设制度等“外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练“内功”。
总之一句话：现实是改变不了的，“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问题是选择什么？于丹告诉我们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说得好！一个人心中有“自由”，生活在任何国度也觉得无比“自由”；一个人心中有山珍海味，饥肠辘辘也不会饿！这是多么美妙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它的核心不就是为不合理的现实辩护么？不合理的现实我们不去改变，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下去，我们的痛苦的根源也就永远无法根除。而我们的所谓“快乐”只能是自欺欺人，灾难还会接踵而至。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于丹发表了关于“自由”的一番妙解：
人心为什么可以有自由？因为人可以不在乎。人的一生只能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如果你不在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束缚你？
我的天！自由原来就是不在乎！是啊，如果一个人心中有“自由”，只要你对于剥夺你公民权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不在乎，只要你放弃人的尊严，那么，即使生活在专制国家，你就一样自由，专制制度又怎么能束缚你？！你又何必去争取更加合理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呢？
所以，于丹告诫我们，如果你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千万不要满腹牢骚、愤愤不平，恰恰相反，我们愤愤不平是因为“我们的心带有偏见。”哈哈，真好啊，我们的不平完全是自找的，和客观环境、和我们的实际遭遇无关。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们，你们不要愤愤不平，只要你们的心不带偏见，这点磨难算得了什么？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妻子或子女的人们，你们也不要愤愤不平，他们的死是好事啊，是和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了啊，你们应该“鼓盆而歌”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