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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作者：祝东力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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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奥运会看中国现代文化的缺席
玛雅：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快速提升，“大国”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有关中国的话题之中：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世界大国、区域大国，大国崛起、大国地位、大国责任、大国风范，等等。这两年又有了一个概念——“文化大国”。什么样的国家是文化大国？你对文化大国如何定义？
祝东力：按我的理解，所谓文化大国，就是有自己一套独立的核心价值观，能源源不断地推出原创性的文化作品，并且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来传播和营销其价值观和文化作品的国家。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文化大国由三个层次组成：价值观、作品、产业。缺一个层次，就不是文化大国；三个层次都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小国。比如，缺少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就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依附于其他文化大国；而缺少文化产业，就必然成为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倾销市场。所以，不论是文化大国，还是文化小国，都是在相互博弈和竞争中形成的，都是国际政治的概念。
玛雅：套用一个今天常用的国际政治概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文化大国就是具有“软实力”的国家？它的建构基础是独立的核心价值观，强劲的文化作品和文化产业是它的砖石。
祝东力：可以这样说吧。说到文化大国，说到中国目前的文化境况，我想起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举办国，有一台八分多钟的文艺表演。这台表演，电视里播过，网络视频上也很容易看到，大家都熟悉。我们可以把这次表演当作一个文化症候，系统地分析一下。
这台八分钟的表演充满了传统中国的文化符号：旗袍、二胡、红绸，还有京戏、武术、红灯笼和茉莉花旋律，等等。现代中国的文化符号呢？没有。
玛雅：没有现代文化符号说明了什么？
祝东力：说明现代中国文化的缺席。
玛雅：为什么会有这种缺席？
祝东力：为什么会有这种缺席？这里面有很深的文章。要透彻地理解这个缺席现象，首先要有一个大的叙述框架。
大约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经用“三个中国”来划分整部中国史，把它们依次称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我想借用这三个概念，对中国历史做一个简要的解释，因为这是理解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前提。
“中国之中国”是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华夏民族在中原及周边地带发生、融合并形成文化认同，形成封建国家的过程。这个“封建”是指西周封建制或分封制，是“封土建藩”的意思，和我们传统史学所说的“封建社会”不是一回事。接下来叫作“亚洲之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清朝乾隆末年，这是中国和亚洲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比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等，还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冲突交往的时期。中国向西向北主要是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攻势，向东向南主要是传播中华文明。最后是“世界之中国”，按梁启超的说法，是从乾隆末年到他那个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相遇，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打击，屡战屡败，等等。
这是不断成长的“三个中国”，不断面临更复杂、更广阔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舞台，中间隔着两次大断裂、大转型。一次是春秋战国，那时主要是因为铁器的传播和使用，农业生产的工具条件和战争的规模烈度都突然发生了根本改变，影响到制度和文化都必须跟着调整，所以有了秦汉大帝国。再一次大转型是鸦片战争——我不同意梁启超把“亚洲之中国”截止到乾隆末年，我认为应该截止到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是乾隆末年的马嘎尔尼使团，而是鸦片战争把中国拖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次转型的物质基础是机器工业。因为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所以它的制度和文化也就还没有定型。“三个中国，两次转型”，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叙述框架。
中国文明模式的兴起与衰落
玛雅：“三个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上升、衰落、再上升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所谈的“文化大国”关联在哪里？
祝东力：和“文化大国”的话题，以及雅典奥运会上那个八分钟的文化症候直接相关的，是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这个过程。在“亚洲之中国”那个阶段，从秦汉到晚清，为了治理常年泛滥的黄河，同时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形成了巨型国家，用这个来统合、动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力、物力和文化等等资源。这个巨型国家和罗马帝国不一样，它不断瓦解，又不断恢复，这除了上面两个客观原因，也就是治理黄河和抵抗蛮族的需要之外，还因为在“中国之中国”的阶段，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的认同就已经形成了。相反，在罗马帝国，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和民族中间，统一的文化认同始终没能形成。所以罗马帝国尽管曾经非常强大，可一旦解体，就很难再恢复起来了。
玛雅：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祝东力：是的。上面说过，“亚洲之中国”在北面西面修了长城，作为农耕文明，沿长城线和游牧民族反复较量争夺。同时，中国又向东面南面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苏禄、满剌加等等周边国家辐射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形成一个庞大的东亚朝贡体系。在这个东亚文明圈里，特别是在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国，地方精英阶层写汉字、作汉诗、读汉文典籍，引进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典章制度——可以说，在古代的东亚，只要是农耕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和复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也就是模仿和复制中国的文明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但是，在中国文明晚期，也就是明清时期，欧洲经过上千年的中世纪，逐步进入成长期。然后，又因为占据了美洲的资源，控制了非洲的人力，于是跃出了常规的历史轨道，迅速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经过初步的工业化，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向中国挑战。这时候，不仅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全国性政权那时建立了已经将近两百年，无论是从吏治、军队还是从财政、民生方面看，到乾隆末年就已经走向衰落。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在清朝后期似乎也已经走到尽头。就是说，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资源条件越来越不能支撑已有的人口规模。在清朝，由于引进了美洲高产作物和改革了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按照中国人口史的分期，中国人口进入第四个梯级，由9000万快速上升，到1830年突破了4亿。结果人均土地迅速减少，小农经济的规模更加萎缩，不得不在单位土地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把传统的精耕细作发挥到极致，甚至为了降低成本，发挥劳力密集的优势，在很多地区连耕牛都退出了农业生产。所以，如果没有技术和制度的突破，在晚清，中国文明的发展空间已经接近极限。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遭遇了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用当年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上面说的，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和现代。
传统意识形态应付不了大的危机
玛雅：中国近代由盛而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祝东力：当然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失败。
中国长期实行儒家的家国伦理，它的特点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就是一套讲究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这套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底层的劳动者——我不是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儒家作为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有好多正面价值，到今天也是重要的思想遗产。但是，必须指出，儒家的确包含了强烈的等级观念。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动员一般也就只能到达士绅阶层，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正因为国家认同、国家意识普及不到劳动阶层，所以老百姓对于国家就只是单方面地承担赋税徭役，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