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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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从天灾人祸看
炎黄子孙的民族情结
学者张五常日前在其博客中称：炎黄子孙绝对不是一盘散沙。
张五常说：我不懂西藏的问题，不容易懂，没有考查过。这里之所以说起，因为炎黄子孙在该事件中支持国家的热情，远比钓鱼台事件为甚。有例外的，属极少数。而我认识的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破口大骂。我不认为这骤起的国家热情来自了解西藏，而是起自一般相信有人搞鬼。不一定对，但早不发，迟不发，发于北京奥运之年，推论用不着读过书。我对政治历来讨厌，但客观、逻辑从来不错。逻辑说，如果炎黄子孙对西藏的热情不变，独立可以免问。如果有搞鬼，搞鬼中了计！
西藏事件是人祸，四川地震是天灾。把二者混为一谈，为的是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共同点：炎黄子孙绝对不是一盘散沙。是的，这个老生常谈被地震震得不知所踪了。比起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封锁，不可同日而语。动笔写此文之际，二百多个小时过去，所有国内的电视台还播个不停。外间的传媒要怎样摄就怎样摄。温家宝身先士卒，十多万解放军搏命，飞机掷下的物品供给多如雨下，有谁见过捐钱要排长龙？有谁想到哀悼的三分钟整个国家停顿？死者死矣，地下有知，当可告慰！
张五常表示：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西藏与地震这两件不幸的事触发出来的一个现象需要解释。有点老土的“团结”或“众志成城”是个现象，说得多，见得少。说老土，因为地球上的政客喜欢这样说。现象呢？西方的经济学不容易解释。
1972年艾智仁与德姆塞茨合著了一篇后来很有名的文章，指出合作带来的产出总值，很多时会比同样的人数各自产出的总值为高。这是把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制针工厂的例子加上变化。然而，从中国今年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的炎黄子孙一呼万应的热情看，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市场有价的总产值可以瓜分。我于是转到史密斯的另一本书，《The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来找答案。
大家知道，史前辈认为人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但没有冲突地，他早些时出版的小书，分析的是人类天生下来有同情心。以他之见，同情心的或浓或淡，在不同的情况或条件下会不同。例如一个人的亲属或朋友遇难，他的同情心会高于不认识的遇难者，会较为乐于伸出援手。由此引申，如果两个或以上的人，甚至很多人，对同一不幸的事产生了类似的同情心，大家有了共鸣，他们会一起站起来做点事。再推远一点，如果这共鸣的组合是有民族性的，就变为我在这里要说的民族情结了。
奇怪的现象，可不是真的有民族情结这回事，而是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四川地震之后来得那样排山倒海！炎黄子孙人多势众是个原因，生活好起来了也是个原因。然而，同类的天灾人祸在地球上发生过无数次，我们可没有见过相近的人类共鸣。就是让你以人口比率打折头，你也不会找到可以相提并论的。
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使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很特别。如果我们拿西方的文化优点来品评中国的，你会觉得中国的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如果你像我那样，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大，在西方二十五年接触他们的文化，再回头深入地看中国，你会感受到有三点与西方的不同。其一是厚。比起西方，中国文化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多彩多姿，但细微的变化多，积累了数千年，其厚度的确根深蒂固；其二是博。如果你有兴趣深入地研究一下二三十年来出土的无数文物，你会发觉地理上相差很远的不同地区，风格与品味大有共通之处。古时鱼雁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三是纯。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些年我和太太在国内到处跑，什么古村古庙到过无数。我喜欢品味挂着的或刻着的对联，文字水平可以相差很远，但奇怪的是内容与感受很一致。从山东的曲阜到湖北的黄州到广西的黄姚，我看到的对联学问不一样，但味道大致相同。中国兵荒马乱的历史满是血泪，但从文化的厚、博、纯这三方面看，仿佛乱世从来没有在神州大地发生过。
张五常指出：文化传统这样，无疑会大大地减少了炎黄子孙之间的感情传达困难，有需要时内心深处的共鸣就来得容易了。
民族情结这回事对苍生的利与害要从不同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次震撼世界的情意表达，基本上是好的。善意明确，感情澎湃。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奋不顾身，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穷人抢着去捐钱。这也让外间的众君子体会到，情意如斯，侵犯这个民族可真不易！
（顾林言）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学者杜平日前在《联合早报》撰文称：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也将成为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杜平说：这些天以来，只要看到汶川地震灾区的悲惨画面，我都会难过得不能自已。在泪眼朦胧之中，千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仿佛重现于面前，感觉好像人间的所有痛苦都让中国人一一尝遍。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民，时不时就要来一场天灾或人祸，似乎这片土地的命运早已注定是多灾多难。
任何一次重大灾难都有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是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逼回到最原始的生死边缘；二是给整个民族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开端，近六十年来，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不仅给中国带来了难以形容的伤痛，而且更使整个社会的心态歪曲变形。甚至可以这么说，过去几十年，每当灾难降临，中国人的心灵就要经受一次痛苦的折磨和扭曲。灾难的政治化，政治的灾难化，两者交互作用，结果在中国的民族性格中，注入了太多不该有的压抑、苦闷、冤屈、愤懑和抗争情绪。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伤痕累累，还没有彻底痊愈和复原。
可是，这次四川大地震却是一个历史性的例外。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为什么国民心态竟然在瞬间变得如此成熟？
其实，中国的民族性格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早成熟。上下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早就使中国人的精神定于一格：中庸、善良、谦和、坚韧。只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才使中国人丢失了自信，丢失了自我。至于过去六十年间，中国的国民心态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变得茫然，民族精神几乎沦落到虚无状态，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治国不当，上之所思并非下之所欲。由于民心被违逆，民意被阻塞，民气被压制，导致人性被扭曲，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如果要问此次震灾之后，中国人为什么空前地团结，为什么在哀痛之时还是民心平和、民气顺畅，为什么在大难临头之际能够上下气息相通、休戚与共，那就必须从上述角度去寻找答案。很显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居庙堂之高者”不仅仅常怀忧民之心，而且更是身先士卒，体察民心，体恤民情，顺乎民意。
民意就是天意，顺之者昌，逆之者蔽。可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执政者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天意，所以往往是居高临下，不惜投入庞大的资源，调动强大的宣传机器，可是，几十年以来，种种努力都流于空洞和说教，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
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要赢得民心、凝聚民气、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原来是如此地简单：把人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人民知道一切，让人民去参与一切。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