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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三记
作者：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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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提到他最先追随的连长，“文化人！”他说。听妈妈讲，那连长在“文革”中处境不好，姥爷辗转听来消息后，很多天不能安睡。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常常就念出声来：“文化人！”
姥爷便是因此盼望子女成为“文化人”的么？姥爷有七个孩子，无论如何艰难，他都要供养孩子们读书。然而很奇怪地，子女们大都不肯好好读书，煤矿子弟学校的学生，好像都习惯了成绩不好，勉强上完初中就算。妈妈这个大女儿是个异数，她好学，而且够聪明。从初中开始，便到离家五六个小时路程的市六中读书，没有车通，要走路的。妈妈说，每周从家带一兜馒头、一罐咸菜去学校。工人村外有一座煤山，是上学、回家的必经之路。周末的傍晚，姥姥总是走上一个多小时，在山那边等她；她从中午就开始往家走，冬天天黑得早，走到黝黑的煤山那里，怕得要命，就大声喊着“娘”、“娘”，一路飞奔，直到听到姥姥在那边一声一声的答应，直到一头扎入姥姥怀里，嗓子哑了，眼泪也出来了，又笑了。这样一路拔尖读到高三，妈妈眼看着有可能实现姥爷的心愿，成为老魏家头一个、那个年代尚十分稀罕的“大学生”，“文革”来了，停学闹革命。
“文革”结束的前一年，我来到世上，好像从此就得了姥爷的专宠。上小学了，妈妈和姥爷便开始以“大学生”唤我。妈妈是一种很甜美的、戏谑的声音；姥爷则大气得多，仿佛那是已经拥有的未来。
我果然上了大学，而且仿佛再也上不到头似的。有时我想，那是姥爷、妈妈、全家人……有意无意，念了多少期待的咒在里边，让我转不出去了吧。
上了学，以后呢？我自己不知道，只觉得姥爷又高兴，又有点等不及的怅惘。还记得一次看望他，他穿上我买的棉内衣，微笑着说：花上我乖丫头的钱喽。但他岂是等待我赚钱养家的时刻？
我看着他慢慢衰弱下去，看着他眼睛里的光亮渐渐淡了……我知道他所期待我的，我不但没有达到，甚至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或者，其实他也不能分明他的期待？
我越来越想姥爷，在每一次想念中，我希望能接近他的目光，能破译那光亮，能……说出我的忏悔：我早就远离了他！想念，是在找回去的路，回到姥爷身边的路，梦也是。亡灵有知，姥爷即使不能因我的梦得到那白石的家，也会笑了吧?
2002年8月24日复旦北区公寓
后记：
写完上文的一年，想起姥爷我依然有种心底悬空的不安。在这难言的不安中，在那些温暖的记忆里，一件事顽强地浮出来。
从初二还是初三开始，我承担了一项秘密的任务：替姥爷写信。他口述，我执笔（姥爷在部队认字，能够读书看报，但不能写）。秘密，是因为不让我对人讲，而且这信写成了，不要我写信封，不要我投递。信的内容，大抵是痛骂他所亲见的贪官污吏，讲述老百姓的受苦与愤怒，要求上察民情，整顿吏治。当年的原话我多忘了，只记得姥爷虽讲着讲着就脸色涨红眼睛闪亮，言语却还是很克制的。记得为他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个样子，还是咱共产党的干部吗？共产党不为了老百姓，还叫共产党吗？这个情况国家要再是不管，就失了民心啦！再要打仗，老百姓还会支持咱们？
其实每封信大约都有类似意思的表达，而我之所以清楚记得这几句，是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替姥爷写信了。
那是高二的暑假，炎热的午后，姥爷兴冲冲从矿上来到城里，从那只我熟悉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捧出用报纸裹着的几串紫葡萄，那是姥爷亲手种的。院里的葡萄架，曾是我小时候和小舅舅玩乐的宝地；葡萄熟了的时候，便和姥爷一起，拿着大剪刀摘葡萄，那最好最漂亮的几串，总是留给我的。渐渐长大了，我不愿坐一个多小时车再走半个小时路，去爬那闷热虫咬的葡萄架了，但姥爷依然等着我，他必要看着那最好最大的几串，留心不让别人摘了。常常是季节将过了，姥爷亲自带了那熟到一碰就会散落的几串葡萄，过来看我。这一天就是如此，我把葡萄放到果盘里，安置姥爷喝茶歇息。茶水热，姥爷等不及它凉，就开口道：丫头，给姥爷写封信吧。那时十六、七岁的我，已经开始自以为是，只觉得姥爷持续不断的秘密“进谏”不但无用，且有些可笑。数年来我只管恭恭敬敬地写，不耐烦的心思却已日渐滋生；正如同我对姥爷的感情——我以为是永远在那里的——在一个新长成的年轻人对周遭世界的夸张睥睨中，正可耻地、悲剧地褪色。
我还是依言拿了笔，铺开姥爷不知哪里弄来的几张皱巴巴的、没有“抬头”（厂矿企业的名字）的白纸，听他严肃了脸色，一字一句地讲。正是写完上面所说的一段话，等着姥爷沉思下文的时候，我无聊地用钢笔帽一下一下敲着桌子，嘀咕了一句：写这个，有什么用。我没有直视姥爷的眼睛，然而分明感到，姥爷发着光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我小心望过去，姥爷脸上显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是什么呢？生气？伤心？好像都不是。其时的我不能读懂，或者我从未读过姥爷。这只是个瞬间。姥爷恢复了平静温和的脸色：好，就写到这儿吧。
