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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
作者：蔡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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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观看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实际身处的，正是一种所谓的“借来的空间”——银幕、百货公司、商店橱窗、街景，等等（张英进《动感摹拟凝视：都市消费与视觉文化》，《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在这虚拟的“借来的空间”之中，我们产生的是一种内模仿或者想象中的占有冲动。因此，常常在不经意的观看之间，我们原有的想象方式就已被悄悄改变。所以，当酒店的大门向这个城市的市民敞开之后，它实际出借的，正是这样一种“借来的空间”，同时出借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们向酒店的内部空间进入的过程之中，首先遭遇的正是酒店的大堂，不仅仅是它宽阔的空间，还在于它的高度，装饰的富丽堂皇，甚至奢侈。所有的脚步都是轻轻的，没有高声喧哗，反而是一种凝视，视线缓缓地越过每一个细节，它的装饰的材质，大理石的地坪，圆柱、壁画，直至每一样摆饰——这几乎是1980年代每一个初进酒店的市民共有的观看经验，它几乎就是放大了的集体的“陈奂生”。有一个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观看中，不经意的出现，或许，就是所谓的“气派”。这个词的出现，不仅仅是“眼界”的开放——“借来的空间”为这种“眼界”的开放提供了它的可能性。还在于某种差异性的复活，在于这种差异性所获得的视角的合法性支持。它重新区隔了生活的层次，包括阶级的层次，当然，在1980年代，它还隐蔽地躲藏在人的无意识深处，直到1990年代，它才会转化成明显的阶级意识。这种差异性，通过一种“震撼”的心理体验的方式得以完成，而在这一完成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也许，正是一个中间阶级的完整的性格组合。一方面，它为所谓的“气派”所震骇，它感觉到的是自身的渺小，甚至潜意识里的自惭；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模仿的冲动，一种占有的欲望，甚至激励起改变自己旧有生活方式的勇气。
在1980年代，物在我们的视线中显得异常重要，它对应的，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私人物品匮乏性的状态，所有有关私人性的确立，都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一私人物品匮乏性状态有关。也许，对许多人来说，第一次对空调的感觉，都和酒店经验有关，它完全有别于其时电影院凶猛的冷风。在1980年代，电器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从电视开始——许多的回忆文章都会提及这一物品进入日常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改变，电话、空调、录像机、音响设备直至其后的手机，等等，开始陆续进入我们的私人生活。我们的私人生活也由此开始改变，我们愈来愈开始依赖这个城市，依赖媒介信息，依赖和他人的联系，甚至依赖电力公司的支持——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将会怎样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物的进入，我们实际上被纳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系统。所谓自由，在现代，实际上亦被规定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可是，我们的身体却会感到舒适，这似乎是一悖论，身体的舒展和心灵的萎缩非常吊诡地混合在一起。可是，在1980年代，现代化的合法性,最初，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体感觉之中。
这种身体感觉同时还伴随着某种美学观念的改变，比如，某种机缘，使我们得以进入酒店的餐厅，1980年代，用餐在这里成为某种仪式，我们实际进入的是某种学习状态，比如，学习如何使用餐巾，甚至包括如何正确使用牙签。我们还必须使用那些非常精致的餐具，而正是在这些物品的使用过程中，我们的举止开始变得优雅起来——红木或者银质的筷子，镶着金边的小碗，等等。精致或者优雅，成为此时的美学观念，而粗砺、豪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似乎成为另一个时代甚至另一个等级的遥远回忆，此时，我们面临的，也许正是某种身份的断裂以及新的身份建构的冲动。1980年代，身份的断裂，以及新的等级秩序的建构，异常吊诡地在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美学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呼应。这显然由于某种力量的介入，因此，在1980年代，常常表现出对新阶级（比如当时的个体户）的美学上的质疑，这种质疑也可以说是非常隐晦地表达出各种力量，资本（包括国外资本）、权力（包括本土权力），甚至知识精英对新阶级的共享要求。也可以说，在1990年代，新阶级最终完成了它在美学上的合法性转换——一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模仿甚至包括奢侈品的消费。
酒店提供的，实际上正是一种“标准”的生活方式。这一“标准”现在也正在“复制”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打开任何一家装潢公司的广告，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这一“标准”化的生产程序。
这一“标准”同时也就是“阶层”的，或者说，它构成了一种“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装潢中，所谓的个人性并不曾真正体现，真正体现出的，却是另一种阶层性，而我们也正是在这种阶层性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认同。荒谬的是，也许正在这里，当所谓的“去政治化”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支持之后，我们却陷入了另一种政治的控制之中，这种政治也许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和分类，甚至控制。在这种控制中，我们所追求的，也许正是一种阶层性，它首先在想象的层面中展开。
跨国阶级和跨国想象
“观看——想象”固然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并且激发其某种身份的建构冲动，但是，它仍然不能替代实存的生活形态乃至更深刻的阶层差异。这种阶层的差异性，在1980年代，已经稍露端倪，然而，在当时的某种普遍性的政治——知识叙述中，这种差异性却被有效地遮蔽。可是，有一些细节，却仍然深刻地残留在记忆之中。
比如，1980年代，对这个城市的普通居民来说，空调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因此，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城市景象：在一些大的酒店或者商场的门口，总是会聚满乘凉的人群，他们手里摇着蒲扇，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享受着从那些宫殿般的建筑里漏出的丝丝凉气，这一景观常常会使我们想起1960年代的上海，就像一位作家叙述的那样，“1960年代的上海大厦门户紧闭，十分神秘。大厦下面空旷无人，穿堂风却一阵接一阵，连绵不断，是人们夏夜乘凉的风水宝地”（殷惠芬《虹口轶事》，《城市地图》第57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出版）。如果说，在1960年代的上海，存在着一种政治权力的等级秩序，那么，1980年代的上海，某种新的经济的等级秩序已经酝酿在那一时代之中。
因此，在有关酒店的叙事之中，还应该包括它的居住人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人群都已成为我们这时代的新阶级。
如果排除旅游观光的客人，那么，自1980年代开始，酒店的居住人群大致可以固定为：官员、知识精英、跨国公司的职业管理阶层，等等。这一人群实际构成的，正是所谓的新阶级，尽管这一人群的内部构成极为复杂，既有所谓的“新富人”，也有刚刚崛起的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但在当代中国的阶级图景中，已经占据了中、上层的位置，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上的统治阶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在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的生产意义上，我更愿意把他们统称为“新阶级”。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的增强，尤其是跨国资本的进入以及国际交流的日渐频繁，这一新阶级更多地具有了跨国阶级的特征，尤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更多地开始生产跨国身份的认同想象。而这一想象的背景正来自于通常所说的“全球化”。
而在所谓的“全球化”过程中，空间的重整便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它不仅型塑着所谓的新意识形态，也是型塑当代建筑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泽克的观察就变得重要起来：“跨国企业需要宏伟的建筑来标志它们的存在……大多数建筑和发展都由外国资本带动，并缺少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敏感……这些宏大的建筑物占据着马尼拉和上海等城市的中心，事实上在颂扬着遥远他方的成功。这个议题已在殖民脉络中广被讨论，但在今日全球市场和投资的交易所里却被大大地忽略了……这些交易所创造出一系列试图相互映照的现代都会中心……（与此同时）寄身于建筑环境中的文化遗产却成了罕有的商品。”（德里克《建筑与全球现代性、殖民主义以及地方》，见《中外文学》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