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岐视性对比”、心理竞争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石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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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置疑，中国社会正在“发神经”，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物（折射出某种价值符号的商品）已控制了人的灵魂。消费主义的狂热席卷到了社会下层，成为穷人和羞辱他们的富人的“共同语言”。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社会神经症”的歇斯底里。消费主义所制造的富人和穷人的“平等”不过是一种幻觉，事实上，它恰恰以在社会上对人进行价值排序为招魂机制。在今天，这种招魂机制得到了权力和资本的合法化。
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了大量富于洞察力的批判文本。但这一点被人们较少涉及，甚至被忽略了，那就是这种消费主义所催生的“集体神经症”已远不止是一种“社会病”，不止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施行遮蔽与奴役的功能，并相应地演绎一套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逻辑体系，而是已经着着实实地表现为一种临床心理学上的症状，诸如强迫病、焦虑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已植入人的内心，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并导致人心理上的病变。而一旦它能实现人的心理结构与它背后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同构，它就成功了。事实上，它也从未失败过。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利用了什么而捕获了人这一猎物？它们是如何对人进行“解构”并予以编码的？而在它们操纵人的过程中，又再生产并合法化了什么样的具有羞辱性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为何极难打破？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必须越过现象的表层，深入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所相遇的边缘地带。
价值排序的招魂机制
这样的消费现象一点也不新鲜：某种款式的服装最初被城里人消费时，成为人人追逐的俏货；而一旦它流行到农村，即彻底贬值。我就记得当年我读小学时，在县城里曾流行过“将军服”，穿这种服装的城里人派头十足；这种“示范”很快吸引农村青年模仿，但当农村青年人穿一件“将军服”时，放眼过去，几乎看不到城里人穿这种服装招摇过市了。
为何如此？最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穿这种服装已无法表现出城里人区别于农民的身份，反而有把自己混同于农民、自贬身份的危险。鲍德里亚等人反复用不同的语言所表达的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的观点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将军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社会的价值符号。但这一价值符号是内嵌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内的，借用凡勃伦的一个术语，它纯粹是“歧视性对比”折射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商品的价值总是对应于某种社会价值排序——它越能让拥有它的人看起来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高端，就越有价值，反之则只能贬值。先拥有“将军服”的城里人无疑可以证明自己相对农民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高端；而农民也力图通过消费“将军服”这一商品让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城里人的位置，他们都不甘于自己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较低位置。当然，农民玩不过城里人，他们永远无法打破置自己于不利境地的“歧视性对比”。
从农民与城里人在一个具有“歧视性对比”的社会结构中分处于价值排序的不同位置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人的身份越是与泥土、体力劳动联系紧密，他在社会上的价值排序越低。当今的“二奶”、贵妇、小资女人之所以热衷于宠养猫狗（而且绝对不是农村的那种具有捕鼠和守家实用性的猫狗），而不是宠养鸡鸭，是因为后者具有与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实用性，不足以证明其主人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处于较高位置。
对于与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为何价值排序偏低这一点，凡勃伦曾有过非凡的洞见。他认为，这是未开化时代的遗风。情况很显然：凡是与直接的生产劳动有沾染的东西，总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感，这既是它不具审美上的雅观，同时也是因为它是低贱的标志，而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两个因素已经合二为一了。而非生产性的一切，则因首先对应于未开化时代的“荣誉性”业务，因而总是与“有价值”有关。换言之，在凡勃伦看来，生产性业务和非生产性业务之间的现代区别方式不过是未开化时代侵占与劳役的区别的变形。必须承认，对生产劳动的厌恶，是人类的很多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深层逻辑。借助于价值资源的稀缺性，社会价值排序依对权力、金钱、空闲、学识、荣誉等的占有而纳入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并反过来生产和维持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对于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来说，利用、重构和合法化这种价值排序何其重要。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招魂机制。既然人们消费的主要是商品的社会属性，那么商品就必须脱离不能纳入一个“歧视性对比”结构的、不作价值判断的使用功能的范畴，它必须折射某种社会的价值等级。也就是说，它必须声嘶力竭地吆喝拥有它的人就很有身份，很有派头，是一种“价值”的象征；相比而言，不拥有它的人则无从证明其“价值”——在拥有这种商品的人面前，他将沦为一种被羞辱的对象，而且是“应该的”。这就给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制造了一种焦虑：身份的焦虑。在现代社会里，尽管可能只是一种假象，但无疑最能标识一个人的身份、他在社会上的价值排序位置的就是他所拥有的商品（特别是服装），故而，占有这种商品，就是在占有自己具有优势的身份，或者占有自己所向往的身份。
占有商品之所以与占有身份联系起来，是利用了一个在哲学上非常可笑的逻辑转换：人的存在具体展开为一系列存在属性，比如“宠养哈巴狗”就构成了区别于下层妇女的“贵妇”的一个存在属性，而这种存在属性，并非无关紧要，在一个具有“歧视性对比”的社会结构中，它恰恰与“贵妇”的身份对应起来。尽管如此荒唐，但这的确是现代人的一个特征，因为层层剥开这些存在属性，现代人的“存在”就崩溃了。
那么，在社会价值排序的背景中，提供某种可以确证现代人的“存在”和这种“存在”（在社会上的）“价值”的商品，它就具有几乎无人能抵挡的魅力。而一旦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利用这一招魂机制勾引“消费者”去占有它所吆喝的商品，“消费者”就再也无法从这种占有性消费中摆脱出来，因为这种商品所折射的价值符号在商品的更新换代以及普及（从上流社会到下层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中消逝极快，相应地“消费者”通过占有所获得的身份感、价值感丧失也极快，他的心理快感极为短暂，事实上一直处于焦虑之中，必须跟上商品生产的步伐。“消费者”上路了，但这是一条不归路，而且在越来越快的速度中他已经无法停下。
心理竞争的控制机制
那么，在召唤人们去占有具有某种价值符号的商品后，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如何驱使人们陷入不能自拔的消费狂热，从而彻底实现对人的操纵的？
情况非常明显，如果商品仅仅诉诸于人们对应于实用性的“需要”，消费狂热从逻辑上难以发生，因为个人对于商品的实用性具有清醒的判断。故此，这一“需要”更多的只能是心理上的需要，是基于社会价值排序下的身份焦虑。而这种焦虑，即是心理竞争的折射。换言之，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了在社会价值排序下的人的心理竞争，把人们谋求自己的心理优势的需要转换成了对占有商品的需要。
所谓心理竞争，即是人在心理上的，或可转换成心理上的各种行为、语言、价值、观念上的相互较量。弗洛姆认为，人不仅在生理上要生存，同时在心理上也要生存。“心理生存”是人无法逃避的宿命，所谓的自尊、面子等，不过是谋求心理生存的通俗表达。而心理竞争就是为了自己的心理生存，希望自己在与他人的较量中处于心理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对应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档次、品位、强力，等等。而作为消费者的人的心理竞争，实际上就是“竞争”商品所对应的社会价值排序，使自己在“歧视性对比”的社会结构中看起来排序不那么偏低，从而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