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姥爷三记
作者：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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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离世两年多，我终于梦见他。
看不清端坐的姥爷的脸，大小错落的房间，桌椅宛然，矮敦敦的，朴拙而浑厚，一样地白石砌成，一尘不染。是姥爷的新房子。我很开心，然而还是看不清姥爷的脸，我急着伸手拉他，却扑了空，那新房子，和新房子里的姥爷，便忽地闪出了梦境。
这一生，姥爷未住过新房子，也许，这是我对姥爷在彼岸世界生活的祝福。如果，如果姥爷真的因为我的梦得到这白石的家，我又该如何告诉他我的欢喜呢？
姥爷在大年初五的清晨安详离去。病痛折磨已久，也许离开，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种解脱。但直到炉门打开，静静躺着的姥爷倒向大火的那一刻，我才忽然明白：姥爷是真的走了。
姥爷，他成了一片灰，孤单地栖居在殡仪馆一个小小木盒里。我对着那木盒看了又看，想要唤起对姥爷的记忆，然而脑中空白，心中茫茫，为什么？为什么呢？我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啊。我好像是忽然间丢失了姥爷的爱，可又分明觉得时光流转，我失去姥爷，已经很久了。
我想念的姥爷，是个又瘦又高，行走生风，笑声朗朗，黑瘦的脸上双目如炬——极有精神的老人，即使病中，眼神也始终清亮。他的一生，少年随父流浪，十五岁参加红军，战后复员到煤矿上做了下井工人。逝世前的五年里，他几乎没有离开医院。煤矿工人的职业病——矽肺，加上早年战争中的伤，为他带来加倍的病痛。我常年在外地读书，只在假期回来时去探望他。一次内心悸动，是看到打我记事起似乎从未改变的一头茂盛微卷的黑发，忽然只剩了薄薄一层，硬硬立在好像变小了许多的脑袋上，且灰白惨淡。那是一次紧急抢救之后复原中的姥爷。然而他的眼睛倒愈发亮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惊异，却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的身体急转直下的一个信号。那一刻他微微笑着，问我学习怎样、生活怎样，慈爱漫溢眼角，一如过往我偎在他身边的时刻。常有人说姥爷脾气暴躁，年轻时尤甚。但我眼中的姥爷，却永远每一条皱纹里都展露着爱意和慈祥。
小时候，每次随妈妈去探望姥姥姥爷，总会被近乎强迫地留下小住。清晨，跟在姥爷身后到市场上买肉，一路有人招呼着：老魏，外孙女来哩。姥爷呵呵笑着，拉紧了我的手，一径点头。肉和菜买好了，一定会带我到市场东头买上几样点心。带着一路咕咚着嘴巴的我回到家，姥爷必是要把点心交给姥姥，锁进厨房的一个小箱子的。我屡次见了小舅舅歪缠在姥姥身边，姥姥磨不过他，一边开箱子，一边打掉他伸得高高的手，轻轻喝道：馋货！
而我是无须馋的，我是姥爷最疼爱的外孙女啊。
姥爷爱酒，常常在一家人饭前，姥姥为姥爷独自炒一碟韭菜鸡蛋下酒。我攀着姥爷的臂弯，舔那只蘸了白酒的筷子，意料不到的辣，辣得我直吸气，眼泪都迸出来。姥爷哈哈大笑，忙不迭地给我夹鸡蛋：快，快，吃了就好了！
在堂表姐妹兄弟更多的奶奶家，奶奶总是小心翼翼地想要端平一碗水；姥爷对我的疼爱，却一如他在所有家事外事上的坚决和专断。小时候据说最受宠的三姨，会半真半假地嗔一句：爹是个偏心眼。姥爷一声不吱，只眯了眼睛笑。但实际上，不知是不是因为老爷子，姨姨舅舅们也额外照顾我。夏天里，我踢坏了鞋子，姥爷说：带丫头买鞋去！还没动身，三姨就带来了印着花仙子图案的新凉鞋。春天里，在别的城市工作的大舅，托人捎来一件粉色的束腰外套，穿着这件衣服，小姨给我梳了一个别致的“歪辫”，牵着我去矿上唯一的照相馆照相；小舅舅总是领着我疯跑，爬树捋槐花、捉知了；大妗接我到她的娘家玩，在那里我不但得到神气的黑公鸡泥哨子，还学会了一个新词——后悔：你妈妈昨天去看你姥姥姥爷了，还要接你回市里——你跟我在这儿呢，后悔不后悔？
后悔不后悔？尽管有姥爷和众人的如斯宠爱，年龄渐长，我在姥姥家度过的假日却越来越少了——煤矿工人村的生活，似乎越来越缺乏吸引力，我惦记班上同学的活动，待不住姥爷的膝头了。
