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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
作者：蔡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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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文化遗产”并不在我的讨论范畴，我关心的只是，在这样的空间重整中，所被生产的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涵义，或者所被重新型塑的生活方式以及想象方式。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跨国资本就已开始向中国的酒店业转移，时至今日，我们对“希尔顿”、“波特曼”、“香格里拉”、“喜来登”等跨国公司已经耳熟能详。这些跨国公司旗下的酒店不仅在上海，同时亦已向中国内陆蔓延，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管理方式、建筑外观乃至更深刻的具体内涵，都已被中国企业所模仿。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国内国外资本的差异，而是它们共同型塑的统一的生活愿景。这一愿景外在于人民的生活，但作为某种想象方式却渗透在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生产之中。这一统一的生活愿景，事实上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路线图，借用某家酒店的广告，就是“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家”。在这样的路线图中，“本土空间”开始转化成一种“移动空间”（一样的家）。这一空间，被阿帕杜莱形容为“没有位置感”，它造成的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的结果。这一结果“其中既有这个世界难以言喻的麦当劳化的作用，也有本土居民对人和事务的全球流动既充满欲望又心存畏惧的极其微妙的作用”。而在意识形态乃至文化的层面上，这一愿景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一个冒牌美国人的民族”。而在阿帕杜莱的叙述中，更重要的是他的“非领土化政治”的理论，也正是这一“非领土化政治”，构成了全球化的五种图景，这五种图景分别是：人种图景、媒体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参见阿帕杜莱《全球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北京三联书店）。
当本土转化成一种“异域风情”，它此时满足的，仅仅是一种观赏的需要，这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在我们的意识中重新“本土化”，这样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它需要的恰恰是另外一种历史叙述的支持，以作为我们此时观赏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重新复活的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事件，这一事件被媒体、资本、文化商人以及知识分子充分放大，并以此重新叙述了一段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怀旧”。
类似这样的“怀旧”事件在1990年代的上海层出不穷，所谓的“老上海”以“十里洋场”的老照片风格出现：欧式的古典建筑、舞厅、酒吧，或者石库门、弄堂，其间还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文字以及图像叙述——小说或者影视剧。“老上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殖民时代的历史图景，这一图景是优雅的、温和的，甚至是美丽的。而另外一些上海，比如“冒险家乐园”的上海，“革命”的上海，夏衍《包身工》里的上海，等等，则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甚至被彻底颠覆。
因此，199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开始被重新型塑，包括它的历史。这一型塑的当代特征或许正如德里克所言，“当代跟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的世界之间最重要的分别，可能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上，殖民主义因着殖民者所宣称占有的更高的文明而变得合法，在其所有关系的复杂性中，这种更高的文明得到为受殖者辩护的人所认可。”这一所谓“更高的文明”因为全球化的世界愿景而被得以普遍认可，甚至获得其合法性的依据。阿帕杜莱针对菲律宾人的怀旧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爱好和共鸣，就是那种‘超现实’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写照……然而，要想描述这样的情境，美国化无疑是一个苍白的字眼，因为菲律宾人唱美国歌（大多数是旧歌）固然又多又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它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在一种日甚一日的全球化的扭曲状态中，这些菲律宾人怀念的是一个他们从来未曾失去的世界，詹姆森最近把这种状态称为‘针对目前的怀旧’。这是全球文化流动政治中的一种主要的反讽现象，在娱乐和休闲领域里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式的怀旧滋养着菲律宾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实质上是一种超级能力的再生产”，是“一种没有记忆的怀旧”。尽管上海和菲律宾的怀旧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同样都包含着某种“欲望”或者某种“超级能力的再生产”。
这种“欲望”或者“超级能力的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就是一种跨国身份的认同想象。因此，“老上海”所要致力生产的实际上是一个“新上海”，这一“新上海”被镶嵌在全球化的世界愿景之中。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尽管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成为一道酒店“风景”，但却从未在上海的酒店普及，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上，人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个“新上海”，一种现代的生活模式，因此，“怀旧”只是一种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装置，它生产，但本身却难以转化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当下的生活方式。