从此以后，姥爷再没有让我写过信，我很快忘记了那一瞬间心里隐隐的不安。而我与姥爷的距离，愈来愈远了。
姥爷去世了，在我的想念中，这件往事如此隐忍而顽强地出现了——是的，我曾经想要回避它，忘记它，但它一直在那里，噬咬着我。无知者的无畏，不是都能够宽宥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些喧腾的岁月里，在那些忘记是写给“中纪委”还是甚样国家部门的秘密信件里，姥爷给我留下了交织着温柔与忏悔的记忆。那是一个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最瞩目和昂扬的年代，我的眼里没有姥爷。他也未必有意投入时代潮流，他只是以他的方式，守护着他的信仰，那是他的使命，已经化作他生活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他也眼睁睁看着我急不可待地走出童年，一步步远离他，他早就知道他的葡萄他的微笑留不住我了！但他未必料到这孩子青春无知的杀伤力。这狂妄的孩子，毫无负担地承受了他的爱，毫无负担地把他抛开，又毫无负担地来伤害他珍贵的内心了！
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烛光里我又看到姥爷的微笑，他仍在佑护我！
长大，必定要经历对爱他之人的背叛和伤害吗？
2003年9月9日复旦北区公寓
后后记：
姥爷去世三年，姥姥也走了。
那一年春节，是姥爷的三周年祭，他不再孤单了。
晚上，妈妈和我偎在暖和的被窝里，絮絮地说着姥姥病中的种种。突然，妈妈说：我有个秘密哎，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妈妈？秘密？
我侧起半边身子，盯着妈妈，她的眼睛微红，有闪闪的光。神情里，好像有点得意——你们都不知道！又好像有点伤感。
“我不是你姥爷的亲生孩子，”妈妈终于说，“还有你二姨。”
其实是很简单的故事，或者说，是那个年代特别普通的事情。但即便妈妈自己，也是凭着模糊的幼年记忆和点点滴滴亲戚交往的线索，逐渐确定这个事实的。
妈妈的讲述零零落落，从一个模糊又鲜明、烙在她心里的记忆碎片开始：她很小的年龄，也许两三岁？和二姨一起，蜷在姥姥身边，盖着一张又小又薄的被子。冷极了。是那种冷得睡不着的感觉，把这一幕铭刻在妈妈的大脑皮层里。长大后她才会围绕着这一幕想：那是在一个乡村里。应该是爸爸的家。爸爸呢？不知道。
还有面条。总是面条。清水里几丝黄白的面。是不是还没断奶就开始吃这个了，好像是姥姥的奶水不够，面条小孩子能消化。长大后她就不爱吃面条。
原来这就是我家作为一个地道的河南家庭，却很少吃面条的历史根源。
接下来的记忆，却是一个人继续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在叫作“姑妈”的家里。姥姥和二姨不见了。再后来，到了姥爷家。
推算起来，应该是姥爷复员后，娶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我的姥姥，带着她们离开家乡，来到了煤矿工人村。妈妈先被留在那应该是生父的姐妹的姑妈家，大概是到了上学的年龄，把她接到了矿上。
我说：六岁！那应该记忆很清晰了！晓得事了！
妈妈说，不不，不清晰。从小到大都没人跟她提过，好像没有这回事，渐渐就忘了。
“那二姨知道吗？”
“知道。”从家乡来的亲戚有意无意留下了痕迹，唤起了记忆。她和二姨在各自有了家庭之后，才私下谈起了她们的身世。
“你大舅、二舅、其他几个姨，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忽近忽远地想着，是啊，妈妈和二姨的圆脸和眼睛像姥姥，也都像姥姥一样比较温和沉默；三姨、四姨和小姨都是瘦瘦的鹅蛋脸，像姥爷，脾气也都继承了姥爷的爽利火暴。
姊妹中，二姨离家最早，吃苦多，对姥姥姥爷实心眼的孝顺，对兄弟姐妹实心眼的友爱，嘴上说不出，那从不会为自己想的样子，是到了有些“傻”的地步——却同姥爷神似的！
以前妈妈每次说起二姨的掉泪，我只想到怜惜这个“傻妹妹”，现在看来，是不是也有那隐秘的血缘关系的无意识拨动……
“你姥姥生病这几年，有时候我特别想问她：‘妈，那个生我的爹，是个什么人？是做啥的？’”
妈妈想着说着，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没问。她不忍心问？姥姥病后，神志也渐渐开始不清了。妈妈，她有一些遗憾吗？她有过委屈吗？她有个秘密，可她自己也不清楚这秘密。如果姥姥不想说，或想不起来说，她不问，她让姥姥带着秘密走了，无论那是苦痛还是快乐……
妈妈的眼睛似乎真的湿了，但她仍在微笑。爹娘离去了，她还有子女的人生要照看。人生艰难，但姥爷领着他们，坦坦荡荡、自自然然地过来了。即便有秘密，何关遗憾——
自小，姥爷最宠聪明伶俐的三姨，最关照、信任会读书的妈妈；他常惩罚顽皮的小舅舅，也打过倔起来死不讲话、其实最像他的二姨。姥爷心无挂碍地抚养了他们。那是他的本色。他从不提——也许他根本忘了！
“妈妈！”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和姥爷，没有血缘关系？”
妈妈想了一下：“呵……应该是的。”
姥爷啊，丫头想你。
2006年8月11日北京荷塘
李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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