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日伪时期的“北京大学”
作者：曹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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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祖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在北大任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北大南迁时，冯祖荀因健康原因滞留北京，曾在伪北大任教，其间曾协助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籍档案转移至昆明。1940年冯祖荀病逝。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返京，1947年由校方出面为冯祖荀重新安葬。
红楼地下室牢房 沙滩红楼是老北大最著名的建筑物，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策源地。北平沦陷后，这里的地下室成了日本宪兵的牢房。在《蒋梦麟自传》中有这方面的具体记述：
据说北大文学院的地下室已经变为恐怖的地牢。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说，不过后来我碰到一位老学生，在他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至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上村怒不可遏地说：“没有什么客气的，犯什么罪就该受什么惩罚！”他曾经连续三天受到这种“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简直不忍形诸笔墨。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查禁书籍运动” 1941年，日伪当局对所掌控的学校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查禁进步书籍的运动，伪北大自然首当其冲。查禁的主要目标是抗日及共产学说书籍，各种图书及新闻杂志，其记述内容与抗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4类思想有关的都在禁书之列。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直接负责，严格执行。难以判别性质的书封包送上检查，共检出抗日类书籍880册，国民党类915册，资本主义类544册，社会主义类964册，共产主义类1137册。日伪试图通过这一大规模禁书运动，进一步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
六、值得特别一提的周作人
日伪时期，失节附逆的名人不在少数，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文化名人周作人了。“周作人附逆”被人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三大谜之一。(另两谜系“李叔同出家”和“32国维自沉”，各自都有许多故事。)直至 20世纪末，有关周作人的各种研究依然是学界热点，而关于其“附逆”现象和因由，则于定论之外众说纷纭。
北平陷落前后，学术界人士纷纷南下，在乎的各高校也陆续南迁，但周作人却未出现在南下的队伍中。其原因一说是周认为南方是左翼作家的“地盘”，去了恐怕会对他不利；另说当他看到同事们纷纷离开北平，也一度犹豫过，但其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等人都不赞成，认为北平有众多“日本朋友”，即使日本人打进来，也不会为难他们的。周作人最终留在了北平，未随校南下。
1937年年底，北京大学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员来找周作人，说日本宪兵队派人看了学院，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留平教授孟森已经去世，马裕藻不愿管事，遂由周作人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本宪兵队长谈判，北大二院得以保全。这应当说是周作人为北大做的一件好事。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会是为鼓吹“中日两国文化提携”，实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而召开的。会后大阪《每日新闻》刊载了会议消息，并随发了与会者的照片。这是周作人附逆投敌的起始。
这则消息一经传出，中国文坛为之震惊。之后，谴责之声不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声讨周作人等的附逆行为；《抗战文艺》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夏衍、张天翼、丁玲等18位作家署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对周作人的作为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9年1月1日元旦这天，周作人在寓所被刺，因子弹打在毛衣纽扣上而未受伤。行刺者何人，一直以来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认为刺客为国民党特务。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还有一说是天津一些中学生组织的“抗日锄奸团”所为，其动机是为了爱国抗日，惩治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是却使正处在欲隐不能、欲走又不肯的苦闷中的周作人作出了抉择。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收下伪北大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这是周作人接任伪职的开始。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北京大学”委派他为文学院筹备员一职。此后，周作人时而参加伪北大的各种会议、与钱稻荪等人商讨文学院事宜以及参加招待日伪的宴请等。
汤尔和死后，“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出缺，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周作人就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来龙去脉颇为复杂，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教育总督”：一职由于汤尔和的死而出缺，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其背后有日方一派力量的支持。而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一派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场争夺战引起了包括国共两党和美国等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结果，被于今一派学说认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周作人出任伪督办，而抵制为祸较烈的缪斌。不管周作人是百分之百的主观，还是百分之五十的主观、百分之五十的客观，归根结底是他“走马上任”了，从“半只腿入水”变成“完全下水”了。
纵观周作人附逆的经过，他不顾民族大义，投敌附逆，成为历史的罪人，给自己带来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这些固然令人愤慨；而他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点点地丧失独立人格，最终沦为政治的附庸，既可悲，也是莫大的嘲讽。
七、伪北大的灭亡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这所“国立北京大学”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1945年国民党教育复员会议上对日伪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进行了讨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严处理，侧重于士林气节；一是从宽处理，侧重沦陷区教育界反抗敌伪的事实，以收拾人心。最后在会议闭幕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作了总结：“一方面要严办，同时要用教育的力量来弥补过失，要使收复区各级学校与民众的错误观念，尽快纠正过来。对收复区的青年与儿童学业，要以十分关切和诚挚的态度来处理。”国民政府对伪北大作出的决议是：(一)立即解散； (二)伪校教职员处置办法，照通常办理；(三)伪校学生由教育部另筹安排办法，其后方原校不承认其学生籍。
1945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由傅斯年暂代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其人一贯出言无忌，雷厉风行，人称“傅老虎”。他为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保持北大的纯洁和爱国传统，对伪北大的教职员一概摒弃，坚持不予录用。
傅斯年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为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当时北平报纸评论傅斯年对伪教人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这一形容恰好说明了傅的人格和气节。
在这样的政策态度下，伪北大教职员在伪北大解散后，都离开了北大，傅斯年“为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的想法实现了。
在伪北大上学的学生，则须经过甄别和补习，再进入北大学习。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于1945年11月建立，伪北大各院系学生被安插在临时大学1—8班进行学习，期终考试合格者方能进入恢复后的北大及北平等大学继续学习。伪北大的肄业生经甄审合格后，按成绩编定相当年级，发给转学证明书，由甄审委员会予以2个月553个月的补习后发给证明书，相当于毕业证书。毕业生也须登记甄审合格，各机关方得予以任用，而赴日等敌国留学学生，一律不予登记。
这些做法也引发了伪北大学生的不满及与政府之间的一些冲突。1946年3月，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校友联合会召开反甄审大会，到会学生代表600多人，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拒绝甄审，发表《北大师大校友联合会甄审登记公开信》，呼吁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济南及各地青年学生、毕业生，“迅速联合起来，共同为要求民主、争取本身的自由平等而奋斗”。5月26日，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校友联合会在师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要求立即取消甄审，会后组织请愿游行。翌日，复派代表到行辕谒见李宗仁，要求取消甄审。6月教育部在甄审问题上迫于压力，步步退让，最后不了了之。
至此，伪北大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实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伪北大的兴亡，在厚重的中国现代史中，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中，它被视为异类，连左道旁支都谈不上。但它确实存在了七八年的史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屈辱的一页，应当为我们所了解，加以研究，引以为鉴。