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母校的回忆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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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去看书。阅览室有400平方米面积，数万种图书。我在那里知道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安徒生，知道了卓娅和舒拉，也了解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辛，夹金山的风雪。有一天，刘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数学家的故事，说到此人在敌人进了家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坚持要把一道数学题解完，结果被敌人打死了。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以后是要当科学家的，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的，所以你们应当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有的男同学立刻表示不同看法：当科学家实在是不容易，得吃多少辛苦，像那个死到临头的数学家，死得一点儿也不壮烈，有什么意义?不如当兵保卫祖国，即使死了也能成为英雄。这样的想法是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学生的思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在八一学校度过了充满阳光的少年时代。矫老师弹奏的钢琴曲，师生们排练的音乐短剧《草原英雄小姐妹》、《钱包》；元旦晚会上老校长悠扬的笛声，时常在我的眼前过着电影，回响着旋律。在我即将结束小学阶段步人中学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三、“造反有理”
1966年夏季，广播里不再教唱革命歌曲和领做眼保健操了，几乎每天都在播出北京方面的“革命形势”，先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尔后又开始批判“三家村”。为了跟上“革命形势”，学校无休止地组织学习姚文元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我第一次理解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含义，并在笔记本的后面记下报纸上点名批判的“黑帮”分子。
学校每天都能从广播里和报纸上获得新的消息，“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老师们震惊，学生们兴奋。
大多数的老师都在静观其变，而有一些激进的老师已经开始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在主楼收发室的西侧，专门倒出了一个宽敞的房间，张贴起来。有了开端，学生们也不甘示弱，该是我们表现英雄行为的时候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练习的“仿格”派上了用场。“拿起笔来做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凡是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成了我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是考验我们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原则问题，也是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走不走英雄成长道路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容许有任何的犹豫和彷徨，因此，学生们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形势的发展一天一个样，我在笔记本上记下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而在学校主楼会议室张贴的大字报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从室内蔓延到了整个走廊。
校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工们开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成了这次运动的重点。老师们则一改往日的“师道尊严”，见到学生都满脸带着笑容，惟恐惹祸上身。
当我的笔记本上记载了20多个“黑帮”分子的时候，我们的校长齐玉田被揪了出来。连续几天，我都看见他和其他两位校领导在实验田里劳动。骄阳似火，齐校长穿着挎篮背心，脖子上搭了一条白毛巾，高大肥胖的身躯显得十分疲惫，他那满脸汗水、心事重重的样子使我感到可怜。在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他现在已经成了被管制和监督改造的对象，已经不能再和我们处于同一阶级立场上了。
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向北京进发，向全国各地进军，开始革命的大串联，而一些人又聚集在一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组织成立初期，很有点像当年占山为王的绿林起局子、报字号。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组织，到处是穿军装、扎武装带的青年人。长春八一校园，也成了绿色的军营，红色的海洋。初中生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女生成立了“红色娘子军”。
老师们则组成了“永祥战斗队”——起这样一个名称，是有一定的意义的。1966年10月10日，钱塘江大桥的警卫战士蔡永祥，为推开横在铁道上的断木，牺牲在车轮之下。我校音乐教师矫桂茹到外地串联恰好经过那里，目睹了英雄壮举。她从现场捡拾了一块带血的石头，作为纪念。为了学习和纪念蔡永祥烈士，教师组织便启用了这个名称。
10月，活跃而纷乱的校园失去了秩序，整个学年的同学聚到一起也不过几十个人。由几个被摈弃于教师组织之外的老师发起，我们成立了“红卫兵团”。红色的袖标上的明显标志是印上了“镰刀铁锤”。
住在同一宿舍里的同学只剩下我和李显、孙殊阳、周行、马嗣等5人，想干点惊天动地的事，又感到势单力薄。马嗣提议说，既然成立了组织，就得行动起来，造那些教师的反。大家一致赞同。想来想去，目标锁定在高升元老师身上。
晚饭之后，天已逐渐暗淡下来，我们5个人向家属区走去。
李显走在前面，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美式大头鞋，略显单薄的身体，活像一支钓鱼竿。我手里拿着武装带断后，心里充满了自豪感。马嗣则和周行在一起筹划着具体的行动计划，大家说，如果高的态度不好，下一步就开他的批斗会。
学校下坎那一趟红砖家属房已亮起灯光，我们叫开高老师家门时，高老师一家正在围着炕桌吃饭。
“高升元，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许你乱说乱动！”马思大声地喝斥道。
高老师已经愣愣地站到地上，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惶惑。
马嗣接着问道：“你什么出身?”
高老师满脸堆笑回答说：“城贫”。
这一下，该是我们一脸惶惑了。城贫算是哪个阶级的?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同盟军，还是属于专政对象的敌对阶级?尴尬了片刻，马嗣绷着脸又问道：“那你对这次运动是什么态度?”
