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
作者：曹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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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安排上，除各院系照常设原来一些必修选修的专业课外，日文和伦理是全校必修的科目。日文自不必说，想让中国学生从感情上接受日伪统治，首先就要从语言上着手，日文理所当然成为必修科目；至于伦理一科，日伪很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想利用儒孔的愚忠思想为其服务，提倡中日文化一体，宣扬“大东亚文化圈”，因而伦理学也成为必修科目。日伪还非常重视体育，经常组织运动会和各种球类比赛，让学生接受日本式的强健训练，培养青年学生的团体服从精神，使中国学生成为其兵力的补充。
四、伪北大的教师与学生
伪北大对教师聘用的规定比较严格。各院聘请教授、副教授，须呈报教育部批准，教师资格由教育部审查，审查材料包括履历表、学位证书，还有著作。同时还竭力拉拢、招揽社会上一些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学者、文人来校任教，为其充门面、增加威信，以更好地达到其文化奴役的目的。
伪北大的教员以中国籍教员为主，还有一些日籍和其他国籍的教员。中国教员中有留日背景的人员比重较大，一方面，这些教员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伪利用华人来影响华人的奴化政策。日籍教员中，有一部分是教书为名，监视为实，也有一些为谋生而到北平的，还有少数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的中国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教员为生活所迫，到伪校教书属于无奈之举。北平陷落后，来不及撤走的教员生活无着，除了仅剩的一两所教会大学外，就只有到伪政府控制的“国立大学”任教。伪北大教员容庚在1945年11月7日《北平日报》上发表的《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上对此种境况亦有所说明：“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
除了在教职员的选择和管理上“煞费苦心”，日伪对学生的挑选和控制也下足了功夫。伪北大的学生，原则上是选拔公立或已在案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的学生，经过入学考试，及格者可入校学习。学生以中国学生为主，也有一些日本学生。中国籍学生以华北沦陷区学生为主，兼收东北地区以及少量流落到华北的南方和内地学生。
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北大等同立高校上学的学生，都是神采奕奕，令人羡慕。而沦陷期间上了伪校的学生，个个都是垂头丧气、满脸愁容，不知如何是好，一点儿大学生的神气劲儿也没有了。当时老百姓们也都知道：上学最好不要上日伪办的学校，即使抛开热爱祖国、仇视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感情不淡，为自身未来计，也要考虑到日伪学校的资格，将来是否能得到承认。因而不少学生，第一想辗转到后方去考大学，上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国立大学；第二在北京读辅十二大学等不受日伪控制的高校，名声好一些。但是除了毕业后的资格是否被承认，还有一个眼前的吃饭和学费问题。伪北大的学费为30元左右，比私立大学便宜得多，所以沦陷区中许多境况不好的家庭，由于拿不出足够的戗供子女上私立大学，也只有进日伪的大学学习。
留在北平的人们日子不好过，而遥想那些背井离乡、奔徙几千里、辗转到大后方的教员和学生，生存环境之恶劣、治学条件之艰苦亦可想而知。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没有哪里能够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没有人能够完全地置身事外，作为一名大学生的优越感早已被忧国忧民之心和沉重的负荷所替代。
日伪“共亲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侵略、奴化政策尽管有一定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公共必修课日文和伦理是学生们逃得最多的课，而学校组织的一些反共亲日演说，往往听者甚少。大部分学生同教员一样，对日伪的文化宣传反应冷淡。他们中一部分人往来于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一心只读圣贤书；一部分人热衷于做家教赚钱，或到社会上谋份差事；还有少部分学生参加了抗日的地下组织。
五、几个头面人物和事件
“总监督”汤尔和 “北京大学总监督”汤尔和，称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界和政界的“名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其间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参加同盟会。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2年成为北京医科专门学校首任校长。该校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是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并人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汤尔和晚节不保并不偶然。他是有名的亲日派，先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与奉系军阀的关系尤为密切，对日本十分崇拜。七七事变后，汤尔和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伪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汤尔和异常活跃，他经常以对外代表的资格发表宣言，接见新闻记者谈施政问题。之后他主要负责奴化教育，处处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
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同年11月8日，汤尔和病逝。
首任“校长”钱稻荪 北平伪“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后，“北京大学”不再设总监督，而改设校长，因此伪北大的总监督实际只设了一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钱稻荪。钱祖籍浙江吴兴，其父钱恂是晚清外交家，亦是主张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倡导者之一，其叔父即是五四时期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玄同。钱稻荪自幼随父游历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诸国，精通日、意、法、德文。归国后曾任教于北大和清华，教授日本及东洋史，并热心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引介。他是将但丁的《神曲》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稻荪先后出任伪北大秘书长、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与周作人一样，钱稻荪有着深厚的日文功底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或许这也是他放弃了自己的民族立场、甘心附逆投敌的原因之一。钱稻荪相信日本人一定会胜利，而中国如果抵抗则不但亡国，还会灭种。他在北平沦陷前不很得志，受到日本人的重用后，便甘心当他们的走狗。
这里顺便插说几句钱玄同。北平沦陷后，北师大迁往西安，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患高血压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同样有留日背景的钱玄同对待日本人的决绝态度，与钱稻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终日闭门谢客，拒绝为日伪组织服务。他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表示自己是“夏”而非“夷”，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钱玄同与周作人是故交老友，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一事，对他震动很大，悲愤交加，于 1939年1月17日突发脑溢血逝世。
北大留平教授 当初北大南迁时，校方承认的留平教授有4人，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和冯祖荀。周作人后面单说，此处不赘。孟森在沦陷后不久便病逝。他曾有诗规劝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友郑孝胥，从此与数十年老友绝交。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孟森强迫索取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孟森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区，地图曾刊载津、沪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被日本军部注意，故派兵强索。孟森因此气愤至极，步行回家，祭拜先灵并写下“白发孤儿辞先灵”诗句，后即卧床不起。
马裕藻，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曾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北平沦陷时，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其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马裕藻让其子马泰拒之门外不见，最后让马泰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不出，过着清寒的生活，1945年4月去世。去世前他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