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作者：祝东力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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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相信群众，这是毛泽东认为不可怀疑的根本原理。确实，是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成就了毛泽东的丰功伟业，也成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使很多人对这条原理产生了动摇，甚至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的误会。
祝东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列、毛的各自贡献反过来也造成了他们各自的问题或者局限所在。马克思不说了，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家。列宁的贡献在于他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实践，但苏联最后的衰落和垮台，也是由于党的组织，特别是“一小批职业革命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迅速官僚化和特权化，按照过去的概念，就是“变修”。毛泽东呢，他发动了群众，成就了伟业，但最后也是因为群众造反运动失控——规模那么庞大、成员那么复杂的群众运动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怎么可能不失控呢？结果，群众运动的失控一再使文化大革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造成他晚年失败的重要原因。
革命文化支撑中国完成了几件大事
玛雅：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值得思考。就是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不愿意看到它再度重演，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如革命样板戏，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感到非常亲切。甚至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有一次在卡拉OK，我看到一位80后年轻人唱《长征组歌》，声情并茂，非常投入。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这代人喜欢革命文艺，是因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血色浪漫”，那么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感染力从何而来？
祝东力：从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马列主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传到中国，开始主要是作为一种“主义”或者“理念”；经过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它完成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武装；再到四十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在文艺方面开花结果，出了很多作品和人才——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实践经验，从共产党搞的工运、农运直到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战斗性的“中国革命文化”。像你说的，非常富于感染力。这种革命文化刚健、质朴、高亢——“刚健”是因为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地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念和“天下”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性的精神。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是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发动了“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这种革命文化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1964年的作品。这也就是说，建国近六十年，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还是毛时代的作品。
玛雅：这种经久不衰说明，革命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地蕴含在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之中。这种力量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记忆中虽然已经褪色，但是，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精神力量是不朽的。
祝东力：的确是不朽的。现在喜欢说那个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当年的“激情”不是没来由的，并非仅仅是“激情”。因为当年的理想是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摆脱一切剥削和奴役。你可以说它是乌托邦，但它在当时足以激动人心，能够把一切寻求理想的人们，或者还有一点情怀的人聚集起来。这种理想，这种乌托邦对艺术从业人员创作态度的影响，从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排练也可见一斑。当年，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到海南体验了一年生活——当年的海南可不像今天是旅游胜地，全体演员包括乐队都到山西大同下连当兵，不只是练练稍息立正，而是射击、投弹、刺杀、夜行军，完全和解放军战士一样。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经得住历史检验。前几年，2003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红色娘子军》到法国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一共十九场。第一站是里昂，演出五场，场场爆满。之后其实也要到巴黎去演出，但巴黎的很多权威舞蹈评论家都想先睹为快，就赶到里昂来看。后来他们写文章，对《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法国是芭蕾的故乡，四十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还有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文革”失败与意识形态“硬着陆”
玛雅：在今天这样一个“万花筒”的时代，真正具有思想和艺术成就、能够为后世共享的文化作品，却要到“清一色”的毛时代去找，这是一个吊诡，也是一个遗憾。
祝东力：某种意义上，那的确是一种“过去时”的文化。在二十世纪，以“革命”为核心的文化，经历了萌芽、成长、高涨和泡沫化的全过程。就拿“文革”来说，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这十年里，革命意识形态从高涨走向泡沫化，最后泡沫破碎，曲终人散。本来，在“文革”前半期，在社会实践层面，群众运动就已经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循环，本来就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1971年，“九一三”事件像一场政治地震，给人们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像林彪这样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这样如日中天的副统帅，突然出走，自我爆炸，不但使“文革”叙述破产，使人们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期待，一下子全落空了，而且使人们对整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怀疑。所以，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开始形成和蔓延。
1972年初，诗人北岛才二十岁出头，就在书信里论述“怀疑”的重要性。根据后来的回忆，从1972到1974年，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进入了黄金季节，在两年时间里形成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就是后来“朦胧诗”的前身。同时，知识青年们传唱外国歌曲，交流“灰皮书”和“黄皮书”这类“文革”前的内部读物，精神生活完全脱离了“文革”轨道。在这种氛围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也在暗中进行，基本的发展逻辑，是围绕“文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答案，继而读马、恩、列原著，再读黑格尔、卢梭和其他西方思想家，再从古典理论延伸到二十世纪的现代理论。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地下”传播的思想成果，被人们经常提到的有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赵金星的“历史哲学”和徐浩渊的“社会调查”，等等。这是怀疑主义的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另外还有低层次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了一种调侃、玩世、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城市青少年阶层，也就是“后红卫兵一代”那里相当盛行。这就是后来王朔等人的小说及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过的情景。
玛雅：七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祝东力：这个时期，好事、坏事，几件大事都遇到一起了。经过几十年的国际斗争，中国在七十年代初终于打破了美国的战略包围，一是重返联合国，二是中美战略和解。以往实行多年的“准战争体制”面临结束，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救亡”阶段告一段落，某种“和平体制”势必取而代之，中国社会也将转入“发展”阶段。这样，意识形态或文化上也将配合着发生重大的调整。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事件形成了政治地震，刚才说了，使原有的革命价值观遭遇重大打击，导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加上毛泽东晚年病重，不久去世。其后果就是，从“救亡”阶段向“发展”阶段、从“准战争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换，没能以一种递进的或升级换代的积极形式进行，而只能以断裂的消极形式来完成。这是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乱相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