高老师已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边解释着，一边作着检讨：“城贫，就是城市贫民，成分比较复杂，一部分是无产者，属于革命的阶级，另一部分是流氓无产者，是在旧社会做了一些坏事的沾染了旧社会思想和坏习气而又没有资产的一类，是应该团结和改造的。我虽然是属于革命阶级的，但是我也有旧的思想存在，我会在这次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和你们一起战斗的。”
我们的讯问继续着，但声调已软了许多：“你在课堂上有体罚和侮辱学生的现象，你应该好好地作检查。”
老师连声称是，并答应写成书面材料，过几天交给我们。
看着老师唯唯诺诺的样子，我的心里颇不是滋味，拿着武装带的手背在后面，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次造反行动。再看看身边的4个伙伴，眼神里也充满了同情，实际上我们的斗志，在老师站到地上的瞬间已经被瓦解，事先想好的批斗计划再也说不出口了。这次行动总计不到10分钟。
回来的路上，我们默默地走着，一句话也没说，只有李显的大头皮鞋踏出一溜闷响。
四、“色团”兴衰
红卫兵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没有形成气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每天无所事事，我们就上街看看大字报，或是去参观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好像是一场大戏的旁观者，而学校的另一个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则成了舞台上的主角。
红色造反团的成员，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军人后代，响当当的“红五类”，他们喊着最革命的口号，没有任何顾忌，他们把一切打、砸、抢、抄、抓的行动称做革命行动，个顶个儿地敢打敢拼敢闯。他们和当时的造反组织“体校造大”关系密切，由“体校造大”拨给了一批白色的“回力”牌运动鞋，穿在脚上，离得老远，就知道“色团”来了。
“色团”的总司令叫王向，瘦小的个头带着猴相。下面又分了若干个部，有个部长叫沈立江，最富有攻击性，是个谁也惹不起的人物。有他的撑腰，在我们红卫兵团的弟弟沈立滨也耀武扬威起来。后勤部长叫胡泽义，据说他爸爸是军区的后勤处长，因此他比他爸还高了一个级别。
红色造反团成立之后，似乎只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死保了校长齐玉田和生活老师曹敏英。据说齐校长在战争年代救过胡部长爸爸的命，胡部长知恩图报，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齐胡泽义”。
“色团”成员的手里经常拿着根齐眉短棒，除了打人之外，就是砸碎了走廊里所有的玻璃。他们搜遍了每一个角落，能砸的都砸，见东西就抢，说是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卫生所、音乐教室、图书馆，以及装物资的仓库等都叫他们砸个稀烂。
卫生所的昂贵器械有的叫他们砸坏了，有的被捧回家里；音乐老师似乎已预感到劫难的发生，事先将数千张珍贵的胶木唱片藏在地板下面，结果仍然没有逃过色团的耳目，他们抢走了老式的电唱机，听着30年代的歌曲，听腻了，就把唱片砸碎，唱片的碎片，扔到楼前的操场上。电影放映机也搬到了“色团”的宿舍里，仅有的一部故事片《海鹰》也在看腻了之后砸毁。
有一天，“色团”撬开了一个楼梯间，将正在流通的就餐券盗了出来。这样，他们在职工食堂里大吃大喝，每天都吃最好的饭莱。直到一周之后，才被学校发现，就餐券宣布作废，满院子的就餐券随风起舞。
学校的图书阅览室也是在劫难逃，因为那里“封、资、修”的“毒草”垂手可得。我和红卫兵团的战友进到阅览室是在被砸后的第二天上午。空旷的房间里一片狼藉，高大的书架被全部拉倒，地上的图书有一尺厚。
这所读书的殿堂，曾给了我多少知识和营养，织成了多少梦幻和理想。可它还是被破坏了，破坏得面目皆非，不成样子。我在地上翻捡着，挑了一大摞认为有用的书出来，以便打发停课的时光。
“色团”集体行动的时候，学校的教职工就遭了殃。
1967年秋，红色造反团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兆清，陪斗的是学校的女司机。张的罪名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普通的炊事员，少言寡语，人很能干。张站在台上，由两名红卫兵倒剪双手，腰弯成九十度，脖子上挂了一块小黑板，名字上打着醒目的红叉。批斗后不久，由于他的交代不能令人满意，由“文斗”升级为“武斗”，脖子上的小黑板增加到3块。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拳脚相加，张在台上大汗淋漓，痛苦不堪。当张和那位女司机被押出会场时，过道两侧的学生们开始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了。“色团”的付鑫猛地一脚踢在张的脸上，张满脸是血，瘫倒在过道上，女司机也没有因为是个柔弱女人而得到丝毫怜悯。当他们被拖过会场时，拳头就像雨点一般砸在身上。人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威力。
我当时正坐在过道边的位置上，当我的拳头举起的时候，竟悬在半空中，那殷红的血色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唤醒了我的良知，强者与弱者形成了巨大反差，使我亲睹了什么叫做“残酷”。我终于放下拳头，默默地坐到凳子上，为这两个可怜人抱着同情，又为对敌斗争的软弱而自责。第二天，我在主楼前厅又见到了付鑫，他那双白色的回力鞋上还染着血迹。张兆清因不堪凌辱和打骂，在不久后的一天夜里，掰开指头粗的铁栏杆，逃到亲戚家里躲藏起来。
“色团”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动机完全出于个人的恶习。有的成员从体育教研室抢来了汽枪，就用铅弹追打老师。有一次竟打在“红色娘子军”一位女同学的脑门上，好在距离较远，只伤了皮肉。
“红色娘子军”摹仿当年的琼崖支队，选了一个男同学季桐做“党代表”。“色团”的盛夏认为季桐钻到女生堆里头，是给男同学丢了脸面，很是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