“你姥爷可是真疼你。”葬礼上，十几年不见的春学舅舅看到我，话没讲完，眼睛就红了。春学舅舅是姥姥远房亲戚的孩子，在日子仍然艰难的年月里，姥爷抚养七个子女的同时，先后收留了来投奔的春学和春义舅舅。“伯脾气急，可没人比他心软。”春学舅舅有灰白的头发了，当年他多大？十七八？姥爷帮他在矿上找了工作，让他住在家里，“有你哥哥姐姐吃喝的，就有你们的。”
姥爷自小没有母亲，十五岁那年，父亲也离去了。那是他们外出乞讨流浪的第几年呢？他说他不记得了，总之他是那样孤零零地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埋葬了父亲，跟着“连长”打仗了。那一年，是1937年。那连长，是曾经从当地流氓手中救过姥爷父子俩，并且给了他们回家的盘缠的连长。我曾猜想，姥爷的耿介和善良，必定和这流浪与当兵，和这连长，有着莫大的关系。不过，谁不知战争也会让人疯狂，日后的“老干部”也有贪婪不节呢。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心性做底吧。反正在革命和革命之后的动荡岁月中，姥爷是成了一个真正的接近无小家有大家的人。他一生赤贫无产，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却从没犹豫过；孤儿的身世让他远离了血缘亲戚，但，凡靠近他的，无不是他眷顾的亲人。
关于姥爷暴脾气的传说，大都有关耍奸做坏的小人和贪官恶人。却有一次，不知哪里听来，说姥爷年轻时曾经用腰上的军用皮带打过姥姥。我跑去问妈妈，她正忙着做饭，头也不抬，淡淡地说：你姥爷没动过你姥姥一根指头。我一下红了脸。
姥爷入院第二年，姥姥突然脑溢血，老夫老妻成了同一个医院的病友。夏日的午后，我陪着姥爷穿过烈日下的院子，再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姥姥的病区去。阳光直直下来，姥爷病后愈来愈瘦的身子连一点影子也没了。他的背影，因而透露出从没有过的近乎悲伤的气息。然而他仍努力挺直了背脊。坐在姥姥的床头，姥爷开始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用一种类似呵责的方式，抚慰她因病而生的消极。他也屡屡俯了身子，扶着愈来愈重的姥姥做走路的练习。很多日子，在医院无论嘈杂或空荡都令人觉得滞闷的空气里，一辈子温顺不语的姥姥，对着偶而也开始佝偻身躯的姥爷，听着彼此逐渐浊重的呼吸，就迎来了黄昏日落。
又一年后，大舅也突发脑溢血。大家瞒了姥爷，大舅宁肯让姥爷因他的长久不来病床前而骂他是不孝之子。但姥爷还是知道了。他愈来愈沉默，矽肺导致的呼吸“嘶嘶”声便愈来愈惊心动魄。他腰背佝偻的时候也渐渐多了。这一辈子，流浪路上的风霜雨露，战场上的残酷厮杀、煤矿生活的艰难煎熬，乃至病痛的长期折磨，都不曾让他弯下倔强的身躯，而病中妻、子的接连卧床，终于让他成了一个疲倦的老人。
姥爷去世时，姥姥因为医院开销太大的缘故，已搬回家中半年多。瘫痪日久，姥姥常常怔怔忡忡、整日不语。那个清晨姥姥突然流了眼泪，对看护的大妗说：让我走吧，我要走了。家人都吓了一跳。其时姥爷去世的消息尚未到达，此后也一直没有告诉过她。但我总想，姥姥是最早知道的——姥爷走的时候，一定来嘱托了她。
姥爷在酒后偶而会讲到打仗，但我的记忆很模糊，在那没有窗子的客厅的昏暗光线里，战争的讲述似乎也是暗淡和漫不经心的。日后从妈妈那里，我知道姥爷在那个著名的军队里做到过那声名显赫的首长的警卫排排长，但他战后是自行离职、“失去组织关系”的，为了什么，没人知道。人们爱议论，如果老魏头不是那么个倔脾气，以他参军的时间和资历，战后毫无疑问该是个待遇优厚的“革命老干部”，而不是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后半生的安逸是他自行舍弃的，然而姥爷显然过得自在安心——是不是唯有如此他才自在安心？我再也无从探询，只知道，十几年战火硝烟，给姥爷留下了身上的累累伤疤，一副耿介火暴的性子，还有，在颠沛流离中的生涯中长成的对“文化”的敬仰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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