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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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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认为：年轻人有跟社会的对抗情绪，和他们的年龄，他们处于较弱的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基础都有关系，所以容易表现出一种激奋的东西。但是如果分析中国的情况，我想应该补充一点，就是中国的学生运动、年轻人造反也和他们经常处在没有言论、集会自由的情况下是有关系的，所以一旦能够突破禁区获得发言的机会而又不像平常那样容易遭受惩罚的话，他们一定会以一种极其夸张的、不加以深思熟虑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对他们平常所遭受的压抑感的一种强烈反抗。另外该指出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所说的年轻人的反抗情绪、造反行动并不只是老年人才反对他们，年轻人的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每一次的造反行动都是有具体诉求的，对于这种具体诉求，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往往还不是代际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于对社会问题的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而产生的分野。
针对奥运火炬风波、抵制家乐福事件及《时代周刊》把中国青年人定义为“China's Me Generation”（中国的“我一代”）即“自我的一代”的说法，徐友渔指出：我认为实际上恰恰相反，表象上是年轻人非常自我，自我到了不讲证据不讲理性，一味地表现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凸现自己的主张，好像是“只有我的一代”，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是失去自我的一代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诉求并没有真正地通过自我，而是随大流、盲从，这种盲从刚好是证明他们是没有自我的一代。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信息状况了解甚少，他们其实没有信息自由，他们没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丧失了独立分析的能力。最近这个事件之所以出现，让我来看，我会把他们叫作是“丧失自我的一代”，那种表现出来的很唯我的状况，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的现象。如果我自己仍然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反思说得很透彻，思考得很清楚的话，我现在最愿意告诫年轻人的是：千万不要以为你们处在信息化时代就了解很多，当你们有热情想要行动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其实你们是处在一个信息极不充分、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徐友渔说：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经历，比他们更极端更盲从，做了一些追悔莫及、可笑荒谬的事情。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自己没有觉得是这么大的错误，也没有意识到在这么大的历史灾难或说悲剧里，我扮演了那么可悲的角色。当然也有一点，从当时个人主观动机上来说，我确实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这不能成为理由。当时身边也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亲戚语重心长地提醒过我，但是当时我也未必听得进去。我个人是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之后才具备了自我批判的能力，才去反思我所受的教育，我看的电影戏剧，我听的广播，我看的书，这里面有多少是错误的信息，我觉得这是吃了天大的苦头才能换来的。那么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我们是没有太多理由指责和苛求他们的。在当下就能够清醒地具备这种批判和自我怀疑，从前人经验吸取教训的人，有一种很高的智慧和品格。
（杨文会）
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上海文学》2008年第二期发表了北京青年学者李云雷对作家刘继明的访谈《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就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底层文学”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刘继明指出：有人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七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伤痕文学，以及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统统纳入到“底层文学”这个范畴来讨论，并据此认为现在的底层文学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至少有两个误区，其一，他们把底层文学简单地当成了一种创作题材，就像以前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农村题材”、“城市题材”或“工厂题材”一样。其二，他们忽略了底层文学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逻辑性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催生出的必然产物。如果无视这一点，随意混淆和扩大底层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就等于取消了其作为一种近些年才出现的创作思潮的意义。
刘继明认为：中国文学界的“思想贫血症”由来已久。如果在八十年代，这种现象还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泛政治时代的一种反驳，甚或称得上是文学的进步，但到了不断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各种极端的艺术实验不仅不再受到丝毫的限制，反而呈现出一种毫无节制的蔓延的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如果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终结论”面前睡大觉，甚至以规避任何思想探讨和交锋为荣，就不只是一种刻意为之的矫情，而只能说是一种思想贫乏和懒惰的表现了。现在不少对底层文学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评论家，往往只把目光局限于孤立的文本分析，便提出诸如“艺术粗糙”、“展示苦难”之类的责难，而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更迭和人性蜕变似乎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这样一种狭隘轻率、缺少历史感的认知态度，就使他们对底层文学的判断显得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甚至片面肤浅。如果我们的评论家认为作家对时代状况和人的生存境遇没有刻骨铭心的体察和体贴入微的描写，也不认为底层人民对现实中的不合理性与黑暗面的抗争正是他们出于对这些“普世价值”的渴望，却让那些动人词汇像一个美丽的气球高悬在空中，它所起到的作用就不仅不能增加文学的力量，反而会削弱文学的真诚品质。况且，在不少底层文学作品中，作家们着力表现的所谓“宽广的爱”丝毫并不比其他文学作品少。
刘继明强调：底层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股尚处于发展当中的创作思潮，底层文学也无须担心外部的干扰，关键在于这些作家自身的力量是否能够使他们走得更远。正如鲁迅先生在评价当年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时说的那样，作为一种正在复活的“美学原则”，底层文学是属于未来和“别一个世界”的。
李云雷认为：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待历史采取轻率的态度，随意取舍和阉割，在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我们不仅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也很不够。钱理群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与学者，他在刚刚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中，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治学思路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双重性”的反思，这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在时间上，这些反思包括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反思，同时也包括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再次是对当前思想立场的反思，钱理群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同样持一种双重性反思的立场，他既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批评遮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试图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在现实中艰难地确定自己的思想立场。他还将底层文学同现代文学史上的“普罗文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普罗文学”不仅是先锋的，在市场上也很成功，旷新年在《1928：革命文学》一书中做过很好的梳理。李云雷指出，现在的底层文学，一个缺点是艺术视野不够开放，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还不够，跟某些赞同底层文学的批评家不同，我并不认为底层文学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底层文学在开拓表现领域的同时，也必须变革艺术形式本身，这是我说的“先锋性”的另一层含义。二十世纪的泛左翼文学，可以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有布莱希特的戏剧，即使在今天，也有墨西哥马科斯的寓言故事，有樱井大造的帐篷剧，但我们现在的底层文学作家似乎只能写作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方面，先锋文学也有遮蔽性，比如《百年孤独》，在“先锋文学”的视野中只注意到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过去现在将来时”，这可以说是买椟还珠，在今天，我们只有将之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与马科斯的出现，与查韦斯等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崛起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名著。如何不为单纯的形式所囿，将底层文学的先锋性激发出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