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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
作者：蔡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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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一西方想象在1990年代末期，由于得到了消费主义的强烈支持，而变得更加膨胀，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颠覆了陈丹燕的“西方”形象。在一些更年轻的作家的叙述中，比如卫慧，这一“西方”开始以某种“情欲”的形式出现，这一“情欲”的形式集中体现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倪可和马可的性爱关系之中。这样一种叙述显然被制约在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商品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而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商品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即在于它所致力的对人的欲望的生产，从而达到资本全球化扩展的可能。这可能也是某些批评家从消费主义角度对《上海宝贝》批评的原因之一（比如倪伟《论“70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同样有意思的是，在这样一种写作的无意识之中，酒店已经无法成为其经典的空间叙述形式，那种所谓的典雅或者高贵（陈丹燕“精神故乡”的构成元素之一）可能会束缚这一“情欲”的展开。因此，在《上海宝贝》中，更典型的空间开始从酒店向酒吧延伸。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倪可和马可的相识是在一次“重回霞飞路”的怀旧派对上，“地点选择在位于淮海路与雁荡路交叉口的大厦顶楼。1930年代的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像打在上海怀旧之心的一个蝴蝶结”，可是，倪可和马可的真正的“情欲”展开，却必须借助于另一种空间形式，“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正呈现出一种快活的气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币、肾上腺激素的气味就这样飘来飘去，百老汇的轻喜剧气氛……音乐是Hquse和Trip－Hop,都是酷毙的工业舞曲，如暗火狂烧，钝刀割肉，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间蒸发，直到大脑小脑一起震颤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这一境界就是“我跳起舞来就幻觉联翩，灵感如泉涌，这是身体过度解放的结果”。而所谓的“情欲”在这一空间中彻底展现，小说中，就是在“阴阳吧”的厕所中倪可和马可的性爱过程的详细描写。这样一种空间的变化形式，似乎拉开了“老上海”和“新上海”的距离，也似乎说明了所谓“西方想象”在上海的不同意指。但是，这一空间的转移，却同时经典地解释了，为什么“老上海”会成为“新上海”的生产装置。
结语
酒店，以及酒店的各种建筑形式，正在生动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进入、观看甚至谈论。在某种意义上，谈论可能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进入方式，这一谈论包括媒体的报道、言论、广告、各种文学或非文学的知识叙述，甚至百姓的街谈巷议，等等。这些谈论构成了某种对物的解释体系。而按照霍尔的说法，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凭我们带给它们的解释框架给各种人、物及事以意义，这一解释正是我们围绕这些“物”编织的各种叙述、故事（及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强调，“正是通过文化和语言，意义的生产和循环才能发生”，也因此，“文化渗入了整个社会”（参见霍尔《表征》导言部分，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1980年代以后，围绕“酒店”所逐渐建构起来的解释框架或者解释体系，可以看出某种明显的现代性的印痕。它建构并导引着我们的现代性想象，这一想象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开始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一想象中，某种现代的都市生活被生产出来。而在上海，这种生产有效地利用了“怀旧”的方式，并使得“老上海”成为“新上海”的某种生产装置。这一“新上海”内含着一种“财富”的观念想象，而在更多的时候，它以一种“情欲”的方式编织自己的叙述、故事及幻想。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一种幻想之中，同时感受着这一幻想带来的饥渴、憧憬、焦虑、折磨、安慰和自我安慰。
蔡翔，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何谓文学本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