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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红莲寺》与武侠电影世界
作者：陆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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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赶紧续拍。当年第2、第3集上市，1929又拍4至9集，1930年再拍10至16集，1931年拍到第18集。
《火烧红莲寺》拍一集火一集，不仅上海为之轰动，内地各大城市电都观者如潮，票房与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火烧”烧出武侠电影高潮
“明星”《火烧红莲寺》一片走红，财源滚滚，远近轰动。各影片公司竞相效仿，纷纷制作武侠片，诚如《中国电影史》所云：红莲寺一把火，放出了无量的剑影刀光，敲进了武侠影戏的大门墙。
中国电影史上的武侠片高潮由此形成，覆盖了中国乃至南洋诸埠的电影市场。
被称做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的《火烧红莲寺》，及其这把火引出的众多武侠影片，其曲折紧张的情节，武功卓绝的侠士，刀光剑影的场景，加上特技摄影、机关布景。给人以新、奇、乐的刺激。
更在于《火烧红莲寺》等多数武侠片的主题，是除暴安良、锄强扶弱、劫富济贫，这是处于下层的广大弱势人群所渴望，他们的苦闷、不平与愤慨，通过武侠电影得到宣泄。作家茅盾曾看过《火烧红莲寺》，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氛围，撰写了《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一文，有感而发：《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
自《火烧红莲寺》出世的1928年至1931年间，上海约50家影片公司，共拍摄了400部电影，武侠片竟有250部之多，占了总数的60％。且是“火烧”片盛行形成一大系列：如“暨南”的《火烧青龙寺》、“天一”的《火烧百花台》、“大中华”的《火烧九龙山》、“锡藩”的《火烧剑峰寨》、“复旦”的《火烧七星楼》、“昌明”的《火烧平阳城》；又有《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火烧韩家庄》、《火烧白莲庵》等等。
禁映后50年重回娘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指责武侠影片是精神麻醉剂。如瞿秋白在《论大众文艺》中如是云：武侠电影“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1963年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亦有如此的老生常谈：这些影片宣传个人恩怨，借以掩盖阶级矛盾；宣传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思想，借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宣传上山修道的空想，借以引诱人们离开实际斗争的道路。
毋庸讳言，由于影片公司片面追求利润，粗制滥造的武侠片不在少数。明星影片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周剑云也看不下去了。愤愤而言：“有的武侠片简直不像话，制片人去旅馆开一间面南的房间，把演员带了去化妆，对光开拍。既不要搭布景，又不用租器具，所费不过三五元，一摇就是两千英尺，再雇几个临时演员，多拍一点外景，十天半月，一部影片已经拍完。”《火烧红莲寺》也是后不如前，后面的几集都是张石川随心所欲编造，往往拍上半集时，下半集拍什么连他自己也心中无数。
在这波武侠片高潮中，众多片子情节离谱，毫无意义，偏重于仙魔鬼怪斗法，银幕上一片混沌魑魅世界，怪诞不经，被加上了“武侠神怪片”的恶名；更令社会各界忧虑的是，极少数人看了电影后，竟然丢下父母妻儿入山寻访高人修炼去了。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国民呼吁电影宣传抗日救亡，对于武侠片搅乱影坛的批评更是不绝于耳。1932年3月1日，国民政府设置“电影检查委员会”，直属内政部和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以社会对武侠神怪片微词甚多，诸如“宣扬迷信邪说”、“致人寻仙学道”、“破坏家庭社会”等等，着手查禁，《火烧红莲寺》首先遭禁映。1932年6月29日，内政部、教育部会同下达禁令：
案查《江湖奇侠传》一书，……经本部审查，内容荒诞不经，有违党义。不准登记在案，自应一体查禁，以免流毒社会，近查明星公司出品之《火烧红莲寺》影片，完全取材此书，其传播之广，为害之烈，甚于书籍。查电影片，系用机械与化学方法印制而供出售散布之图画，应即依据出版法第二十三条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禁止该片全部映演……
当局难言之隐的真实原因在于：武侠电影讴歌颂扬的“义侠”，大都为除暴安良、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英雄，而那些“暴”、“强”、“富”者，无非贪官污吏及其帮凶。任其放映。岂非应了“天下乌鸦一般黑”，该杀!又岂非教百姓造反?在影坛上风行了4年之久的武侠电影，在强权压力下一蹶不振。尽管1938年张石川把封存了多年的《火烧红莲寺》重新推向市场，1940年艺华影业公司又重拍了《火烧红莲寺》。但毕竟高潮已过，又处国难深重的8年抗战期间，再难取得当年倾倒万众的辉煌效应了。然而，《火烧红莲寺》点燃的武侠电影火种未灭，南传去了香港，至上世纪60年代。港台地区掀起了第二轮武侠电影高潮。
文革过后的80年代初大地回春，武侠电影重返大陆娘家，呈第三次盛观景象，延续至今，魅力不减，给了千百万人以乐趣与享受。
责任编辑 杨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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