西方想象的空间形态
今天，酒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而且，还是一种财富的炫耀，实际上，权力、财富和身份在当下已被有效地统一在一起。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各类媒体上读到酒店这样的抱怨，比如，“目前，上海共有25家五星级酒店、41家四星级酒店，全世界已有17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上海投资或管理高星级酒店，每年都需要数以千计的国际化酒店管理人才。然而，懂国际惯例、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强的本土管理人才严重短缺”。再比如，“除了中高层管理人才，中西餐厨师、日韩料理厨师、酒店设备维护、餐饮客房服务等技能型人才也十分紧缺。几年前，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出50万元的天价年薪招聘一名西餐总厨，没想到应聘者寥寥，最后费尽周折才从法国引进一名总厨。西餐总厨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还要对世界各国不同风味风格和口味的西餐了如指掌”（《高星级酒店高级“洋打工”近千人》，《新民晚报》2006年10月13日）。这样的叙述，显然拉开了酒店和普通民众的距离，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距离中，酒店成为一种想象的空间形态。
同样，在今天，对权力、财富和身份的想象，并不完全是“本土”化的，更多的时候，它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西方”成为一种美学标准，进而有效地把权力、财富和身份统一到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并使这一阶层获得美学的甚至是文化的合法性支持。因此，这一美学的或者文化的合法性的寻找，就成为某种叙述，尤其是文学叙述的主要的政治性诉求，比如某位作者这样定义上海，上海“不是典型的法国城市……它也不是典型的日本城市，……它当然也不是地道的美国城市，……但，它早已不是典型的中国城市”，所以，“上海从来就是一个有渴望的城市，所以它从来就没有江南的宁静冲和之气，离开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极其遥远，上海渴望的是自己投身到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去，它是在一个被强加的世界主义的环境中诞生的，就像一个混血儿”（陈丹燕《上海的渴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在这样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描述中，明显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愿，这种意愿导致了想象的终点。
镶嵌在这个城市中的酒店，尤其是那些高星级酒店，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了这一“西方”的空间移植，它复活，也许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是再生产了上海的殖民地记忆。
因此，这一空间常常成为某种文学叙事的空间形式，文学借助这一空间，而展开有关“西方”的各种想象可能。比如，“在上海人的心里，黄浦江边上的，绿色铜皮瓦楞装饰的花岗石的大楼，和平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在那些怀旧的上海人心里，它是他们梦想中的故乡，它即使是在阳光最好的夏天，也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让人心里轻轻地一沉；因为岁月而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即使是在最龌热的夏天，也是清爽而典雅的，让人想到不该穿着露脚趾的鞋子；路过大堂，褐色的高大护壁板，黄色的铜栏杆，青春时代建筑的黑色铸铁花纹旖旎浪漫地曲卷着，都是过去，都是过去，在老式的圈椅里坐下，还没有等到自己叫的咖啡，已经闻到了那香气，那是多少年来，多少杯热咖啡在点点滴滴的地方留下来的气息。只要一分钟，你就能想着回到过去时代里的人”（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的“西方”在这一怀旧的空间想象中，极其生动地被再生产出来。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在讲述“阿三”的故事时，同样借用了酒店这一空间形式。如果说，在陈丹燕那里，“西方”已经深入她的无意识之中，并且成为她的所谓的“精神故乡”，那么，在《我爱比尔》以及王安忆的其它一些小说中，则生动地再现了这一“西方”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以及逐渐破灭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通过阿三和比尔的情感关系展开，同时也有效地通过阿三和其他一些外国人的关系展开。正是在酒店大堂，阿三结识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酒店大堂就这样向阿三揭开了神秘的帷幕”。尽管阿三“也意识到，凡热衷于在大堂搭识女孩的外国人，大都是不那么正经的。……而且，这些为了生意和供职在中国长期逗留的外国人，生活又是相当枯燥的，其中有一些，意趣也相当低下。这是有些出乎阿三的意外，她以为这些卑俗的念头是不该装在这样希腊神轮廓的头脑里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她尽往好处去理解他们，直到真正的上当吃亏。才醒悟过来。这种失望的心情，是她对自己也不便承认的”。可是，沉溺在西方想象中的阿三已经完全异化，“虽然大堂里的经历带给阿三挫败感，与这些外国人频繁建设又频繁破灭的亲密关系，磨蚀着她的信心，她甚至已经忘了期望什么。可是有一桩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她缺不了这些外国人。她知道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可她还是喜欢他们。他们使得一切改变了模样，他们使阿三也改变了模样”。作家温和地切入到阿三的生活世界，展示了这一西方想象的异化过程，隐匿其后的批判立场却相当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