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母校的回忆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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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有一天他与“党代表”相遇，盛夏将“党代表”按在地上，双手死死地掐住了“党代表”的脖子，“党代表”昏了过去。如果不是老师发现及时，恐怕“党代表”性命难保了。
1967年1月24日，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将“工人自发造反大军”、“群众自发造反大军”，以及“体校造大”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批斗了抓体育工作的副省长张文海，以及3个组织的负责人。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采取的过激行动，也是那些造反起家的风云人物造成的恶果。由于我校的红色造反团和体校造大关系密切，又在学校的名声很坏，所以，红色造反团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学校举办了“红色造反团罪行展览”，在陈列的物品中，有色团打、砸、抢、抄来的教学用具、体育器材，以及电影放映机、电唱机、汽枪、冰鞋等，学校的各种物资真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把日军指挥刀放在醒目的位置上，那是“色团”一名成员从家里偷出来的，是他的父亲在战场上缴获的。作为战利品，八路军赠给了那位革命功臣。而这位革命功臣的后代，却把刀挥向了自己的同学和老师。
1968年，大规模的“清队”运动开始，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我的老师刘中夏也被“清理”出来，他的罪名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那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只要被发现和揭发出历史问题，立刻就成了专政对象，进而隔离，交代问题，接受审查，遭受非人待遇。
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了那个搞摄影的教工，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学校，因为是上坡，半小时的路程，他已累得浑身是汗。没等到校门口，他就让我下来，我原以为他是骑不动了，才这样做的。但到中午的时候，我见一个红卫兵手持武装带站在一个教室门口，就走过去，好奇地向教室里张望。我吃惊地看见，那个教工蜷缩在角落里，身下只有一张草垫子，四面的窗户已被堵死，只有一张课桌上亮着一只昏暗的台灯——他也成了专政对象，被隔离审查了。
学校的斗、批、改运动掀起了第二次高潮，铺 天盖地的大字报，乱纷纷的校园，躁动不安的人 群。师生们亲手点燃的斗争烈火，最终烧到自己 头上。
早在“文革”初期，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 富治在视察了某校之后说：“干部子弟集中寄宿 制，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必须予以解散。”这个 讲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和 冲击波，使全国各地许多类似的学校面临着或存 或废的抉择。
1968年初，学校的走廊里贴出了洋洋数千言 的大字报“集中寄宿制——培养修正主义的苗 圃”。大字报写道：“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抵制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在 教育阵地上公开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贩卖资产阶 级黑货，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为刘少奇推行资本 主义全面复辟做思想方面和干部方面的准备。而 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的教育制度，是他罪恶的组 织部分”。“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长期脱离工农 兵，脱离阶级斗争，培养特权思想，这种教育制度 一定要砸烂。”
无论是“温床”，还是“苗圃”，都毋庸置疑地击 中了要害。一所苦心经营了十数年的学校，在一片 声讨之中分崩离析，宣告解体。
那年夏天，我在斯大林大街上遇到了刘中夏老师。他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清癯的脸孔更加晦暗、蜡黄。我走到他的身边，叫了一声老师。其实，刘老师早就看见了我，我知道如果不是我走过去，他是不会主动和我打招呼的。他说，我被隔离审查的事你知道吗?我未置可否。刘老师接着说道，现在我已经“解放”了，学校解散了，暂时还没有工作。
我默默地走开了，心里布满了阴云。
从此，我与老师和同学们彻底失掉了联系。时隔37年，那段苦乐年华，时常引起我的回忆和感叹，永生难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文大部分当事人采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